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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2010 年 10 月 4 日下午，一个尺寸不大的学术报告厅中，挤满了前来采访的记者。大大小小的镁光灯被高高举起。围绕报告厅一角的发言桌被排列成一个光圈。谁都想在第一时间抓拍到即将到来的历史性时刻。 这座报告厅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内。让记者们翘首以待的，正是 2010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名单。 比起往年，那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格外引人关注。 原因是之前公布的候选人中出现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名字。 早在获得诺奖提名前，他就已经饱受争议。围绕他有没有资格获得诺奖，公众甚至分裂成两个态度截然相反的阵营，舆论报道也是两极分化。这场舆论战中，有人把他奉为普济苍生的圣人，也有人把他视作恐怖的恶魔。连梵蒂冈教会都公开对他提出道德指控，把他称作上帝的弃徒。 可以说无论这个人能否获奖，都注定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那么，这位候选人和的他研究成果为什么会饱受争议呢？ 选定课题 1925 年 9 月 27 日，英国曼彻斯特的乡下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罗伯特·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到小溪边观察小鱼产卵，喜欢在屋檐下看蜜蜂筑巢，所有与生命相关的东西，都能让他感到好奇。 怀着这份童年的情感，爱德华兹不出意料地选择了生物学作为他的学业方向。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的研究课题是《荷尔蒙如何调控老鼠子宫功能》。凭借这项研究，爱德华兹不仅理解了雌鼠体内的激素如何促进排卵，还发现了激素影响卵母细胞成熟的生理机制。 图：爱德华兹（中间站立） 他甚至因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条件合适，人类的卵子是不是也可以在体外受精和发育呢？ 他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于是，1955 年，在拿到了他的生物学博士学位后，爱德华兹毅然投入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连爱德华兹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人类胚胎的体外受精是一个冷门领域，选择了这个方向，就意味着更少的关注、更少的资金和更高的出成果的难度。但爱德华兹看中的是这项研究巨大的社会效益。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攻克人体体外受精的技术壁垒，解决万千家庭无法生育的难题。 实验材料 研究体外受精，最重要的实验材料就是精子和卵子了。精子不难获得，但是卵子可就难办了。人的卵母细胞都储存在卵巢里，必须进行创伤性手术才能取出来。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可能会有志愿者冒着手术的风险捐献卵母细胞。 面对这种困境，爱德华兹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游说女性死者的家属把死者的卵巢捐献。项目刚开始的时候，爱德华兹总是在四处打探。一旦听说哪家医院刚刚有年轻的女患者去世，他就会立即赶去，找死者家属谈卵巢捐献的事。但问题是，谁会愿意在亲人刚刚去世时，就讨论这样的问题呢？所以，大部分时候爱德华兹刚一开口，就会碰一鼻子灰，搞不好还会挨一顿揍。 二年后，处于困境中的爱德华兹终于时来运转了。一位名叫莫莉·露丝的妇科医生同意帮助他，把患者切下来的卵巢提供给爱德华兹。这是露丝第二次帮助爱德华兹，第一次是给爱德华兹的双胞胎女儿接生。不管怎么说，珍贵的卵母细胞终于有了稳定的来源，虽然数量依然稀少，但是研究终于可以继续了。[1]
经费难题
实验材料终于有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没钱。爱德华兹原本就知道，搞冷门研究的必然结果就是很难申请到科研经费，但他还是低估了申请经费的难度。 当时最容易申请经费的机构莫过于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了。这家机构与英国国民健康部有紧密合作，只要是与生物学或者医学沾边的项目，他们几乎都愿意参与。 但是，就是这种对别人来说唾手可得的研究经费，爱德华兹还是申请失败了。1963 年，爱德华兹向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提出申请后不久，就收到了评审委员马可尼的回信，他在回信中说：
