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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他们找了份喜欢的工作

夏日的一天,付颀接到了一个电话,老伴儿一听又是让他去拍戏的,连忙摆手,让他推掉。

付颀今年66岁,从银行退休后,做了一名群众演员,他脸型圆润,额头平整发亮,花白、不算茂盛的头发齐整整地梳向一边,出演的多半是领导干部和行业精英。

他听说这次是一部金融题材的片子,来了兴致。但老伴儿担心他的身体,不愿让他瞎折腾。

年轻时,付颀忙忙碌碌。退休后,他也没有闲下来。疫情前,他飞去全国各地拍戏,最南去过昆明,最北去过海拉尔,一周只在家两三天。他说,这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

对于退休生活,有很多约定俗成的想象——它应该是忙碌的,从职场这个战场退下来之后,接着转战家庭,照顾孙辈;它也应该是闲逸的,每天睡到自然醒,有打不完的麻将、旅游和跳不完的广场舞;或许还有一些落寞,笼罩着被社会抛下的凄凉。

然而,也有一些老年人像付颀一样,退休之后,开始追梦,开辟第二份事业。

银行前行长逐梦影视圈

新戏的取景就在付颀工作过的银行营业厅内。

他扮演的是一个被诈骗的老头儿,不顾银行工作人员的劝说,非要把大半辈子的积蓄转给骗子。在镜头下,他穿着一件白色的Polo衫,站在自动汇款机前,用银行卡指着柜员,破口大骂。

演戏时,付颀的脸被胀得通红,脖子因为激动也变粗了。结束后,导演夸赞付颀说:“您的戏真是有生活”。

对这样的场景,付颀最熟悉不过,退休前,他在银行工作,还曾当过八年的支行行长,见过许多要给骗子转钱的老年人,你劝他,他还骂你,甚至,有人还要上手揍人。

戏演完了,负责安保的工作人员认出了他,从银行的监控室走出,问:“您是不是付行长?”

付颀成为演员最初是“曲线救国”。年轻时,他喜欢写作,写过诗歌、剧本。在金融界几十年,他经历了很多。有些事,比电视剧还惊险悬疑。退休后,他就把这些事编成了故事。《影子行长》是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来自他的亲身经历,关于银行巨额财产丢失的故事。他还写了一本父子关系的小说《父与子的战争》。

他想把自己的小说拍成影视剧,但没有合适的机会。有人给他出主意,你长得像领导干部,要不去先做群众演员,进入影视圈,认识一些人。

有一次,他听说,一个剧组正在招能扮演高级干部的演员,便特意穿了西服、打了领带赶过去了。刚到那儿,副导演就把他叫住,让摄影师给他拍了张照,还问他“下礼拜有时间吗?”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你被选上了,就是你了”,工作人员对他说。

到了剧组,付颀才知道他出演的是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那是一场领导开会的戏,一群被选中当干部的演员站成一排,付颀本来在最边儿上,后来,副导演看他派头像大领导,让他去坐主席台的最前面,扮演一位副省长。

副导演问他:“这开会的戏,您能拍吗?”

“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就开会。开会是我的本专业,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皱眉,什么时候该点头。”他开玩笑地说。

大灯啪一开,三台摄像机架着,几十人围着,有举着录音杆的,有拿着灯的,坐在主席台的付颀却表现得特松弛。

有一场戏,剧本写的是中央首长一脸怒气站起来走了,现场的人呆若木鸡。付颀说:“中央首长来了,发脾气走了,不能这么走,你得送。即使不是所有人送,主要领导也要送。你不送,以后怎么在官场上混?”

