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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正利:一代君王视角下的泰山信仰

岱庙“权舆造化”匾额

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初四,皇帝启銮东巡,“祭阙里秩岱宗”。途中,乾隆皇帝“得诗八韵”,但见得威仪天下——“千官纷祖饯,万骑拥旌旗。”

乾隆十三年,即公元1748年,这是乾隆皇帝首次登临泰山。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初一日,乾隆皇帝连续三日诣碧霞宫拈香祈福。就此番东巡的缘起,颁于乾隆十二年丁卯六月初一的上谕中已然备述。“奉圣母皇太后懿旨:泰山灵岳,坤德资生,近在鲁邦,宜崇报飨”当是一大来由。

“泰山者,万物之始,阴阳之交,众岳之宗。”在《重修碧霞元君庙碑记》中,乾隆对这座神山极尽尊崇之意,且“愿揭其虔于元君”。作为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最长岁月的一代帝王,在泰山以及泰山女神面前是怎样异乎寻常的一种谦卑!

何以泰山?“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的清代大儒阮元,在《泰山志》序中慨叹道,“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今人蔡尚思先生也曾讲过:“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泰山,文化之山、信仰之山,华夏民族精神与文明本源的象征。

“人间灵应无双境,天下巍峨第一山”。惟其“灵应”,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以碧霞元君为奉祀主神的泰山香社绵延至今。碧霞元君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声名最著的女神之一,无怪乎张岱所言:“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为四大部洲所无。”而乾隆皇帝淡化了民间奉事碧霞元君与国家秩祀泰山之神(东岳大帝)之间的边界,可视为对民间碧霞元君信仰的一种认同。

乾隆与泰山的不解之缘可以上溯至其即位之年。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诏曰:“朕思小民进香祈祷,应听其意,不必收取税银,嗣后将香税一项永行蠲除。”遂于次年六月,下旨革除泰山香税。似在不经意间,乾隆皇帝留下了泰山信仰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乾隆五十五年,二十七岁的才子阮元得授翰林院编修,“三朝阁老”此时刚走上仕途未久。同一年,乾隆皇帝已“八旬万寿”。据前述乾隆朝实录,是年春三月初四日,乾隆皇帝东巡至泰安府谒岱庙,次日登岱“命诸皇子随诣碧霞宫瞻礼”。这是乾隆皇帝最后一次登临泰山。与此前祀神遵循祖制行二跪六叩礼不同,乃行三跪九叩之礼。其《谒岱庙瞻礼》诗云:“九叩申虔谢,八旬实罕逢。”虔敬如斯,可见一斑。

史学家戴逸曾言,乾隆皇帝“是中国诗史上创作最宏富的第一名多产诗人”,录入《御制诗集》者凡四万一千八百首,自称“五集篇成四万奇,自嫌点笔过多词”。乾隆十至泰安六登岱顶,据称留诗一百七十余首,另留碑碣一百三十余块,并于所经庙宇、亭阁、行宫遍题匾额。

在王子正史编著的《泰山名匾》中,收录乾隆皇帝御题匾额三十六块(或含集字匾额)。乾隆匾额数量为本书之最,并未出人意表。可以想见的还有,文治武功经国济世的大清国皇帝,其时以最为谦恭的姿态为毕生仰望的大山挥毫命楮——

“独尊宇宙”“上摩苍昊”“震维灵岳”“神威巨镇”“造化神秀”,诸如此类,是为乾隆皇帝眼中的灵岳泰山;“资生普润”“权舆造化”“紫垣凝命”“灵府慈光”“赞化东皇”,凡此种种,是为乾隆皇帝心中的泰山诸神。

泰山红门阁东为弥勒院,北侧大殿所奉即是弥勒佛,殿内悬有匾额,上书“有容乃大”,亦为乾隆皇帝御笔。泰山之博大,亦在兼容并蓄。作为道教名山,泰山并不缺少佛家古刹。比如传为肇造于六朝的普照寺,比如始建于东晋的灵岩寺,又比如创建于南北朝的玉泉寺。乾隆皇帝所题匾额,“普门圆应”“性因妙果”“现因果法”“灵岩胜境”“卓锡名蓝”自是关乎佛教。

窃以为,匾额研究当置于泰山宏大而厚重的历史人文背景之下,而以泰山信仰切入也无非是予以多维度解读之一端。诚然,当下的泰山信仰绝不仅仅停留在宗教层面;对中华文明根脉的守望,对民族精神灵魂的敬畏,或是泰山信仰的真正内核。

范正利,文化学者、财经作家;本文系方志出版社出版《泰山名匾》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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