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生活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让我们期待和憧憬的就数露天电影，它无疑是我们童年回忆中一道最靓丽的风景，迄今仍令我们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城市里的家家户户都按人头领着粮票、邮票、布票过着量入为出、节俭清苦的日子。在粮食紧缺的非常时期，大家更是就着番薯干下肚，全家的日常吃食不过就是酱油拌饭而已，掺入鸡蛋的麦塌镬便算是孩子们最奢侈的零食。课余的娱乐活动无非就是踢毽子、跳皮筋、滚弹珠、玩沙袋等。
看免费的露天电影是我们童年生活中最隆重的文化盛典，往往一年半载才能看上一回，值得我们浓墨重彩地在人生中书写上一笔。
在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的那个年代，当晚要播放电影的消息却如同长了翅膀一般地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我们探得消息，便欢天喜地、欢呼雀跃地奔走相告、欣喜若狂，早早地搬出自家的小凳子跑到巷子口去抢占地盘，有些孩子随便扒拉几口晚饭，有些甚至连晚饭都来不及吃就急匆匆地赶过去，生怕去晚了，抢不到位置。我们怀着足够的耐心，饶有兴致地看着电影放映队的叔叔们熟练地在谢池巷的巷口当街架起银幕杆子，挂上银幕，拴好音箱，架好电影放映机。只见放映员们忙不迭地调试着放映机和银幕的距离、微调镜头焦距、测试音响，并将事先早已备好的发电机放在附近人家的院子里，加满汽油，接上电缆。
夜幕渐渐降临，现场人山人海，早已被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市民围得水泄不通。有几位来晚的熊孩子，见附近刚好有一棵大树，便凭着自己平时练就的一身绝技，果断地甩掉脚上的拖鞋，蹭蹭蹭快速而敏捷地爬到树上，一屁股坐到树杈上，居高临下，露出颇为得意的笑容，他们的母亲见了却连连嗔怪，生怕他们一不小心摔下树来受伤，在男孩一连声“一定小心”的承诺声中，母亲才悻悻收场。有胆怯的女孩不敢爬树，便借助父亲的肩膀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脸上绽放欣喜的容颜。最为幸运的当属住在附近且拥有二层楼的居民，他们无需提前来抢占地盘，可于慢悠悠地用完晚餐后，气定神闲地在自家楼上端张凳子坐下，从窗户中探出头来将电影中的镜头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一些富有商业头脑的小商贩，绝不会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闻风而动，急切地在周边支个摊位，买瓜子、橄榄、棒冰……一场电影看下来，既有一笔不菲的收入，还可品尝到一场文化盛宴，可谓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双丰收。
在四合的夜幕中，现场的吆喝声、欢笑声、斥责声、叹息声、自行车铃声、少年的嬉闹声与手电筒的光影交织成一片，人们在热烈的期待中终于迎来电影的正式开播，方才异常嘈杂的现场顿时陷入一阵寂静，人们目不转睛、津津有味地观看着电影，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情节。
期间，有因为晚来而很难在正面找到好位置的孩子们，他们便会灵机一动地纷纷跑到荧幕后面去一饱眼福。
在放映的过程中，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小插曲，有遇到因胶片比较老旧，而在放映过程中出现黑幕或者跳帧的现象；有熊孩子因为好奇或为了在银幕上留下自己的身影，去挡放映机的灯光的现象；也会有人踢到电缆或绊倒支撑银幕的竹竿等，但这些都丝毫不会妨碍观众的好心情，他们顶多是叫嚷几句就复归于平静咯！
人们屏息静气地观看着电影，一两个小时后，随着银幕上出现“完”、“剧终”、“再见”等字幕，电影的放映也宣告结束。 人们还沉浸在方才的情节中，便意犹未尽地相互谈论着，手脚麻利地收拾着凳子，三三两两、依依不舍地结伴回家……。
我第一次看露天电影很是好奇，不明白这么一张白白的幕布背后怎么会藏着这么一个变幻无穷、非富多彩的世界，幕布上的人和物都那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真想一头扎进银幕去一探究竟，也会拉着母亲的袖管问个不停，母亲给出的答案较为模糊，始终无法解开我心中的疑窦。直至长大成人，我方才明白电影是根据人眼的“视觉暂留原理”，运用照相以及录音的手段把外界事物的影像和声音摄录在胶片上，通过放映，将活动影像并同步声音投射到银幕上的一种现代技术。
记得当时的电影影片以革命战斗故事片居多，如《小兵张嘎》、《闪闪红星》、《地道战》、《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其中《冰山上的来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迄今为止，我还能哼唱该电影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电影中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纯真浪漫的真挚爱情故事而感动。后来，露天电影也增加了一些生活趣味浓郁的电影，如大美女王丹凤主演的《女理发师》中令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的场景都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脑海中。
后来，随着录像带和VCD、DVD的不断崛起，录像厅随处可见，露天电影也被逐渐取代……
如今，城市里再也难现聚众观看露天电影的激情欢乐场面，它就像一朵烟花，绽开在那个年代，燃放过后，便成了永恒的历史，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