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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纽约女记者拍摄的印度贫民窟:性工作者遍地,黑帮横行

1998年,当时还是一名纽约新闻记者的泽娜来到印度加尔各答,她打算拍摄一些关于性工作者的影像资料。

加尔各答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是印度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孟买和新德里)。而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贫民窟,则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地方之一。

这里充斥着暴力、色情和毒品,黑帮横行,性工作者遍地。

这里是整个印度,甚至是整个亚洲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红灯区。

马克思说,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

极度贫穷的时候,女性除了自己的身体,一无所有。

在索纳加奇的性工作者中,有12000名未成年人,最小的不到12岁,每天的收入,不超过12元,每户人家的居住面积平均不到四平米。

《纽约时报》报道称:

“印度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现代奴隶,该国有数百万成年女性和女孩身居妓院,这些人在最初的数年常被拘禁,直到她们逐渐屈从于自己的命运。”

出生在索纳加奇棚户区的孩子们,他们从小过得,就是那些最不堪的生活。

原本,泽娜只是想拍性工作者,但她逐渐发现,拍摄帮派横行、违法犯罪成为常事的红灯区对于她一个外人而言,困难重重。

“想拍红灯区几乎不可能,每个人看到镜头都吓个半死。”

“他们害怕被逮到,这里每件事都是违法的。”

对于这个外来者,当地人极其警惕,深入其中简直难于登天。不过,泽娜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那些总是用好奇的眼神看着她的那些孩子们。

于是,她决定教授这些孩子摄影技巧,并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台照相机,想通过这些孩子的眼睛来看索纳加奇。

泽娜这一教,就是整整五年。

泽娜摄影班的孩子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来来去去,一共有八个孩子留到了最后,于是他们成为了纪录片的主角。

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便在我们眼前展开。

这些孩子,他们几乎不会接受教育。

男孩长大了就混帮派,女孩长大了靠皮肉生意为生。

妈妈接客的时候,帘子一放,把他们赶上楼顶去玩。

这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会随时随地被母亲或者是外祖母辱骂一些特别过分的脏话。

大人们殴打男孩子,可能只是因为他的母亲抢了自己的生意。

其他的时候,孩子们则需要负担着沉重的劳动。

比如帮嫖客们买饭、倒茶打杂,这种活计一直会持续到夜里十一点。

比如明明自己还是个孩子,就需要想怎么去讨生活照顾妹妹。

在人生的起点,他们好像就已经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琪琪,一个特别温柔害羞的小女孩,不会拒绝,她这辈子还没有说过一个“不”。

琪琪的母亲是一名性工作者,精神脆弱,根本无法照顾她。爸爸曾想过把她卖掉,还好姐姐救了她。

每天早上四点,琪琪都要和奶奶一起起床打扫房间,常常一整天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常常有人会问琪琪的家人,她什么时候去站街接客。

琪琪的家人总会回答:。

小奇拉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的姨妈把她当成摇钱树,想把她卖到孟买当雏妓。

泽娜问她有没有可能改变命运。

小奇拉先是摇摇头,然后无助地望向了别处。

宝贝的外曾祖母、外婆和母亲都是性工作者,相比于其他孩子,宝贝家生活条件更好,她也更受家人宠爱。

宝贝的胆子特别大,总是无所畏惧地拎着个照相机就对着大街上的人开始一通拍摄。

正常情况下,看见小孩拍自己,人们都会勃然大怒,轻则辱骂,重则殴打。

宝贝却表示没什么好怕的。

和宝贝关系最好的一个男生,叫酷哥。

酷哥曾对着镜头说,他想带着宝贝离开红灯区,不然的话,总有一天宝贝会失足,会吸毒、抢劫和偷钱……

酷哥还说,他想要用照片重现红灯区:“我们生活在一片混乱中,没有地方比我们更低贱。我想表现人们的行为,这是我喜欢摄影的原因。”

阿吉是班上最有天赋的孩子,他喜欢画画,绘画得到的奖章奖品摆满了家里的柜子。

“画画能表达我心中的感觉,(我可以)把灵魂放到颜色里面。”

他的审美能力很强,比如评价下面这张照片时说:“这是一张好照片,能看出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虽然照片带着忧伤,她很难过,却依然要面对生活。这就是现实。”