再开拍,这场戏就改成省长、副省长、秘书长三个人起身追上去送首长。

 

顾不上个人爱好

高中毕业后,付颀去当了兵,退伍后,面临转业,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去铁路系统,一个是去银行系统。母亲认为,进银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让他选择去银行。付颀特意跑到家门口的银行偷看,见工作人员在屋里头办公,每人一个办公桌、一盏台灯,挺安静的,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进入了银行业。

“那个年代,你只要有个工作就很好了,不像现在年轻人可以挑。刚入行,不管让你干什么,你都得接着。先干着,再一点点往上熬。”付颀说。

他从最基层的记账员开始干起,一边上班,一边上各种培训班,之后一路升了科长、处长、支行行长。后来,银行成立了一个金融公司,他被调去当了副总。

退休前,他几乎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每天六点半起床去上班,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到家。当支行行长时,一个月要值七八天的夜班,年三十都在单位值班,春晚从没在家里看过。平时常要出差,孩子的家长会也没参与过。

年轻时的爱好,自工作后,都被他抛诸脑后。“脑子自动化觉得这事跟我没关系了,我现在进银行了,我要搞好工作,往上走”。

92岁的盛瑞玲出生于战争年代,在年轻时,也同样顾不上个人爱好。她祖籍在山东,退休前,在中国矿业大学做校医。1962年,儿子刚满2岁,她和丈夫响应国家号召,一起去援藏,成为那曲人民医院的医生。儿子被放在了成都的幼儿园,由当地政府负责照顾。

高原交通不便利,医生出诊都是骑马,还驮着衣服、被子、脸盆、牙刷、牙膏。夜晚赶路,找不到帐篷,就直接从马上取下被褥,睡在雪地里。“睡在雪地里不冷,化雪了才冷”,盛瑞玲回忆。

刚到西藏,盛瑞玲不会骑马。有一次,马受惊了,她从马上摔下来,昏迷不醒,轻微脑震荡,是当地牧民救了她。

医院放探亲假时,盛瑞玲带着两包糖去成都的幼儿园看儿子,一进园,所有孩子都喊她“阿姨”,包括自己的儿子。盛瑞玲的眼睛立刻湿润了,她觉得自己亏欠儿子太多。

“这是妈妈”,幼儿园的老师指着盛瑞玲告诉儿子时,儿子才让她牵手,跟她出去玩。

 

退休焦虑

58岁时,付颀收到了要他退居二线的通知。

之前,到了办公室,一坐下,一大堆文件等着他批,“这个事情,一定注意以下一二三四五……”每天有开不完的会,有时是同事听他讲话,有时,他听领导讲话。

突然有一天,办公室说要“开会了”,他刚要去,才反应过来,“是人家去开会,没有我”。有时,在办公室坐一天,连个电话都没有。“一下子觉得自己被人抛弃了,没用了,变成一个废品了,挺失落的”。

忙了一辈子,总盼着能清闲几天,没人找、没会议、没电话……可突然之间有了这一切,又有点无所适从。

51岁的春鸣刚刚退休,她也度过了一两年的彷徨期,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整天以泪洗面。退休前,她在企业里做管理层,负责宣传工作。即将50岁时,春鸣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提前转岗退休,还是再熬五年,等到了法定退休年纪,再退休。

刚进公司时,春鸣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之后,她结婚、生子,孩子上大学了,都没离开过这家公司。她那个年代的人认为,工作是为了让老年生活有个保障,一家单位要呆一辈子,“熬”也要熬到拿退休金。

在公司,春鸣一个人拥有一间办公室,工资待遇不错。工作内容很熟悉,干得很顺手,压力小,但春鸣还是觉得不顺心,“我喜欢自由地安排作息时间,不必请假,不必加班,不必在旅途中,做计划、写文案”。

年轻时,她动过几次辞职的冲动,但那个年代思想保守,大家都不敢辞职。“辞职,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感觉很可怕。”春鸣说。

她颈椎、腰椎不好,失眠严重。退休前的一年,她常常晕晕乎乎的。一份工作做了三十年,对每天重复的工作内容,春鸣也早已倦怠。年纪越大,越觉得时间不等人,对自我实现的渴望越强,内心还有股冲动,想尝试一些新东西。

但家里的经济压力不小,儿子将上大学,之后留学、成家立业……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再忍五年,意味着家里多一笔收入。单位也不赞成她退休,她向领导提了几次提前退休,都被劝回了。

