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对于未来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看法就会导致不一样的态度和行为逻辑。
天有不测风云，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谁也说不准未来是好还是坏，对此，我们称之为“不确定性”。
周其仁教授曾在演讲中提到彼得·蒂尔对“不确定性”的一个解析，彼得·蒂尔把人们怎么看未来这个事分为四个象限：
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
彼得·蒂尔认为，美国是偏向于前两者，而中国偏向于后两者。
当然，彼得·蒂尔的分析和结论未必正确，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人确实普遍有一种忧患意识。
“老一辈的中国人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因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即将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
每个中国人在读书时候都背诵过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懂得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比如在企业界，从任正非到俞敏洪，他们都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正确的，这种事实又在客观上加深了人们的悲观预期，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这也正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
回到标题所说的那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
也许是因为我们缺乏“明确乐观”的意识，或者说，我们缺乏“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我们的现实主义和功利性也许是太充足了。
马斯克曾提到他在准备做火箭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觉得不靠谱，朋友也拿着火箭爆炸的视频劝他打消这个想法，马斯克自己也认为SpaceX这家公司最终成功的概率只有10%，他甚至做好了失去一切的打算。
还有特斯拉，前景也是很不乐观，“早期，我认为SpaceX和特斯拉价值为0美元的可能性超过90%。”
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中国商人，他刚卖掉公司赚了一大笔钱，成了亿万富翁，他会把这些钱全部投入在SpaceX和特斯拉这样严重不靠谱的项目上吗？（当然这不是说现在，现在已经是“因为看见而相信了”）
马斯克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他也很害怕，他不是没有恐惧，因为他很理智很聪明，可以客观评估这个生意的成败概率，但是，如果“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足够重要”，那恐惧不应该是后退的理由，他仍然愿意承受一无所有的代价。
他是这么说服自己的，首先是他真的认为这个事很重要，必须有人做，而且他自己也想做，因此他有很强的内驱力。
其次，既然这个事是正确的，那我也可以做个失败的探索者（最好是成功的探索者），为后来者积累经验和教训，“即使最终失败了，也会有其他公司接过接力棒，继续前进。”
马斯克的表态让人很难不相信，不然就不能解释他这样的聪明人为什么要去做失败风险很大的“傻事”。
在中国企业界，无论是柳传志还是史玉柱，他们这样的人会愿意做这种事吗，他们有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和价值观吗？很难说啊。
对很多中国企业的老板而言，创新的风险太大了，错误和失败是要避免的，他们追求的是确定性的赚钱机会，他们基本不会把钱财、人力和物力消耗在“不靠谱”的事情上，因此有人把他们称之为“套利型”的企业家。而且因为悲观的预期，他们就越执着于稳定和保守。
但随着新一代企业家的崛起，一代新人换旧人，中国企业界的风气也在转变，比如新生代的年轻企业家敢于出海了，他们不信“贸工技”那一套，他们乐于冒险，他们愿意跟全球的竞争对手过招，他们喜欢不确定性，他们勇于试错，他们包容失败，他们把错误和失败视为成长的阶梯，中国的年轻企业家也能够疯狂到高喊“改变世界”了。
失败只是一种选择。如马斯克所说，如果事情没有失败，那就是你的创新还不够。
周其仁教授提到了以色列，它的面积跟北京差不多，但却拥有7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它在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数量也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对于未来，“明确乐观”在以色列的创业者中占据主流。
人的行为必然要受对未来看法的支配，因此，“‘明确乐观’的未来观，是一切经济、科技革命行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当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数人也可以过上富足生活的现实前景时，人们才可能普遍对未来抱有积极态度。”周其仁指出，中国人要敢想敢做，要积极达成勇于创新的共识，“想法比资源重要，因为每个时代的可用资源皆由想法决定”，要让务实的“明确乐观”在中国抬头。
实际上，乐观不是盲目，乐观是成功者的必备素质，乐观是一切的希望所在。另外，悲观者往往正确，他们会赚很多钱，但乐观者才有未来，他们赚到的钱往往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