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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英文(英语地址怎么写?)

教育听我说

今天我要给你解读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名叫做《地址的故事》。

地址,就是你点外卖,或者收快递的时候,要填的那一长串的信息:某省某市某街道,几楼几号几单元。说到地址的作用,你的第一反应可能也就是让快递小哥能找得着你,就是这么的平平无奇。那今天的这本《地址的故事》,到底有什么故事可讲呢?

我们来看这本书的副标题,有点长啊,叫做地址簿里隐藏的身份、种族、财富与权力密码。我这么一念你就明白了,这个副标题讲的是人的身份和地址的关系。比如说,今天的有钱人住在高档的小区里,古时候有地位的人住在气派的官府里,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上,不同种族的人住在不同的街区里。人的身份和他们居住的地址,往往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你从一串地址上,就能解读出关于种族、财富和权力的信息。

这一点好理解。不过,读完了这本书,我发现,这本书的副标题只能涵盖书里一小半的内容。这本书里还有相当的篇幅,讲的是现代各国通用的地址系统,也就是街道、门牌号、邮政编码这些东西,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另外,除了和人的身份挂钩,地址还有非常丰富的用途,有些可能是你没想到的。比如,地址可以让印度贫民窟里的孩子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英国的医生最早靠追踪地址,发现了霍乱传染的途径。这些关于地址的故事,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分钟里,我都会讲给你听。而且,除了这些有趣的知识,这本书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新视角:从地址这类不起眼的东西出发,只要把功课做足,就能触碰到很多深刻的问题,看到人类文明很多基本的逻辑。听完这本书,你也可以试试,找一件你从前没怎么注意过的东西,研究一下它的来历。你可能也会得到很有意思的启发。

接下来,我们简单地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她叫戴尔德丽,是一个美国人。从她的经历上来看,戴尔德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霸。她曾经在哈佛、牛津这些顶尖的世界名校读过书。毕业后,戴尔德丽在哈佛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过老师,还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卫报》这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过不少作品。

戴尔德丽的好奇心很强,平时有什么问题,都喜欢刨根问底地做一番调查。有一天,她从一个权威机构的网站上了解到:世界上大多数的家庭都没有街道地址。这让戴尔德丽感到非常意外。真的有这么多人没有自己的地址吗?没有地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另外,我们今天采用的地址系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于什么原因被发明出来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戴尔德丽开始了她的调查。她从美国老家开始,一路调查了五大洲十几个国家,写成了这本《地址的故事》,算是把地址这个东西讲了个明明白白。

接下来,我分两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两个部分分别回答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代的地址系统是怎么来的?第二个问题,地址到底有什么用?

第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现代的地址系统是怎么来的?

要想回答现代的问题,我们得先看看古代的情况。在古代世界上,人们有没有自己的地址呢?有归有,但是很模糊。假如你回到古代,随便逮着一个人,问他:你家住在哪儿?他通常都会告诉你一个行政区划上的概念。比如,你逮着的这个人是曹操,他会告诉你:我是沛国谯县人。你逮着的是曹雪芹,他会告诉你:我是江宁府人。但是你再往下问,让他说得再具体一点,精确到他们家房子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他顶多能说出一个大致的方位,比如家住城南边,离城隍庙不远。你进了城,还得一路打听,才能找得着。

这是中国古代的情况。西方古代的情况也差不多。《地址的故事》这本书里举的例子是罗马。在古代世界,罗马算是一座很大的城市,鼎盛时期的人口有100万左右,全城的街道连起来,长度将近100公里。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这将近100公里的街道,绝大多数都没有自己的名称。也就是说,古罗马人没法像现代人一样,说清自己家住在哪一条街道上,更别提门牌号码了。那古罗马人要怎么描述一个地方的位置呢?有位古罗马的剧作家写了一部喜剧,里面有段问路的对话,大致是这么写的:

A对B说:你知道某某家怎么走吗?