距五十岁生日越近,春鸣越焦虑。“你整天哭哭啼啼的,那就别犹豫了,退了吧,明天早上就去向领导提。”丈夫说。

50岁的前一周,春鸣申请了提前退休。

第二次选择

春鸣从小喜欢朗读。前两年,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开始做有声主播。

她在家里布置出了一个录音间,一张桌子被窗帘围住,窗帘上挂满了红红绿绿的玩偶、枕头和各种棉花制品,玩偶和棉制品可以有效地防止混响,桌子上是一个话筒和一台电脑。

去年,她还申请了一家机构有声演播教学老师的职位,和她一块应聘的大多是科班出身,有学过播音主持专业,也有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

那段时间,春鸣每天中午不吃饭,看书,在网上找各种资料,归纳总结。她试音经验丰富,更能针对性回答学员的问题,在这方面,她知道自己更占优势,但还是焦虑地四天四夜没睡着。“我心眼小,做事喜欢苛求完美”。但好在考核最终通过。

盛瑞玲退休后则成了一名老年模特,她从小长得就漂亮,上学时,学校组织演出,她演过《昭君出塞》里的王昭君,还演过《牛郎织女》里的织女,以及《红楼梦》里的袭人。她爱美,小时候,鞋子脏了一点,就要刷,总被父亲批评。

“现在大家都喊‘美女’‘帅哥’,我们年轻时,是不能夸人好看的”,盛瑞玲说。她所在的时代,大家避谈“美”。但在那个大家都穿黑色、灰色、蓝色衣服的年代,盛瑞玲还是买各式各样花样的假领子穿在衣服里,为此,她被劳动改造,调到食堂,负责收饭票。

现在老了,有了皱纹和白发,她反而能尽情地美了。80多岁时,盛瑞玲文了眉毛,一家机构愿意免费给她做保养,她定期会去做皮肤管理。她三个月烫一次头发,如果第二天要出门,她前一天洗完澡后,会用四个卷发棒把头发卷起来,提前给自己做好发型。

成为模特儿后,盛瑞玲的生活变得更加自律。每天早上睡到六点多自然醒,等太阳一出来,就去公园里遛弯儿;晚上坚持站立,防止驼背。她吃得讲究,早餐,喝一杯豆浆,吃一颗红枣,加一个杂粮豆包。中午,吃点鱼虾等高蛋白的食物,晚上吃得很少。

唯一的“坏习惯”是有点网瘾,每天玩手机都要玩到11点,她在短视频平台有十几万粉丝,被称“神仙奶奶”。她还拍过300多条广告,经常在电视、地铁站里播放。她的许多同龄人都不在了,但她说自己“忙着爱美,忘记老去”。

做行长时,付颀到企业,都是厂长、书记出来接待,众星捧月。但在影视圈,很多时候,群众演员的声音并没人听。

一次,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戏,发的戏服是夹克风的,付颀向副导演反映,那年代没这样的衣服,被骂了一顿,“让你穿什么你穿什么,怎么那么多事”。

刚开始,付颀不习惯,觉得不被尊重。后来,他就告诫自己,那篇儿翻过去了,既然愿意来拍戏,别的群演怎么干,那就怎么干。让蹲在路边吃盒饭,就别惦记到食堂里,把身段放下。出去演戏,他就带张报纸,往地上一铺,屁股往上一坐。起来,把报纸一卷,放在兜里。

疫情前,为了拍戏,付颀总到处飞。他拍一天的戏,有时报酬是300元,有时是1000元。老伴儿说他:“挣个仨瓜俩枣的,要病了,一住院成千上万块钱就没了”。

但他从来没觉得自己退休了,只是换了份工作。人生有很多活法,他不喜欢睁开眼就打麻将,喝点小酒就睡觉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你在工作,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创造的时候,才是真的活着。”

春鸣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退休生活,有人评论说:“既然退休了,就好好享受生活吧,要不干嘛要提前退休”。

春鸣回复:“工作和工作是不一样的吧?”退休后,春鸣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了,她再也不用被闹钟叫醒,心灵和身体都由自己掌握。

在她看来,退休是换一条道路重新开始,让自己再做一次选择。现在,春鸣过上了自己的理想生活:每天有事做、有点闲心,还有一点小憧憬。

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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