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几位农民在挖掘沙土的时候，发掘出了一段象牙。当地政府得到消息，很快就安排组织了挖掘工作，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大象骨架，这就是著名的“黄河象”。黄河象是一种早已经灭绝的古象，因为象牙长达二米，所以又叫剑齿象。它在中国十分有名，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就收录有一篇课文专文描述了黄河象的故事。
虽然在今天的中国，野生的大象只能在云南的少数热带雨林才能看到。但是在蛮荒时代，现在的中原地区还有很多象的存在。考古发掘证明了距今30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就有大量的野象分布。
殷墟卜辞中“今夕其雨，获象”，这就是最早狩猎大象记载，表明在商代的中原地区可以轻易找到大象。在殷墟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有象、犀、水牛等亚热带动物遗骸。吕氏春秋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由此可见商朝有一支霍霍有名的象兵编制。在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脉，当时还有野象的种群分布。直至西周初年，这一地区由于仍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存在，为野象、犀牛、虎、豹等亚热带或热带动物的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周武王时期，在兼并中原周边五十余方国的过程中，曾“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可见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野生动物开始向周边山林迁徙，这也跟中原地区的森林退化几乎是同时期的。但是到春秋时期，中原地区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象群活动。这一时期，史书中多载有楚人等用“象战”的事例。各种史料综合分析，当时中国野象分布的主要地区，逐渐由华北黄河流域地区南移到秦岭、淮河流域一线。不过，这时黄河流域地区的野象虽热较以前少见，但仍有一定数量的野象时常返回到这一地区活动。
魏晋六朝时期，大象活动的北界在黄河至长江流域一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公元579年，在兖州发现大象，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吉祥之兆。而同时期的淮南，则还有相当规模的象群活动，屡有“坏人室庐”的记载。
公元962年，“有象至黄破县（今属武汉市）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复、襄、唐，践民田。北宋初年在荆襄地区的象患，波及湖北武汉、安陆、天门、襄阳和河南唐河、南阳。这么大规模的象患，在商周之后第一次出现。其原因正在于宋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温暖时期，因此大象活动范围也随之北移了。
至于当时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有关象群活动的记载更多，仅《宋史》本纪、志、传中即有几十处。北宋淳化二年（991年〉四月，据宋太宗的诏书中说，岭南“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中有群象”。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潮州尊地经常还有“野象数百食稼”“漳州漳浦县，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惟独象遇之，逐人蹂践”
在西南地区，正因为唐宋时期仍然有茂務的原始森林，且草甸相间。故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中，就有当地用象“负垂致远”、野生犀牛时有出没的记载。史书中载有今四川西南黎州邛部川蛮部族向朝廷以“犀角、象牙”等珍禽异兽上贡的历史实录，这些记载表明，这一地区当时犀、象数量较多，有稳定的野象、犀牛群体生存，故有较多数履的犀角、象牙，也才能入贡。滇南西双版纳一带，当时更是森林稠密，为热带森林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栖息环境，故有“象大于水牛，土俗养彖以耕田”的现象。原来古书中记载的大舜“象为之耕”是有事实依据的。
直至明代中期，岭南地区仍有不少的象群分布，因而有象群经常害稼的现象发生。直至清乾隆年间，广西灵山那暮山一带的野象，“每秋熟，辄成群出食，民甚苦之"。道光以后，这一地区随着当地人口的增加与开发速度的加快，象群的数量有不断减少的趋势。据《廉州府志》，道光十三年（1833年），原来明末清初时“大廉山群象践民稼，逐之不去”的现象至这一时期已变为“象……间有”。
可见，这一地区的大象至19世纪20年代以后已渐首稀少，20世纪以后更是少得难觅其踪迹。我国大象的分布地区至清朝后期已发生较大的变化，以致此后我国仅有云南西南部才有象群少量分布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