B回答说:我知道啊。你沿着这条路走到头,会看到一个神龛。神龛旁边有一条小巷。注意啊,是长着无花果树的那一边。你进了这条小巷,经过一个人的房子,向左拐,到了神庙,向右拐。接下来你会看到一座喷泉,喷泉旁边有一家面包店,对面是一家木工作坊。你要找的人,就住在这儿。

你要是不熟悉罗马城里的环境,听完这段话肯定是一头雾水。哪怕你熟悉罗马,处理这么一大段信息,也得消耗不少脑细胞。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告诉我一个街道的名称和门牌号码,我用手机一搜,就什么都清楚了,哪用得着什么喷泉和无花果树呢?

没有现代的地址系统,古罗马人指路确实是怪费劲的。不过,现代的脑科学家提出了这么一个猜想:或许正是因为古罗马没有精确的地址系统,人们才在问路的过程中,逐渐炼成了强大的空间记忆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空间记忆力,古罗马的演说家们才发明出了著名的记忆宫殿法。古罗马的大学者西塞罗在他的《论演说家》这部作品里,就提到过这种方法。

简单来说,记忆宫殿法是一种思维工具,能帮助你在短时间内记住大量的信息。比如,你要记住一篇很长的演讲稿,那就想象一座你熟悉的建筑,最简单的就是你们家的房子了。接下来,你要在这个想象出来的建筑里放置一些东西。你演讲的开场白可能跟苹果这个词有关系,那就在房子的入口处放一只苹果。接下来,你用到的第一个素材可能跟数字2有关系,那就在进门正对面的那堵墙上写一个数字2。等到你把所有跟演讲有关的东西都放进了这座建筑里,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你只需要想象自己在这座建筑里行走,走过一间一间屋子,看到一件一件东西,就能回想起演讲稿里相应的内容。现代脑科学已经证实,人脑中负责记忆和空间想象的部分是重合的。这么说来,古罗马人没享受到地址系统的便利,却因此获得了强大的空间记忆力,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好,稍微岔开了一点话题,我们接着回来讲地址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在古代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发展出精确的地址系统。那么,我们今天用到的地址系统是怎么出现的呢?在《地址的故事》这本书里,作者戴尔德丽研究了世界各国地址系统的发展过程。她发现,现代的地址系统主要有两个发源地。一个是18世纪的维也纳,一个是19世纪的伦敦。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维也纳。维也纳对现代地址系统的贡献,主要是发明了门牌号码。不过,门牌号码最初被发明出来,并不是为了帮人们在复杂的城市里找到正确的位置,而是为了帮统治者更有效地控制人民。

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得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18世纪的维也纳正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女皇玛丽亚·特雷莎是欧洲历史上最有建树的君主之一。玛丽亚·特雷莎在位四十年,打过不少胜仗。但是在1760年代,她的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玛丽亚·特雷莎当然很着急,也很恼火。她甚至放过狠话说,要不是她一直忙着生孩子,就要亲自上战场了。

不过,狠话归狠话,关起门来,这位女皇还是得自己总结教训。客观地说,玛丽亚·特雷莎治国的本领是不错的,在她的治理下,国家的实力也并不弱,那为什么还会吃败仗呢?玛丽亚·特雷莎想到了一个原因: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采用的还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封建制度,皇帝的下面是一帮领主。这帮领主都有自己的封地,封地上有老百姓给领主干活。皇帝要打仗,得靠这帮领主从各自的封地上征兵。那么,领主会把自己手下最强壮,最能干的劳动力交给皇帝吗?当然不会了。他们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把那些最好用的人留在身边,只把老弱病残推出去当炮灰。这么一来,国家的军队还好得了吗?玛丽亚·特雷莎意识到,这个国家里还有大量能打仗的年轻人,都没被编进军队里。而要把这些人用起来,她得越过领主,直接控制人民。

这要怎么才能做到呢?玛丽亚·特雷莎想到的办法,就是门牌号码。给家家户户的房子编号,把房子里住的人记录在册,这样,就能按照每个人的资质,给他们安排军队里的工作了。1770年3月,玛丽亚·特雷莎发布命令,向全国各地派出了1700多名军官。军官带着油漆匠,每到一个村庄,就用油和动物的骨头熬成一种浓稠的黑漆,在每户人家的房子上刷上一个数字。这项浩大的工程从春天一直进行到冬天,玛丽亚·特雷莎派出的军官给110多万所房子编了号,登记在册的人数超过了700万。直到今天,假如你到维也纳去旅行,还能在一些建筑上看到玛丽亚·特雷莎时代留下来的门牌号码。当地人把这些号码叫做征兵号码。