阿吉的父亲有严重的毒瘾,母亲因为这个离开了他们回到了乡下做起了皮肉生意。

说起母亲,阿吉想起之前妈妈总是会语气高亢地说以后要送他去伦敦读书。

模仿妈妈语气的时候,阿吉笑了笑,之后便低下头,说了一句:“连饭都吃不起怎么读书。”

拍摄的过程中,母亲被皮条客烧死了。阿吉一度非常消沉,甚至想放弃摄影。

因为能力出色,阿吉被选为印度的代表到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新闻摄影展。

“只要我有照相机,我就能拍照,拍已经走远了的、死掉的、离开的人。这样我的下半辈子,就有东西可以看了。”

除此之外,还有小妮、麻吉和塔塔。

泽娜把孩子们的照片拿到世界各地办展览、做义卖,筹到钱用于拯救班上的孩子。比如把他们送进寄宿学校读书,比如把他们带到美国读高中。

在泽娜的努力下,一部分孩子的确逆天改命了。

最优秀的阿吉,2005年在美国学习,高中获得了全额奖学金,2012年于纽约大学毕业,获得了电影学士学位,2019年于美国国际摄影中心毕业,如愿进入影视行业,并学习了法语和西班牙语。

毕业后他曾作为助理在好莱坞实习,他的新目标是拍摄一部关于卖淫女孩的新电影。

而那个柔顺害羞的琪琪,留在了寄宿学校。她学习很好,过得很开心。

琪琪后来在美国度过高中生活,2010年她参加了一个为期6周、由业界大咖主持的电影工作室,学习独立电影制作。她想去伦敦上大学,那里离家更近。

而更多的,则是悲痛。

小奇拉没能去学校,成了一名性工作者,姨妈拒绝她离开红灯区。

酷哥也没有上学,而是一直留在家里。他想上大学,但一直到2010年、他23岁时,生活依旧没有改变。

而最令人唏嘘的,是宝贝。

16岁时,她曾和泽娜一起登上奥斯卡的舞台领奖,眼看人生就要顺利起来。

但宝贝在美国当地高中待了两个月后,她母亲就把她带回了家。

在奥斯卡的光环下,她似乎更想被人用豪车带走,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

此时,她的母亲又被人骗去打牌,欠下了几辈子也还不清的高利贷。

宝贝心甘情愿地回到红灯区,并因为纪录片的名气,成为了一所高级妓院的头牌。

“我妈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没有其他生存技能,只能靠肉体来承担家庭负担。就是这么简单。”

印度政府曾试图通过取缔妓院解救她,但因为黑势力的存在解救工作困难重重。

如今,靠着卖淫,宝贝用上了昂贵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并在盐湖城买了一套豪华的房子。

18岁的她已经学会了抽烟喝酒,当她熟练地点起一根烟,说起了多次发邮件说想把她解救出来的泽娜。

“看得出泽娜阿姨十分失望,我并不想这样,但这个行业养活了我,让我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

这部跨越六年拍摄的纪录片,一经上映斩获了包括奥斯卡在内的多项大奖。女导演泽娜,无疑是这些孩子们的救命稻草。

即便是这样,也只有两个孩子实现命运的转变。

很多时候,苦难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改变,被消解,否则的话,那就不叫苦难了。

客观来说,本部纪录片现实意义大于它的质量。事实上,泽娜作为纪录片拍摄者并不合格,因为她并没有冷静客观,而是扮演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拯救者的角色。

她救了两个人,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多少。

身为英国人,其实她能够反思的东西有很多。

实际上,西孟加拉邦如今的贫困,是“搅屎棍”英国一手造成的。

1905年,英国人根据宗教分布把孟加拉分割成不同部分。加尔各答从此成为英属印度的首都,直到1911年首都由加尔各答迁到德里。英国人的统治结束后,孟加拉于1947年分裂。东孟加拉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

而原本完整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拥有黄麻完整的产业链,从种植生产到加工出售。

随着二战后“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的颁布,使得整个产业链彻底断掉,西孟加拉邦就此陷入极度贫困。

身为一名英国导演不去思考自己国家在被殖民地犯下的罪过,不去触碰更深的层次以唤醒更多的思考,使得泽娜的《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看起来更多像是西方人自我感动的道德感作祟。

不过,回过头想想,泽娜也是个普通人,她想做的只是尽自己的全力拯救深陷苦难的孩子罢了。

如此想的话,也就不会过于苛求这部纪录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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