“很遗憾，我们不会向你提供赞助，哪怕一个硬币都不行。这不是钱的事，你的研究或许是有意义的，但我们没办法确定赞助的意义。”
为了筹钱，爱德华兹再次拿出了当年游说患者家属捐出死者卵巢的精神，即便四处碰壁，也丝毫没有气馁。英国找不到钱，那就干脆去美国申请。在美国，他找到了福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当时有一项赞助避孕研究的基金。与爱德华兹研究的体外受精领域相同，但方向正好相反。这一次，爱德华兹多了个心眼。他为了申请到经费，就干脆谎称体外受精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指导避孕。果然，在隐瞒了真实意图后，福特基金会真的批准了他的申请。讽刺的是，到今天为止，这笔避孕研究基金资助的项目，已经让全世界多出生了 400 万名试管婴儿，真不知道福特基金会的人知道了这个数字，会作何感想。 很有意思的是，爱德华兹的项目伙伴——产科大夫斯特普托常常靠着给人做流产手术来赚钱补贴研究。这对搭档都是拿着节育的钱，做着多生孩子的研究，绝对算得上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图：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 试验失败 按说卵母细胞找到了，实验经费也有了，研究终于可以迎来进展了吧，但很遗憾，研究并不顺利。 简单来说，一个试管婴儿要诞生总共分为 4 步： 第一步：取出卵母细胞； 第二步：让卵母细胞体外减数分裂，变成卵子； 第三步：帮助卵子完成体外受精并发育成胚胎； 第四步：把胚胎移植到子宫里自然成长直到出生。 结果，爱德华兹刚到第二步就被卡住了。 根据美国科学家平卡斯的研究成果，人与家兔的卵母细胞在体外培养 12 小时，就可以自发成熟[2]。这本来是一个卵母细胞自然而然就会完成的生理过程，但是从 1965 年开始，爱德华兹又是更改培养液成分、又是添加荷尔蒙、又是替换各种饲养细胞……但不管爱德华兹怎么折腾，卵母细胞就是不会分裂。到了后来，爱德华兹甚至想出了用激素浸泡整个卵巢的主意，从这些做法上也看得出来，爱德华兹是真的绝望了。 图：体外发育的人类胚胎。图片显示受精卵、8 细胞阶段、细胞粘附、压实桑椹、胚泡和带状孵化 图：显示体内受精过程中精子和卵子相遇的光学显微照片。在接近圆形卵母细胞的图像中心可以看到单个精子。其他竞争的精子和细胞包含辐射冠，在中央卵母细胞周围形成保护性光环，在底部可见。 1967 年的一天，莫利医生又送来一个卵巢。这一次，爱德华兹决定等得久一点，他把原来的 12 小时延长到 25 个小时。终于，奇迹发生了，卵母细胞在显微镜下开始产生了变化——染色体开始成形，核仁逐渐消失，减数分裂终于开始了。此时，爱德华兹终于明白：平卡斯的数据是错的。12 小时对人的卵母细胞来说远远不够。爱德华兹为了这个错误，已经耗费了整整 2 年。 好在第三步，即体外受精阶段，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精子和卵子在体外的结合，比爱德华兹设想的要容易得多，这也极大地鼓舞了爱德华兹。1969 年，他开始招募愿意接受体外胚胎植入的实验者，准备挑战试管婴儿的最后一步了。 惨败 对于爱德华兹试管婴儿的研究，周遭一直都是反对声多过支持声。但志愿者招募信息发布后，结果让爱德华兹有些始料未及。报名者非常踊跃，短短时间就有一百多人报名。他们全都承担着无法生育的痛苦，把爱德华兹这个还没有成型的研究，当成是为人父母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这一刻，爱德华兹突然从一位科学家，变成了一位即将改变百多个家庭命运的圣人，他陡然感到身上的压力和责任变重了。 实验一开始进展得相当顺利。在人们的厚望中，爱德华兹感到自己的研究生涯到达了巅峰。那些平时反对他的人似乎也沉默了下来。接下来，就让他带着上帝的光环，亲手把这实验完成，让所有人，该闭嘴的闭嘴，该膜拜的膜拜。那段时间，爱德华兹有时会真的感觉到一种神性，也许他真的就是那位把神的恩惠带到人间的天使吧！ 就在爱德华兹坐等名利双收时，噩耗突然降临了。一百多名植入胚胎的妇女，竟然没有一个成功怀孕。这对爱德华兹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反对声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几乎要将爱德华兹彻底淹没。他坚定的信念，也在这血淋淋的事实面前被彻底击碎。 爱德华兹几乎绝望了，他已经为这项研究投入了十几年的时间，为这次临床实验也做足了准备工作。但是，上百人次的实验竟然无一成功。或许对那些参与实验的志愿者而言，这只不过是又一次无效的求子尝试，但对爱德华兹来说，这就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没有人在意爱德华兹的感受。在反对者眼中，爱德华兹的试管婴儿临床试验已经变成了一次彻头彻尾的丑闻。1971 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场关于生物医学道德规范的研讨会上，诺奖得主“DNA之父”詹姆斯·沃森公开批评说：“研究体外受精，进行相关实验，使变相屠杀婴儿成为必要。” 面对指责，爱德华兹选择了沉默。他无法请求志愿者们原谅，他知道惨败之下，没有人会给他重来一次的机会。