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上半年知识产权相关工作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长雷筱云表示，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于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专利转移转化方面，存在着高校院所成果“转化难”和中小企业技术“获取难”的“两难”问题。
专利不转移、不转化，专利的价值也就只剩下给教师、研究人员评职称、拿奖金、争取科研经费了，不仅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浪费大量社会资源，甚至会造成专利领域参差不齐、滥竽充数现象。
要知道，中国的专利申请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三年位居世界首位。2021年，我国申请人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实质审查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达到4.6万件，同比增长14.1%，是2016年的2.4倍。但是，从专利的转化情况来看，却与专利申请极不相配，转化率只有10%，远低于美国的50%。殊不知，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科研成果转化率一度攀升至80%。这样的转化率，对于提高科技水平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这也意味着，多数专利技术都还躺在实验室、坐在研究所、蹲在高校院所的大门内，没有走进工厂、走向市场、走到经济社会生活中。更多的专利技术，都是专利发明人在自娱自乐和高校院所总结报告时使用。这些专利技术，到底是真专利还是假专利，也没有办法得到有效验证。相较于高校院所的专利，华为等实体企业的专利，利用效率则要高得多、转化能力也要强得多。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专利都是没用的呢？就真的都是无效专利呢？显然也不是，而是缺乏有效的转化机制和平台，专利市场还过于僵化与死板，专利的转移转化效率没有有效提升。因为，对于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不仅具有吸收专利转移的需要，也有实现专利转化的能力，只是，与高校院所之间缺乏一条能够推动专利转移转化的通道，专利出不了高校院所的门，也就进不了中小企业的门，专利在高校院所和中小企业之间，就像董永和七仙女，只能隔岸相望。
“转化难”和“获取难”，已成为专利工作最急需解决的一道难题。应当说，这就是专利工作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专利技术能否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最为关键的方面。
实际上，发达国家的专利技术转移转化，起初也不是很好，有的效率还很低很低。以美国为例，在1978年之前，美国基于生物科技的成果转化率仅有5%，离英国、日本等生物科技领域的创新型强国还有较大差距。但到了90年代初期，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就迅速攀升至80%。原因是，美国颁布了一部法案，名叫《拜杜法案》。这部法案重点解决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政府资助研究产生的成果权利默认由大学保留；二是高校享有独占性专利许可；三是技术转移所得应归于教学和研究；四是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五是政府保留“介入权”，特殊情况下可由联邦政府处理该发明。
如此一来，就等于调动了政府、高校院所、发明人、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高校院所和发明人会主动与企业联系，企业也会主动与高校院所、发明人联系，从而形成了良性互动。
《专利法》在第四次修改时，创设了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旨在促进供需对接、提升谈判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在内部下发了《推进专利开放许可实施工作方案》，向地方知识产权局印发了《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方案》，计划在2022年底前，发动超过100所高等院校参与试点。如果方案能够得到顺利实施，对于专利的转移转化，是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关键是，政府要真正放权，高校院所要真正开明，发明人要真正思想开放，中小企业要真正把高校院所当作获取专利技术的主要目标。
对政府来说，要把眼光看远一点，眼界放宽一点，对专利技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当放在技术转化后实现的税收、产生的经济价值、增加的就业等方面。对高校院所来说，成果在于能够通过技术转移获得收益，并用于学校和研究机构发展。对发明人来说，则是通过技术转让，或持有企业股份，或获得一次性技术转让收入。对企业来说，当然是获得发展的更好机会和机遇，具有越来越强的发展动力了。这样一来，专利技术转移转化也就形成良性循环了。如果能够通过五年的努力，将专利转化率提高到30%以上，重点领域、高科技领域专利转化率达到60%以上，那中国的科技水平将迈上非常大的一个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