严格来说,玛丽亚·特雷莎并不是第一个给房子编号的人。早在16世纪,法国巴黎的官员就给房子编过号,目的是确定房子的归属权。但玛丽亚·特雷莎确实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门牌号码的统治者。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纷纷发布命令,给房子编号。《地址的故事》的作者戴尔德丽分析,这可能跟当时的时代思潮有关。维也纳大学有位历史学家,叫安东·坦特纳,专门研究门牌号码的历史。他也赞同戴尔德丽的观点。坦特纳说,启蒙时代是一个沉迷于秩序和分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给房屋编号,把全国的人民登记在册,这是国家走向现代的重要环节。

总之,戴尔德丽认为,玛丽亚·特雷莎的征兵号码是现代门牌号码的前身,维也纳也因此成为现代地址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当然,只有门牌号码,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地址。要想准确地定位一户人家,我们还需要给每一条街道取名字。根据戴尔德丽的调查,系统地给全城的街道命名,这件事始于19世纪的伦敦。

什么人最想给街道命名呢?你肯定能猜到,当然是邮递员了。

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邮递员的活儿可不好干。就拿伦敦来说,重名的街道太多了。因为缺少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给街道命名,伦敦的街道,有的用的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名字,比如教堂街磨坊巷这一类;还有的用的是开发商给起的名字,稍微体面一点,但也没什么新意。根据当时人的记载,在1850年代,伦敦城里取名叫维多利亚街国王街皇后街的街道,每一种都有二三十条。这种情况当然让邮递员非常头疼。他们经常得敲开很多户人家的门,才能找到正确的收信人。

街道重名还不是最麻烦的问题,还有大量的街道根本就没有名字。寄信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地址。所以当时的英国邮局经常接到一些地址很奇怪的信。比如,信封上写着:这封信是寄给一个戴眼镜的姑娘的,她照顾着两个婴儿,或者,这封信写给我的妹妹,她叫简,她有一条腿是木头做的。邮递员拿到这样的信,当然只能干瞪眼。

像这样地址模糊的信被叫做死信。当时的英国邮局都有专门的死信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破译死信的地址。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同一时期的美国,有位著名的死信侦探名叫柯林斯。她每天都能破译将近一千封死信的地址。据说,柯林斯是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女士。她知道全国每一座城市里大大小小各种机构的名称,甚至还知道一些只有当地人才会用到的别称。最神奇的是,她还能根据寄信人的笔迹猜出他们常用的语言,这能帮她定位一些讲特定语言的收信人。

柯林斯有没有传说得这么神?这倒也没法考证了。不过,出现了像柯林斯这样的专业人士,只能说明一件事:整个邮政行业都出问题了。邮递员和死信侦探的工作难度这么大,那要供养这些专业人士,邮局就得多花钱。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邮费里来。邮费升高了,老百姓就寄不起信。这就让整个行业进一步萎缩。

眼看着英国邮政行业的路越走越窄,有个人坐不住了。这个人叫罗兰·希尔。在1837年,正当伦敦的邮递员还在满大街找人的时候,罗兰·希尔写了一本关于邮局改革的小册子,交给了英国的财政大臣。从这以后,罗兰·希尔接到任命,主持了一系列针对英国邮政系统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是奠基性的。比如,今天我们用的邮票和邮政编码,都是罗兰·希尔在将近两百年前发明的。到了1854年,罗兰·希尔已经当上了英国邮政总局的局长。在这十几年间,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英国邮政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出在了地址上。要想让邮政系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英国的每一条街道,都得有确定的,不重样的名称。

就这样,罗兰·希尔开始推动英国政府给街道命名。政府的效率不算低。到了1871年,伦敦全城已经有4800条街道有了新的名称,还有10万间房屋被重新编号。不过,因为伦敦的规模不断扩张,再加上各种政治上的因素,罗兰·希尔的这项给街道命名的计划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直到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给街道命名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些工作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罗兰·希尔的邮政改革。

第二部分

好,到这儿,我们就讲完了现代地址系统的起源。简单来说,因为玛丽亚·特雷莎要征兵打仗,因为罗兰·希尔要提高英国邮政系统的效率,现代人才有了门牌号码和街道名称,才能在一座城市里清楚地找到一户人家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问题:地址到底有什么用?

