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怎样学习写作的？
我既直接从生活中得到印象，也从书本中得到印象。前一类印象可以和原料相比，后一类印象可以和半成品相比，或者，为了说得更明确一些而打一个粗浅的比方：在前一种场合，我面前是一头牲畜，而在后一种场合，则是从牲畜身上剥下来的一张经过精制的皮革。我从外国文学，尤其是从法国文学中得到了很多益处。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残暴而又吝啬的人，但是我对他的认识和了解，从没有像我在读了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之后所认识和了解的那样深刻。欧也妮的父亲葛朗台老头子，也是一个吝啬、残酷、大体上同我的外祖父一样的人，但是他比我的外祖父更愚蠢，也没有我的外祖父那样有趣。由于同法国人作了比较，我所不喜欢的那个俄国老头子就占了上风并高大起来了。这虽然没有改变我对外祖父的态度，但它却是一个大发现——书本具有一种能给我指出我在人的身上所没有看见和不知道的东西的能力。
乔治·艾略特的一本枯燥无味的小说《米德尔玛奇》，阿威尔巴赫、斯比尔哈根的作品，告诉我在英国和德国的省分里，人们并不是完全像我们尼日尼—诺弗戈罗德城的史威斯丁斯卡亚大街上的人们一样地生活着，但是他们的生活也不见得就好得多。他们讲着同样的事情，讲着英国和德国的钱币，讲着必须敬畏和爱戴上帝；可是他们也像我所住的那条大街上的人们一样，——大家并不相亲相爱，尤其不喜欢那些跟他们周围大多数人有点不同的特殊人物。我并没有寻找外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不，我寻找的是他们的差异，但却发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
我的外祖父的朋友，破产的商人伊凡·休罗夫和雅科夫·科杰尔尼可夫，以萨克雷的名著《名利场》中的人物一样的口吻议论着同样的事情。我根据《圣诗集》学习读书写字，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具有一种优美的音乐般的语言。当雅科夫?科杰尔尼可夫、我的外祖父和所有的老头子互相埋怨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就想起大卫王在上帝面前埋怨自己的逆子押沙龙的话，而且我觉得老头子们在互相证明如今一般的人，特别是青年，生活得愈来愈糟，变得更加愚蠢、更加懒惰，不肯听话，也不敬神的时候，他们所说的都是一派谎言。狄更斯描写的那些伪善的人物也是这样说的。
我曾经仔细地听过教派的学者和正教的神父们的争论，我发现他们双方都同其他国家的教会人士一样紧紧地抓住词句不放；对于所有的教会人士说来，词句就是约束人的羁绊；而有些作家则跟教会人士十分相像。我很快地就在这种相似当中感觉到一种可疑但却有趣的东西。
我从前读书当然没有什么系统和次序，完全是碰到什么读什么。我的主人的兄弟维克多·谢尔盖耶夫喜爱阅读法国作家克沙维爱·德—蒙特潘、加保里奥、查孔奈、布维爱的“低级趣味”的小说，读了这些作家的作品后，他接触到那些带着讥笑和敌视的态度来描写“虚无党人—革命家”的俄国小说。我也阅读了弗·克烈斯托夫斯基的《盲目追随的一群人》，斯契勃尼茨基—列斯科夫的《无处可去》和《结怨》，克留什尼科夫的《海市蜃楼》，皮谢姆斯基的《澎湃的海》。当我读到那些和我的生活圈子里的人毫不相似的人的时候，我感到很有趣，这些人可以说是那个邀我和他同去“游逛”的犯人的亲戚。当时，这些人的“革命性”自然还不是我所能理解，而这也正是这些作者的目的，他们尽用一些煤烟来描写“革命家”。
偶然落到我手中的是波米亚洛夫斯基的《莫洛托夫》和《小市民的幸福》这两篇短篇小说。当波米亚洛夫斯基给我指出小市民生活的“难堪的贫乏”和小市民的幸福的贫乏的时候，我虽然只是模糊地觉得，但却仍然感到忧郁的“虚无党人”总比安逸的莫洛托夫好一点。读了波米亚洛夫斯基的作品以后不久，我又读了查鲁宾的一部最枯燥无味的书——《俄国生活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我在书中没找到光明面，可是黑暗面在我看来是容易理解而且讨厌的。
我读过无数的坏书，然而它们对我也有益处。应该知道生活中的坏的事物，像知道好的那样清楚和准确。应该尽可能知道得多些。经验越是多种多样，人就越得到提高，人的眼界就越广阔。
外国文学曾给我丰富的用来比较的材料，它的卓越的技巧使我惊奇。它把人物描写得那样生动和优美，以致我觉得仿佛是肉体上都可以感触到他们，而且我认为他们总比俄国人更积极些，——他们讲话少，做事多。
