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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场景 如何告别“三大门”

广州“民营经济20条” 如何落在实处②

民营企业选择在一个地方扎根发展,当地产业政策及应用场景无疑是首要考虑因素。

这正是广州“民营经济20条”的聚焦重点。而在调研中,“广州造”新技术缺乏广泛应用场景、遭遇“墙内开花墙外香”,政策落地时缺乏更具操作性的指标导向及配套措施,部分产业政策缺乏系统性等现象依然可见。如何告别产业政策与应用场景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正是困扰不少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痛点难点。

今天,广州“民营经济20条”如何落在实处第二篇,聚焦企业发展空间,探讨广州如何更好回应民企关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申卉、方晴、徐雯雯、贾政

本是广州造,如何不再“墙内开花墙外香”?

“工业软件是用出来的。如果没有企业去采购、去使用、去磨合、去迭代,那么这个产品不可能会有竞争力。”中望软件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字应坤直言。

这家土生土长的广州企业,即便已成为国内首家工业设计软件上市公司,在国产工业软件的应用上,始终有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遗憾。字应坤说,虽然广州制造业企业数量庞大,很多企业和机构仍未完全敞开胸怀,向中望软件这样的国产工业软件释放场景。相反,在外地,中望软件却收获颇丰。字应坤举例,中望软件在与国内某3C高科技领域龙头开展合作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对方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推动软件性能大幅提升。得益于这样的良性互动,企业又拿下了大金空调等其他重点领域大型企业的订单。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产品用在上汽、宝钢的数量,远远大于广州很多企业。虽然这两年本地企业用我们的软件数量也有所突破,但总体程度并不深。还有跟教育机构的合作,我们的教育类工业软件在北京、上海有相当成功的案例了,但在广州推起来仍是相对较难。”字应坤表示。

如何破解“广州造”新技术缺乏应用场景这一难题?我们不妨看看浙江杭州的做法。

“的确有来考察的企业会私下问我们,在杭州使用本地的产品,有没有补贴或税收返还,在我们看来,比起给予优惠,创造机会更重要。”钱塘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邓海鹰对此深有体会。她说,地处钱塘区的杭州医药港小镇,其实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本来,大家在同一个园区,你能采购我的东西,却偏偏相互不认识,结果去外地找采购商。”在她看来,如果政府只是组织企业开场大会,效果并不明显。“会开完,大家拎包走了,明天该不认识还不认识。”因此,政府要真正站在企业角度思考问题,依靠体制机制为企业之间搭建沟通平台,“例如一个企业肯定有上下游,我们可以找到一家链主单位,同时串联上下游企业,共同组建产业联盟,进行上下游的产业对接。这样下游的企业能拿到订单,上游企业也节省了时间空间成本。”

产业联盟怎么建,如何实现上下游对接?余杭区政协打造的产业生态联盟让人眼前一亮。余杭区政协委员、杭州未来研创园创始人阳凌峰一边翻看着手机端的数字政协APP一边告诉记者,在这个平台上,企业可发布“需求清单”和“赋能清单”。不仅如此,每名政协委员除了会列出职务,还打上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标签,如科技、管理、人工智能。“我们若是想通过不同标签找到其他委员,不仅可以依靠界别分类,还可以搜索标签。”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企业本身同样是“机会供给者”。阳凌峰表示,他所在的产业园区,正加大产业链资源整合,打造微型创业生态圈。“我们园区的纽带科技是做3D打印技术的,刚好匹配入驻企业迅蚁网络、纤纳光电和华然腾创等几家科技企业的需求,我们就会牵线搭桥促成双方合作。”

“一次放榜”,能否走向“指标化”“机制化”?

对于帮助企业获得更多发展空间、投资机会,广州不仅在“民营经济20条”中明确为民企提供更多应用场景,支持民间投资参与重大项目;也通过省市联动向民间资本推荐并发布了一批示范项目和应用场景,邀请各方“揭榜挂帅”。这样的“机会供给”的确令人欣喜。然而,记者近日回访部分参与的企业,他们却是喜忧参半,“一次性”的放榜,感觉还是像“走个过场”——“场景放出去了,电话也留下了,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揭榜。”也有企业担心,虽然发布了榜单,但可能有的企业已经“内定”了名单,参加也是陪跑。

一家广州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坦言,他们对重大项目的感受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他说,对于重大项目,给民企的要么是毛利率很低的“鸡肋”项目,要么是难以收款的分包项目,“不少项目都是国企拿下来,最后还是民企在做。民企的参与不是以合同的方式,而是以分包的方式,在层层分包中,民企的利润被蚕食了。”

如今,政策出台、场景发布,在落地过程中如何让企业更加有获得感?

