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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歌行

七言歌行,又称“七言歌行体”,出自古乐府,首创于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兴盛于唐代。是一种特殊体例,在诗题中常见有“歌”、“行”的字样。是一类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体裁。一般句数不定,每句字数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杂以三言、五言句,但是以七言为主。七言歌行创作的目的是拟歌词,其体性是由适于作演唱的歌词所决定的。

七言歌行与七言古诗

七言歌行出自古乐府,而七古则是七律产生之后别立的诗体,二者渊源不同。

汉魏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燕歌行》、《齐歌行》、《艳歌行》、《怨歌行》、《伤歌行》、《悲歌行》、《鞠歌行》、《棹歌行》等,可以视为唐代歌行之祖。其中七言歌行,则是汉魏以来七言乐府歌诗自然的发展。清代吴乔《围炉诗话》云:“七言创于汉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诗有《东飞伯劳》,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杂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所谓古诗《东飞伯劳》,即《乐府诗集·杂曲歌辞》载录的《东飞伯劳歌》。故七言歌行出于汉魏、南朝乐府应无疑义。至于七言古诗,旧说它起于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诗》。然而《柏梁台诗》的作者有二十四人之多,每人一句,只能算是联句,算不得完整的七古。所以从诗体发生的角度说,二者不同源。

其次,就体式的主要特征而言,七古要求与七言律诗(包括七律、七排)划清界限。清王士禛《古诗平仄论》有云:“七言古自有平仄。若平韵到底者,断不可杂以律句。”七言古诗则有句脚多用三平调、句中不避孤平之类的讲究,这些都是对格律诗的反动。至于七言歌行,虽然初期部分作品在体式格调上颇与七古相似,然而在其演化过程中律化的现象却愈来愈严重。据王力《汉语诗律学》的统计,白居易《琵琶行》88句中律句与似律句共计53句,而《长恨歌》120句中律句与似律句占到百句之多。这种律化趋势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歌行体诗要求适宜歌唱而着意追求声韵和谐的结果。

其三,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杜甫《寄韩谏议注》、卢仝《月蚀诗》、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韩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晰的。

唐代歌行

唐代歌行的兴起,与当时音乐歌曲的繁盛以及唱诗之风的流行密切相关。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代音乐门类众多,前朝遗曲尚有大量留存。单就宫中载录而言,南朝清乐“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又有“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其曲度皆时俗所知”。除了前代旧曲,又有少数民族(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乐曲。另外还有当朝人所创作的新曲,如唐玄宗李隆基曾“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

“又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在这种音乐氛围里,歌曲之流行自然不难想象。以歌诗入唱词,见于记载者不胜枚举。《旧唐书·音乐志》载:太常寺“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乐》五调歌词各一卷,……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唐代不仅绝句可唱,律诗可唱,而且歌行亦可以歌唱。

据《唐诗纪事》载:天宝末,唐玄宗尝登勤政楼,梨园弟子唱李峤《汾阴行》至“富贵荣华能几时”以下四句时,玄宗赞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据《旧唐书·元稹传》记载,元稹“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又唐宣宗《吊白居易》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以上《汾阴行》、《长庆宫词》、《琵琶行》都是七言,这些是七言歌行可唱的明证。唐代七言歌行的繁荣,与唱诗风气的盛行不无关联。

唐人唱诗,可以分为有音乐的伴唱与徒歌两种。唐代常见伴唱的乐器除中土原有的琴、瑟、笙、箫之外,还有少数民族传入的琵琶、羌笛、胡笳、箜篌、羯鼓等,故唐诗中有琴歌、笙歌、胡笳曲、箜篌谣之名。然而唐人唱诗在当时更多的是徒歌,所谓醉歌、狂歌、击节而歌、浩歌伴舞、高歌唱和等,多属此类。

这种唱诗不拘场景,即兴而发,自由自在,在形式上较具随意性。歌唱中可能套用某些流行的歌曲旋律,当歌词较长时,则将曲调循环往复,以适应需要。

在这种音乐艺术氛围中茁壮成长的七言歌行,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殊的体式与风采。七言歌行上承乐府诗即事抒情的传统,旁取格律诗玲珑精致的风姿,意脉流荡,波澜开合,曼词丽调,风情万种。所以七言歌行应是乐府与格律诗相结合的产物。风会所趋,使唐代诗人创作了大量的七言歌行作品。这些作品中,真正被之管弦、播于乐章的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大量的还是作为诗篇流行于世。《文体明辨序说》论曰:“歌行有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有有词无声者,后人所作诸歌是也。……故今不入乐府,而以近体歌行括之,使学者知其源之有自、而流之有别也。”大量的七言歌行未能用于实际的歌唱,因此只能算是一种“拟歌词”(或曰“准歌词”)。白居易《新乐府序》称新乐府诗“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温庭筠《榜国子监》称进士所纳诗篇“声词激切,曲备风谣”,便指明了这些作品“拟歌词”的性质。至于他们在实际上能否用于歌唱,则是另一码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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