“优秀的”法国文学——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的作品对我这个作家的影响，具有真正的、深刻的教育意义；我特别要劝“初学写作者”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是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最伟大的艺术形式的大师，俄国文学还没有这样的艺术家。我读的是俄文译本，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我体会到法国人的语言艺术的力量。在读了许多“低级趣味”的长篇小说，在读了玛伊恩·李德、古柏、库斯塔夫·埃玛尔、彭松·杜·台拉伊尔的作品以后，这些伟大艺术家的小说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奇异的印象。
我记得，我在圣灵降临节这一天阅读了福楼拜的《一颗纯朴的心》，黄昏时分，我坐在杂物室的屋顶上，我爬到那里去是为了避开那些节日的兴高采烈的人，我完全被这篇小说迷住了，好像聋了和瞎了一样，——我面前的喧嚣的春天的节日，被一个最普通的、没有任何功劳也没有任何过失的村妇——一个厨娘的身姿所遮掩了。很难明白，为什么一些我所熟悉的简单的话，被别人放到描写一个厨娘的“没有兴趣”的一生的小说里去以后，就这样使我激动呢？在这里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我不是捏造，曾经有好几次，我像野人似的，机械地把书页对着光亮反复细看，仿佛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猜透魔术的方法。
我熟悉好几十本描写秘密的和流血的罪行的小说。然而我阅读司汤达的《意大利纪事》的时候，我又一次不能了解：这种事怎么做得出来呢？这个人所描写的本是残酷无情的人、复仇的凶手，可是我读他的小说，好像是读《圣者列传》或者听《圣母的梦》——一部关于她在地狱中看到人们遭受的“苦难的历程”的故事。
当我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驴皮记》里，读到描写银行家举行盛宴和二十来个人同时讲话因而造成一片喧声的篇章时，我简直惊愕万分，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仿佛现在还听见。然而主要之点在于，我不仅听见，而且也看见谁在怎样讲话，看见这些人的眼睛、微笑和姿势，虽然巴尔扎克并没有描写出这位银行家的客人们的脸孔和体态。
一般说来，巴尔扎克和其他法国作家都精于用语言描写人物，善于使自己的语言生动可闻，对话纯熟完善，——这种技巧总是使我惊叹不已。巴尔扎克的作品好像是用油画的颜料描绘的，当我第一次看见卢本斯的绘画时，我想起就正是巴尔扎克。当我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疯狂似的作品时，我不能不想到他正是从这位伟大的长篇小说巨匠那里获得很多教益。我也喜欢龚古尔兄弟的像钢笔画那样刚劲、清晰的作品以及左拉用暗淡的颜料描绘的晦暗的画面。他的长篇小说没有引起我的兴味，甚至《九三年》我也很淡漠地就读过去了，这种淡漠的原因，我在读到安那托尔。法朗士的长篇小说《神们在期待》以后才开始明白。
我读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是学会了憎恨许多东西之后，他那沉静的语言，怀疑的嘲笑，大大地坚定了我的憎恨。
从以上所说的关于各种作品的全部意见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是向法国作家学习写作的。这虽然是偶然造成的，可是我想这并不是坏事，因此我很愿意奉劝青年作家学习法语，以便阅读这些巨匠的原著，井向他们学习语言的艺术。
我在相当晚的年代才阅读“优秀的”俄国文学——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大的作品。列斯科夫的惊人的知识和丰富的语言，无疑曾影响了我。一般说来，这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和精通俄国生活的专家，这个作家对我国文学的功绩还未得
到应有的评价。安·帕·契河夫说过，他从列斯科夫那里得到许多教益。我想，阿·列米佐夫大概也会这么说的。
我之所以指出这些相互的关系和影响，为的是要重说一遍：一个作家必须具有外国文学和俄国文学发展史的知识。
（戈宝权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