爱德华兹可以承认失败，可以忘记在项目中付出的几十年青春，但是身为一名科学家，他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弄清楚自己失败的原因。 转机 时光飞逝，转眼来到 1977 年的深秋。一对普通的英国夫妇约翰·布朗和莱斯利找到了爱德华兹。夫妻俩感情深厚，却一直被无法生育后代的问题困扰。莱斯利女士因为患有输卵管堵塞，9 年来一直没有怀孕。虽然多次就医，但病情却不见好转。随着年龄的增大，想要拥有宝宝的愿望变得越来越迫切。 他们告诉爱德华兹：“他们知道爱德华兹过往的一切。在要孩子这件事上，无论成功的概率有多低，他们都愿意去尝试。” 面对布朗夫妇的请求，爱德华兹没有拒绝的理由。 1977 年 11 月 1 0日，莱斯利接受了试管婴儿手术。这项手术爱德华兹依然无比熟悉，与上一次唯一不同的是，爱德华兹没有为莱斯利注射人造孕酮。爱德华兹几年来的思考是正确的，这一次，莱斯利成功地怀孕了。 1978 年 7 月 25 日，莱斯利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奥尔德姆医院成功地产下了她的女儿——路易斯·布朗。[3]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试管婴儿。 爱德华兹望着这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泪水夺眶而出。 此刻，他过去几十年经历的困难，遇到的阻碍，伴随着眼前新生的婴儿和布朗夫妇的喜悦，尽数浮现眼前。 眼前的这一切，就是对他的工作的最大认可。 他清楚地知道，这么多年扛住巨大压力和争议而坚持的道路，是正确的。 史料图：爱德华兹、斯特普托博士，珀迪和婴儿时的路易丝 反对浪潮 这一年，是爱德华兹人生的转折点，但这个转折点却不属于试管婴儿技术。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后，停息了几年的口诛笔伐再次铺天盖地而来。 伦理学者们面对公众向爱德华兹发难：试管婴儿技术不仅违背了自然生育的伦理道德，也根本没有真正解决不孕不育。科学界也开始老话重提，指责爱德华兹没有进行动物实验就把项目推到了临床阶段。还有人质疑说，布朗夫人也许根本没有接受试管婴儿手术，说不定整个实验都是伪造的。更多的人把目光放在了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身上，他们担心孩子很可能无法健康长大。 在众多反对者中声音最大的，当属罗马天主教会：不道德、反自然、亵渎上帝……一顶顶大帽子接连不断地扣在爱德华兹的头上。人类的自然繁衍一向被宗教人士视为上帝权力的禁区。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却挑战了这种权威，使实验室诞生婴儿成为可能。宗教人士认为它在某些方面违背了人类伦理，比如那些在实验过程中多余出来未经使用的胚胎的命运。那些多余胚胎或被销毁或被无限期冷藏。如果认为精子与卵子结合就算是生命的开始，那么销毁胚胎无疑就是对人类生命的扼杀。 爱德华兹工作的剑桥大学更是挤满了抗议示威的人们。他们手举标语，高喊着：“你们无权替上帝做选择！” 爱德华兹的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这场风暴的中心，虽然警察戒严了他家附近的三个街区，但他家的玻璃还是被各种各样的石头砸了个稀巴烂。 后续 这一次，无论多么猛烈的反对浪潮，也不会再打倒爱德华兹了。健康活泼的小露易丝让他的内心无比坚定。虽然英国政府和众多基金依然不愿为爱德华兹的项目提供资金，但在爱德华兹看来，他已经胜利在望。 图：路易斯·布朗和她的母亲莱斯利（1978 年 10 月 9 日拍摄） 繁衍生息的古老欲望早已深深地写入了人类的基因，又岂能是伦理纲常所能阻挡的？1980 年，已经有 5000 对夫妇签约排队，希望获得同样的治疗。爱德华兹和他的老搭档斯特普托一道，建立了世界首个人工受精诊所——波恩诊所。 图：波恩诊所 图：爱德华兹在波恩诊所的办公桌前 同样在 1980 年，澳大利亚首例试管婴儿诞生。 1981 年，美国首例试管婴儿诞生。 1988 年，中国首例试管婴儿诞生。 也是在 1988 年，波恩诊所诞生了世界上第 1000 名试管婴儿！ 在事实面前，爱德华兹的成就终于得到了官方机构的认可——那个当初拒绝给他提供资助的委员马可尼公开表示了歉意。爱德华兹终于实现了经费自由。这一年，爱德华兹的老搭档斯特普托已经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当爱德华兹把这些好消息带给他时，斯特普托的眼中放出了喜悦的光芒，带着这份喜悦，斯特普托溘然长逝。
获得诺贝尔奖
让我们把时钟快进到 2010 年 10 月 4 日。在那个紧张、不安但又夹杂着期待的气氛中，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秘书长戈兰·汉松用非常洪亮的声音宣布：
“他的成果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要技术，为人类辅助生育带来了重大变革，其研究成果是现代医学发展的里程碑。他的研究为一个个原本可能面临不幸命运的家庭带来了新生，也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为表彰他在体外受精技术领域的开创性贡献，2010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罗伯特·爱德华兹爵士！”