在浙江,首先从政策上就有更加明确的“数据指标”。浙江“民营经济32条”中明确,除法律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额外对民间投资主体设置准入条件,包括不准限定投标人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股权结构等“七个不准”,明确了统筹新增用地和存量用地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不低于70%等数据指标。从“七个不准”到三个“不低于70%”,浙江在政策目标上就设定了指标、数据,让工作成效更客观,在落地过程中也更具可操作性和指向性。

除了通过数据指标让政策更具预见性,在安徽合肥,政府的场景释放则是从“一个案例”走向“一套机制”。合肥市建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宏卓告诉记者,合肥市政府应用场景的打造,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推动合肥安全应急产业“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从 “源头”看,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源于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这里有着国内唯一的1∶1真实模拟城市地下市政管道实验平台,可进行地下管线事故机理的研究,为城市生命线监测系统相关的算法、仿真模型提供实验支撑。为支持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合肥以“政府买单”的方式,于2016年投资启动建设“城市生命线工程一期项目”。如今,100多种、8.5万套前端感知设备,已覆盖燃气、供水、桥梁等2.5万个城市高风险点。

以“城市生命线工程”打开局面,合肥安全应急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过,如果只是一个案例,或许许多城市都有,但合肥却选择“多走一步”,把“一个案例”升级为“一套机制”,推动“场景驱动”的机制化走深走实。在常态化的场景支持上,合肥启用应用场景对接会机制,向企业提供“市场后台服务”,为企业发展牵线搭桥。

合肥市投促局相关负责人也坦言,应用场景有效对接之所以难,是因为要从不同行业的情况分析,摸准民营企业可发力的方向。因此,这样的系列对接会机制由不同政府部门牵头,矩阵式召开。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合肥产业融合对接会已促成百余次合作。如今,场景创新已成为合肥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最短路径,成为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新引擎。

短期“授人以鱼”

长期如何“授人以渔”?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企业家半开玩笑地说:“一家好的企业,其实不需要政府帮忙,如果靠政府帮忙才能‘活’下来,那企业就完了。”在他看来,政府对企业没必要“硬扯一把”,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台搭好、把路建宽,企业、人才看到机会,自然会瞄准机会来了。

如何搭台?不少民企坦言,广州“民营经济20条”很实在,也释放出不少实实在在的红利,但对于产业的推动,他们盼望着更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来“支撑”。

采访中,不少企业家告诉记者,在广州,从产业政策到产业布局,要加强中间的衔接措施。“制造业立市”,无疑是许多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机遇。有企业家认为,“广州要‘制造业立市’,就要进一步明确哪些产业是广州的强项,要怎么做强,而且要成为全国最强、世界最强,这需要更加精准的扶持。”

一家氢能产业领域的初创公司负责人以氢能产业为例讲述了自己的困惑。他说,近年来,广州发布了多项与氢能有关的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也提出要打造千亿级氢能源产业,但“说实话我们感觉就是‘听个响’。”他解释,虽然看起来,广州主要是黄埔区集聚了多家有竞争力的氢能企业,但并没有形成产业链,这样很多小公司就难以脱颖而出。同时,民企尤其是初创中小企业也很难对产业规划和产业布局提出什么想法和建议,“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打开渠道了解企业需求,而不是说只有产业布局,最后企业只能在理论上参与。”

推动产业发展,如何不再只是“听个响”?

