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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司马昭到底有多嚣张?

有句话叫“语不惊人死不休”,曹操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给自己判了死刑,留下千古骂名;曹操的重孙曹髦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判了司马昭的死刑,让司马昭永世不得翻身。老曹家的人,说话那叫一个毒哦。

01

司马氏专权

正始十年(249年),少帝曹芳拜谒位于高平陵的魏明帝之墓,曹爽兄弟及其亲信皆随同前往。司马懿趁机发动了政变,铲除了曹爽势力集团,控制了曹魏政权。司马懿死后,司马氏兄弟更是牢牢地控制着曹魏的政权。

嘉平四年(252年),司马师对孙吴发动南征,司马昭统帅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一路伐吴,在东兴之战被打得大败。

司马昭询问该由谁负责,随军司马王仪说“责任在统帅。”司马昭大怒说:“司马想委罪于我吗?”于是下令斩杀王仪。司马昭因此次战败而被削去了官爵。

此事究竟谁来负责,我们无法评判,但由此看出司马昭的飞扬跋扈。

此后,姜维又侵扰陇右,魏帝曹芳只得任命司马昭为征西将军,驻军长安。姜维撤军,司马昭平定西北胡虏,再次被封为新城乡侯。

此时,曹魏并非是无将可用,但司马氏兄弟的势力已经左右了朝堂,无人敢出头与司马昭争功,曹芳不得已只能启用司马昭。

嘉平六年(254年),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等人密谋除掉司马师,事机泄密,司马师杀死了参与者,逼迫郭太后废掉了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司马氏完全掌控了朝廷,但并没有完全掌控地方实权,也遇到了地方势力的抵制。正元二年(255年),毋丘俭、文钦等在淮南发兵勤王,司马师率大军东征,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守洛阳。

文钦之子文鸯带兵袭击司马师的军营,司马师惊吓过度,再加上眼疾发作,病情加重。急招司马昭来到许都军中,不久司马师病死,将大将军印绶交付司马昭。

这是一个难得的收回权力的机会,魏帝曹髦自然不肯放过,趁机命令司马昭镇守许都,令尚书傅嘏率领六军回京师。但曹髦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如愿以偿,司马昭采纳傅嘏及钟会的计谋,亲自率军回到京师。

曹髦看到司马昭亲自率领大军回到洛阳,知道已经无法改变这一局势,不得已只能让司马昭接替司马师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内外驻军、录尚书事,辅佐朝政,带剑穿履上殿,司马昭坚辞不受。

至此,司马昭大权独揽,完全控制了朝廷。

02

司马昭之心

甘露元年(256年)正月,司马昭加大都督职衔,允许“奏事不名”。六月,晋封为高都公,封地七百里,加九锡,假斧钺,晋号大都督,带剑穿履上殿。司马昭又辞让不受,八月加赐黄钺,增加封邑三县。

至此,大家都已经清楚,司马昭这是在仿效王莽、曹操等的套路,是在改朝换代的节奏。

甘露二年(257年),镇东将军诸葛诞杀掉扬州刺史乐綝,占据淮南起兵,以儿子诸葛靓为人质,请求吴国援助。司马昭上书请求曹髦御驾亲征,曹髦与郭太后一起率领大军东征,平定了叛乱。班师回朝,曹髦特意下诏将“丘头”改为“武丘”,以表彰司马昭的军功。

甘露三年(258年)五月,曹髦下诏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设置晋国,司马昭九次推辞,这件事才停止下来,又改为增加司马昭封邑一万户,食三县租税,儿子中没有爵位的皆封列侯。

甘露五年(景元元年,260年)四月,曹髦被迫再度下诏加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司马昭再次推辞,没有接受。

这一切的一切,都仅仅是一个形式,一出戏。曹髦不愿意但不得已不得不下诏,一切都是司马昭的授意,但却屡屡推辞,拒不接受。

当初,都清楚汉室已经名存实亡,众人都力劝曹操称帝,但曹操拒不接受。

现在,曹魏政权已经就是个傀儡,司马昭上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是个时机问题。大势已定,已经没有啥力量可以回天啦。

许多人认为,历史对于曹操不公平,却没有人认为历史对于司马昭是否公平?天下并非是铁定刘氏的天下,也并非铁定是曹家的天下。不说有德者有天下,起码是有实力者就可以有天下。

此时的曹髦,如果认账,就像汉献帝一样,主动禅位,求得一时平安也就罢啦。

而曹髦对于司马昭的专权跋扈非常不满,在甘露五年(260年),他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年已二十岁,继位已经六年的曹髦,都习惯还称作小皇帝。其实,这个年龄段,在历史上也不乏有杰出的帝王,曹髦也是一个热血帝王,立志重建曹魏政权的辉煌。

但是仅凭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真的是“理想很丰满”,可“现实更骨感”。

“衣带诏事件”不是曹髦他祖宗曹操厚道,献帝也就玩完啦;曹髦不清楚,他祖宗之所以留下献帝,还因为天下远没有平定,曹操势力还很弱小,献帝对他还有很大的作用,还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而此时的司马昭已经控制了整个曹魏,势力已经远在蜀汉、孙吴之上。曹髦对于司马昭而言,已经毫无作用。

之所以司马昭没有接受曹髦的屡屡封赏,是因为司马昭想得更为长远,想把这事做得更为圆满。大局已定,如果在平定蜀汉、孙吴之后再上位,对历史更好交代。

之所以曹髦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事实上的确如此,都很清楚。

并非是司马昭多么嚣张,而是势在必行。

曹髦清楚但并不想接受这个现实,还想企图反盘,这过于天真。曹髦率领左右宫人进攻司马昭府邸,企图诛杀司马昭,用螳臂挡车来形容,也不足为过。作为帝王,采取这样的行动,无异于是小孩子过家家,精神可嘉,但的确愚蠢透顶,毫无可取之处。

实质而言,倒不如刘禅做一个安乐公,献帝做一个山阳公更值得推崇。

司马氏的历史罪过,并不是代曹魏而立,而是之后司马氏自己政权的混乱,致使中国进入了三百多年混乱时期。尽管晋朝带给华夏民族统一、稳定的局势过于短暂,但朝代更替是必然的历史规律,是任何人左右不了的。

就像汉末混乱,不能归咎于汉朝的创始者西汉刘邦、东汉刘秀一样,晋朝的腐败混乱,也不该完全归罪于司马昭之心。

正确的历史观,应该是谁做的事谁负责,不可让人代过,否则永远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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