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便发生在大渡河上。语文教科书《飞夺泸定桥》一文这样描写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
半个多世纪后，随漂流队到大渡河上游训练的杨勇对这条河流的第一印象也是这八个字：水流湍急，高山峻岭。
“当时，干流上只有一座龚嘴电站，支流上建设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发电站。总体上，大渡河的自然景观非常好。”杨勇说。杨勇是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独立探险科考者，长期关注水利环境，曾多次到大渡河进行调研。
“现在的大渡河完全不是当年的模样了。”杨勇停顿片刻，用“工地”来形容这条河流，“河流两岸有很多工地，汽车在河边的路上奔驰，过去宁静的小村庄都迁走了……”
“目之所及，在今天在建或即将开建的大小水电站束缚下，昔日桀骜不驯的大渡河，已面目全非。”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13年，北京环保机构“绿家园”组织“江河十年行”走访大渡河后，发现“这条愤怒的大河已没了昔日的脾气。”近半个世纪来，大小水电站在大渡河蜂拥上马，尤以近三十年项目开发最为密集。
1966年，位于大渡河中游下段的龚嘴电站开始建设，这也是大渡河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随着开山的炮声、隆隆的机械声和大渡河哗哗水声，一座混凝土重力坝象破土的竹笋，一天天升高。”四川省水利局官网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描写龚嘴水电站建设的情形。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渡河已建成或在建的各类大小水电站包括猴子岩电站、长河坝电站、泸定电站等几十座。
支流上的开发建设更为疯狂。据四川省水利厅公布的数据，截至1987年，属于大渡河流域里的12个县、市、区，已经在众多支流上建起了434处水电站，总共装机520台，容量总计达到8万千瓦。部分属于大渡河流域的13个县、市，已建小水电站339处，装机411台，装机容量达6万千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利用大渡河的水力资源。
建设远未停下脚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电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始终未得到彻底解决。考虑到大渡河水能蕴藏量巨大，开发价值高，特别是在国家对清洁能源产业的大力扶持、“川电东送”战略的大背景下，新一波对大渡河的开发浪潮汹涌而来。
2015年7月13日，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在四川开工。该水电站坝高314米，将超越塔吉克斯坦的努列克坝(300米)成为世界第一高坝，被列为国家清洁能源重大工程、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电源项目的。据四川省能源局称，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是大渡河干流规划28级电站中的第五级电站。
作为长江流域岷江水系最大支流，大渡河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岷江总量的72.9%，涉及青海、四川两省，大渡河水电基地是国家规划的十三大水能基地之一。
此外，四川大学水利学院教师费文平告诉记者，由于具有“流域长，落差大，流量大”等特点，也是大渡河建造水电站的天然优势。据了解，大渡河干流河道全长1062公里，天然落差4175米；四川省境内长852公里，天然落差2788米。
“水电一旦建成，其运行成本很低，有足够的竞争力在能源与电力结构中占据主导的地位，这也是整个系统成本最小化的要求。” 国际能源署全球能源展望组高级能源专家张树伟在其所发表的文章《为何四川不以水电气电为主》中称，在“整个系统成本最小化的要求下”，水电以外的其他电源形式“将拥有有限的发电小时数，主要应用于枯水期以及备用。”
随着水电站的建设，大渡河从一条自然河流被改造成大坝梯级密布，它背负发电的使命，同样也饱受争议。
“以大渡河目前水电站的开发来看，其功能存在单一性，主要以发电为主，却把生态功能摆在了次要位置。水电站的建设无疑令河流里生物的多样性遭到了严重破坏。”杨勇说。
2015年5月，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张陆良，蒋红等人在《环境影响评价》杂志上发表文章《双江口水电站鱼类栖息地保护方案设计》，称该工程建设将淹没裂腹鱼和鮡科等鱼类栖息地，栖息地改变后，库中和坝前的鱼类产卵场等生境将被淹没。电站的分割使原产于大渡河的鱼类无法正常洄游产卵，从而影响河流特有鱼类的繁殖及鱼类种群的稳定性，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河流生物链条的均衡。双江口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估也显示，该项目会对稀有鱼类和当地植物带来负面影响。
2013年，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师段斌等人在《西北水电》杂志发表《大渡河流域水电科学开发实践分析》一文，称水电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移民问题。
据杨勇介绍，大渡河流域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移民安置难度较大。据悉，电站建设共涉及征占土地76592亩，生产安置移民4525人、搬迁安置移民5940人，征地及移民安置补偿投资65.28亿元。
大渡河水电的特殊性还在于自然环境独特，涉及丹巴国家级遗产古碉群、贡嘎山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严波也则、墨尔多山、金汤孔玉等州级保护区。“建设水电站将使其遭受破坏。”杨勇说。
此外，大坝群的安全性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按全球最著名的纪实节目——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的统计排名，在人类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的名次，居于印度博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之上，名列第一的，是在中国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等近30座水库大坝群的垮坝，打捞到的尸体10万多具，加上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人口，共24万多人死亡，与次年的最大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相仿。
2011年，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能源业务部杜景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大渡河干流规划了25个梯级水电站，这些水电站坝址区基本烈度均在VII度以上。大渡河沿岸多为高山峡谷区，人口较密集的城镇和居民点如金川、丹巴、泸定、石棉、金口河、乐山市等，多分布在河谷两岸。按已经进行的几个梯级的溃坝分析，若其中一个大坝发生溃决，下游梯级和城镇很难做出有效反应，可能引发下游梯级大坝的连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