在江苏苏州,盖雅工场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章新波告诉记者,从江苏的经验看,无论是“全球光伏看中国,中国光伏看江苏”,还是苏州把生物医药作为“一号产业”,他从微观的角度,感受到近年来光伏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的飞速发展。他说,苏州很早就锚定了生物医药产业,为此大量引进相关企业。“刚开始可能有点难,但到了一定阶段,量变成质变,企业跟政府相互助力,企业一定会不断吸引人才,人才带着技术而来,技术又创造更大的机会,形成良性循环。”

再看光伏,江苏省集聚了光伏产业链头部企业20多家,2022年规上企业完成营收6159亿元,占全国总量约44%,其中,苏州一市就培育了光伏上市企业14家。“这几年我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政府选定了光伏赛道后,对这些企业的关注度非常高。在一些小型座谈会上,我发现每一任区委书记都对各家龙头企业的业务发展状况非常清楚,经常会问‘上次那个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正是他们对关键企业的业务发展了如指掌,所以一旦有什么问题,都能及时得到解决。”

“要实现从产业政策到产业布局的衔接,最重要的是有清晰的路径。”苏州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新时代民营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屠立峰介绍,2022年起,苏州市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四大主导产业和25个重点细分领域。为了支撑产业发展,江苏省今年开始打造产教联合体,将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融合,例如苏州成立了全国机器人与智能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动上下游企业、行业协会、科研院所、普通高校、职业院校等共同组建,共同培养高素质人才,促进产业发展。

在不少企业家看来,对于产业发展,政府要讲究“软硬兼施”——既要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出台的产业政策也要有硬度有力度。温州市经信局民促处王贤林感叹,这几年温州在产业政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前,不同的产业政策散落在不同的部门,很难形成合力。这一点,企业家感受更加深刻,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叶浩寄告诉记者,去年,协会向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一业一策,做优做强产业发展的建议”的报告,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批示。据悉,今年起,温州开始进行“产业政策”整合,市级产业政策按工业、服务业、农业、开放型经济、人才等五大综合政策框架制定,有效期暂定三年,在综合政策有效期内,各主管部门不得另行出台新的专项产业扶持政策,区级结合实际确定产业政策框架体系。

“政策的出台,既让我们看到政府对传统产业的重视,同时,政策不是出台了再找我们提提意见,而是一开始我们就能深度参与。鞋革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我们对如何聚集设计人才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具体的举措,建议最终被采纳。”叶浩寄说。同时,为了营造良好的“软”环境,温州把着力点放在政策兑现上,通过“帮企云”应用、96666热线等一系列线上线下的助企服务平台,让政策真正落到实处,让民企更有“获得感”。

记者手记

学霸选手还能怎么拼?

拼在“润物无声处”

“广东和浙江支持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都是没得说的!”在我们的采访中,从广东到江浙,不少企业家都发出这样的由衷赞叹。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 “学霸级”的选手,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能怎么拼?

我们认为,比起“肉眼可见”的政务服务、补贴支持等,“营商环境”的打造,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却又人人都能感受得到,因为每一个企业家,都在“用脚投票”。

它既关乎产业基础——全球十大超级独角兽之一的希音,将总部从南京迁到广州,看重的正是广州强大而灵活的服装产业供应链;也关乎城市能级——苏州盖雅工场这家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放在苏州,看重的是苏州到上海仅26分钟高铁车程,可实现总部在苏州、业务在上海。

所以说,如今,营商环境的优化,拼的早已不是从前的补贴力度、“政策洼地”,而是看营商环境的精细度,谁更快速反应,谁能精准支持,谁的落实措施更可操作。

产业园区内,通过驿站为企业提供最后一公里服务并不鲜见,但在杭州的钱塘民营经济人士之家,我们才知道原来驿站可以这么受欢迎。比起门庭冷落的服务驿站只有“小册子”和“政务一体机”,这里不时能看到来咨询的人。原因无他,就是服务“说人话”:人才服务区告诉你如何“拎包入住”人才公寓、“拎包入驻”标准厂房,科技服务区能帮你进行科技项目申报,更有意思的是兜底服务,其实就是让企业可以投诉,让这些增值服务能够真正落地。

线上线下的产业生态联盟,同样很多地方都有。但杭州余杭区政协打造的产业生态联盟却以其强大的功能令人咋舌,分门别类的政策解读只是“基本盘”,资源共享平台才让人体会到为啥企业家会向我们一再推荐这个小程序。在上面,一家企业需要传感器设备,一个企业要招人,都可以直接对接需求。

正是有了这些见闻,我们得以真正感受到何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更加体会到,学霸选手的比拼,拼的正是这样的“润物无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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