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这是科学皇冠上的宝石，也是爱德华兹的巅峰时刻。但是，就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的当天，梵蒂冈教皇立即召开发布会，单独就此事猛烈批评了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教皇斥责说：诺贝尔医学奖评审机构作出的有关决定“非常不恰当”。发布会上，代表教廷响应医学道德问题的生命学院院长鲍拉情绪激动地说：“我完全无法理解这次评选，爱德华兹的研究，毫无疑问是不道德、反自然的，他亵渎了上帝。” 教会的言论被无数媒体争相报道，爱德华兹又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抗议的人们又一次举着横幅走上了街头，可是这次，人们高喊的口号与上次不同，这次人们说的是：“上帝赋予了我们选择的权利!”。 面对游行群众的怒火，即便是从不认错的教会，也不得不出来缓和局势。刚刚发表了抨击言论的教会代表鲍拉，面对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镜头，用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的语调低声辩解道：“我承认，爱德华兹的获奖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研究成果不应被低估。虽然我之前表达了我的反对意见，但那仅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我相信，上帝希望我们过得更好。” 尾声 今天，试管婴儿技术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手术创伤更小，成功率更高，这离不开爱德华兹的努力与坚持。全世界的试管婴儿总数已经超过了 400 万，试管婴儿的技术也历经了三代，挑战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高峰。 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解决的是女性不孕的问题，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则解决了男性精子能力弱的难题。到了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就已经可以通过胚胎筛选，进行遗传疾病的有效预防了[4][5]。 人类认知科学、创造技术之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有些时候，这种不平坦并非源于科学或技术本身，而是来自外部阻碍。 “我永远忘不了体外受精实验成功的那一天，”爱德华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当我从显微镜向下看时，我看见了奇异的文明……那不仅仅是一个受精卵，那是一个正在凝视我的生命，当时我想，这就是支撑我坚持到底的原因，是孩子，孩子是人生中最特别的礼物。” 信源
Robert G. Edwards, The bumpy road to human in vitro fertilization, Nature Medicine 7, 1091 – 1094 (2001)， doi:10.1038/nm1001-1091
Pincus, G. & Saunders, B. The comparative behaviour of mammalian eggs in vivo and in vitro. Anat. Rec. 75, 537–545 (1939).
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与探讨 (shu.edu.cn)
HANDYSIDE A H , KONOTO GIANNIEH , HARDYK, et al. Pregnancies from biopsied human p reimplantation embryos sexed by Yspecific DNA amplification [J ]. Nature , 1990 , 244 :7682770.
HANDYSIDE A H , LESKO J G , TARNJJ , et al. Birth of a normal girl after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p reimplantation diagnostic testing for cystic fibrosis [J ]. N. Engl. J . Med. 1992 , 327 (13) : 9052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