对我们今天的很多人来说,地址最主要的作用,应该就是点外卖和收快递了。除此之外,地址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当然也很有用。要是哪里着火了,或者有病人需要急救,能说出一个清楚的地址来,当然就会多一点生存下来的希望。

关于地址的作用,我们通常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么多。但是在《地址的故事》这本书里,作者戴尔德丽提到的地址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她提醒我们,要想明白地址的作用,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没有地址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有一座贫民窟,这里的人就没有地址。你听到这儿可能会想,贫民窟里的日子当然是不好过的,但这跟他们没有地址有什么关系呢?贫民窟里的人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地址又算得了什么呢?

的确,贫民窟里缺衣少食,还有各种安全隐患。没有地址,好像算不上什么特别要紧的问题。但是戴尔德丽在贫民窟里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人生活里遇到的很多麻烦,从根本上讲,都是因为没有地址。比如,贫民窟里的人用不上干净的自来水和电。什么原因呢?其实未必是技术上解决不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水电公司是按照街道地址来收费的,没有地址,水电费就不知道怎么收。再比如,因为没有地址,贫民窟里的人生了孩子,拿不到出生证明。没有出生证明,孩子就没学上。除了水、电和教育,没有地址还会造成一个大麻烦。加尔各答当地的银行只给有地址的人办银行卡。贫民窟里的人没有地址,银行卡就办不下来,他们仅有的那点资产就没地方存。他们也没办法向银行贷款,各种社会福利也享受不到。更糟糕的是,因为正规的银行服务进不了贫民窟,一些骗子和放高利贷的人就借机混了进来。贫民窟里有不少人,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都被骗子骗走了,伤心欲绝。所有这些问题,追到根子上,都和地址有关。

好在,一些慈善组织已经意识到了地址的重要性。在加尔各答,就有这么一个慈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很长,而且很直白,就叫为无地址的地方提供地址。组织的工作人员在贫民窟里走街串巷,给每一户人家发一个地址的编号。这个编号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凭这个编号,贫民窟里的人可以办银行卡,也能享受到各种社会福利了。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表面上听起来这么简单。首先,一般的街道地址是按照建筑来划定的,有一座独立的建筑,就发一个编号。可是在贫民窟里,哪儿有什么独立的建筑啊?只有一大堆棚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块儿。有些棚屋里还住着不只一户人家,只能在屋子中间挂一张草席,把各家的生活空间隔开。遇到这种情况,该发几个编号呢?总之,给贫民窟发地址,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具体的问题。有时候,他们发的编号会被牛吃掉;有时候,他们印的地图会被人们拿去补屋顶上的洞。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是发出了2000多个编号,让8000多人拥有了正式的地址。那么,他们的这项任务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遥遥无期。只在加尔各答这一座城市里,就有5000个贫民窟,里面住着300万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大概有10亿之多。就在你听这本书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慈善组织还在忙着给这些人提供地址。

从贫民窟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地址的作用远不只是送快递这么简单。在现代社会,地址是一个人接入社会网络的通行证。没有地址的人就没有完整的社会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人类是一个定居的物种。

这还只是从个人层面上来分析,如果我们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地址还有更多重要的作用。

首先,有了完整的地址系统,社会治安才有保障。假如罪犯藏到了一个没有地址的地方,公安机关搜捕起来,就要多费一番功夫了。

除此之外,地址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在1980年代,世界银行做过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背后的原因都是地址系统出了问题。因为地址的记录不清晰,土地所有权的划分就不明确。一块土地是谁的,说不清楚。这样一来,国家该找谁收税呢?一块所有权不明的土地,该怎么买卖呢?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阻碍。

除了维护治安和发展经济,地址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控制传染病。在19世纪,英国有位医生叫约翰·斯诺,最早发现了霍乱的传播途径。他就是从地址上找到了线索。在1854年,伦敦的一个街区里爆发了霍乱。斯诺医生一家接一家地敲开这个街区的房门,把病人的数量标在地图上。最后,地图上的情况显示,所有的病人都住在一个水泵附近。斯诺医生调查了这个水泵,发现水泵里的水受到了污染。这证实了他之前的猜想:霍乱病菌可以通过饮用水传播。斯诺医生说服人们拆掉了水泵的手柄,成功地控制了那次疫情的蔓延。后来,为了纪念斯诺医生,英国的一帮传染病学家成立了约翰·斯诺协会。这个协会有个秘密的握手方式,就是一个压水泵的动作。

直到今天,地址系统仍然是控制传染病的有效工具。咱们中国能够成功地防控新冠肺炎,行程码当然功不可没。

结语

好,到这里,我为你介绍了《地址的故事》这本书里两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第一个问题,我们说的是,现代的地址系统是怎么来的?《地址的故事》的作者戴尔德丽认为,现代的地址系统有两个最主要的发源地:一个是18世纪的维也纳,一个是19世纪的伦敦。在18世纪的维也纳,女皇玛丽亚·特雷莎为了征兵,发明了门牌号码;在19世纪的伦敦,被誉为现代邮政之父的罗兰·希尔为了提高英国邮政的效率,推动政府给全国的街道命名。

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地址到底有什么用?戴尔德丽调查了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她发现,没有地址的人,在现代社会寸步难行。他们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不能使用银行的服务,不能受教育,甚至连自来水和电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没法保障。在个人层面上,地址是一个人接入社会网络的必要条件。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护治安,发展经济,控制传染病,这些工作都要用到地址这个必要的工具。

在《地址的故事》这本书里,戴尔德丽还谈到了地址在美国、德国、南非的一些地方引起的种族问题和政治上的争议。如果你对这些故事有兴趣,欢迎你读一读原书。这本书的完整电子版,你在得到电子书就可以找得到。

在这期听书的最后,我想和你简单聊聊书里提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未来的地址会是什么样?

在今天,有不少科技公司都在研发数字地址。所谓的数字地址,就是借助计算机,给各种地点命名。数字地址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精度非常高。比如,英国有两个年轻人,发明了一种叫做三词定位法的数字地址系统。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找40000个单词,每三个单词组成一个组合,那就有40000的三次方,也就是64万亿个组合。假如每一个组合都对应地球上一个3米乘3米的正方形地块,那就刚好可以覆盖整个地球的表面积。也就是说,在他们发明的这个地址系统里,只要给出一个三个单词的组合,就能定位到地球上任何一个9平方米大的地方。这样的精度当然比我们今天用的街道编号要高得多。

不过,你肯定也想到了,三词定位法的问题也有很多。首先,有几个人能知道40000个单词呢?国内英语专业八级的词汇量也只要求到13000。如果每个国家都从自己的语言里找40000个词,那这套地址系统就没法在国际上通用了。再有,三词定位法虽然精确,但它生成的地址完全失去了文化上的意涵,三个词和它们命名的地点毫不相关。比如,按照三词定位法,美国白宫的玫瑰花园的地址是军队、喜欢、点唱机,埃菲尔铁塔的地址是大胆、演化、尿布。我还专门到三词定位法的网站上查了一下我家的地址,反正是不怎么体面的三个词。我们今天使用的很多地址,都带有历史的印记。假如这些地址都被数字地址取代,也就没有什么地址的故事可讲了。

不过,哪怕是像三词定位法这么鸡肋的发明,也找到了自己的用处。在地广人稀的蒙古,三词定位法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邮政地址。毕竟,在大草原上找到一户牧民,三词定位法还是非常管用的。

未来的地址会是什么样呢?数字地址会和传统的地址结合起来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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