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贺子珍重回北京，与毛主席拍下了最后一张合照

　　在长征路途中，不仅有男红军不畏艰苦，也有不少女红军克服种种不便，坚持革命理想，而贺子珍，正是此类女红军之一。
　　长征之中，贺子珍多次受伤，但仍旧不肯放弃革命信念，在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中，她头部受伤，弹片压迫神经，导致其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为此，她不得不离开故土休养治病，从此沉寂多年，直到1979年，才重回大众视野。
　　除了重回大众视野外，在1979年，她还重回北京，与一位多年未见的故人拍摄了最后一张合照，而这位故人便是她曾经的丈夫，也是我们爱戴的领导人，毛主席。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曾经的动荡尘埃落定，人们驻足现在，展望未来。
　　同年6月1日，全国政协第五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上，参会人员提议，将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对此提议，大部分人举手赞同。
　　毕竟贺子珍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早在延安时期，她便跟随革命志士一同上山，冲在枪林弹雨之中。
　　她是妇女中革命最早，又参加过井冈山武装斗争的女红军战士，再加上在主席身边曾默默陪伴多年，论情论理论功绩，她也担得上这个政协委员。
　　此时的贺子珍正住在上海，在消息传出后，曾经门可罗雀的贺家立刻热闹起来，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也来到贺子珍休养之处，报告这个可喜的消息。
　　对于名头待遇，贺子珍不甚在乎，但一听到自己能够重新工作，她反倒格外高兴：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感谢党和国家，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之前的她一直行事低调，虽然想要工作，但碍于种种因素一直未能如愿。
　　贺子珍喜极而泣：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北京的最后一张合照
　　在增补为政协委员后，贺子珍终于提出了自己心中那想说却多年不敢说的愿望，她想去北京看一看自己曾经的丈夫，看一看毛主席纪念堂。
　　自1977年开始，每年9月9日、12月26日，中央都会将各地的老红军老干部接来北京，瞻仰毛主席遗体，再见一次毛主席，而贺子珍也在这些老红军老干部的邀请行列之内。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贺子珍去北京的愿望一拖再拖，今日她被增补为政协委员，她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急切之情。
　　对于前往北京之事，众人都无可反对，但去北京要住哪儿，身体情况怎样保证，却成了家人思考的难题。
　　女儿女婿思前想后，还是按照中央指定，将贺子珍送入了解放军总医院。
　　中央还宽慰了贺子珍家人的心情作出表示，贺子珍可以随时来往北京上海两地，想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终于在1979年的9月3日，中央派出飞机将贺子珍接到了北京，此时，距离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还有4天。
　　在这样一个充满纪念日子里，贺子珍百感交集，曾经相知相识的人，如今阴阳两隔，而自己也垂垂老矣，再也不是那个健步如飞，神采熠熠的革命女战士了。
　　在1979年毛主席纪念堂一共接待了153万群众，但在这153万群众之中，贺子珍必然是情绪反应最为激烈的一个，毕竟，他们有着10年患难的感情。
　　刚一下飞机，还没到安顿下来，贺子珍就强烈要求立刻前往纪念堂。
　　这让医护人员很是为难，经过劝说，她才同意休养几天。
　　工作人员理解贺子珍的急切之情，女儿、外孙女、女婿更是理解贺子珍内心的悲痛。
　　在出发前两天，他们便开始轮流对贺子珍做工作：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
　　一听说这是组织安排，贺子珍立刻连连点头，她那股遵守纪律，尊重组织的信念牢牢扎根在她骨子里。
　　为避免节外生枝，这次纪念堂之旅被保密，不对外开放，前往纪念堂的参观记录也被删除。
　　终于准备工作做好，9月8日，贺子珍被女儿从北京解放总医院带出，前往毛泽东纪念堂。
　　此时的他格外激动，手中紧紧握着精心挑选的白手帕，生怕一会儿控制不住眼泪，今日的贺子珍已经无法自己行走，可就算如此，轮椅上的她也坚决停止挺直脊梁，以表自己对主席的尊重。
　　来到纪念堂北大厅，贺子珍一家人沉默不语，献上一个花圈。
　　花圈上写着这样一段隐晦又深情的文字：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花圈被精心扮成心型。
　　众人明白，这形状表达着贺子珍对主席的一片心意，表达着几十年来的相思，而她在花圈上自称战友，更是对她这一生与主席相伴相知历程的总括。
　　二人走出私情，还是紧密相连的革命战友，此等情谊永不可分割。
　　女儿与女婿紧紧搀扶着贺子珍，几人来到主席白玉坐像前，此时一名记者按动快门将历史性的一刻记录下来，这是贺子珍与毛主席的最后一张合照。
　　照片中的贺子珍满头白发，垂垂老矣，眼神却澄澈明亮，好似回忆起了多年前并肩作战的美好时光。
　　随后，贺子珍被推入遗体瞻仰处，再见到那个曾经熟悉的战友，贺子珍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低头无声抽泣起来。
　　眼见着老人情绪愈发激动，工作人员立刻将她送回休息室，而休息室的墙壁上却镌刻着一首让贺子珍无比熟悉的诗，《七律长征》。
　　贺子珍的长征之旅，与主席朝夕相伴，就在长征希望霞光显现之时，主席满怀热忱写下了这首长征，还多次对贺子珍朗诵。
　　这首诗不仅寄托着主席对长征胜利的欢喜，也寄托着贺子珍的年轻时光，美好岁月。
　　虽然眼前事物已经模糊，但贺子珍的还是双唇微动，轻声朗诵这首七律。
　　在参观完纪念堂后，贺子珍又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主席卧室。
　　刚迈入主席朴实的小房间，贺子珍就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掩面痛哭起来，众人都不敢上前询问缘由。
　　多年后，外孙女提起这段经历猜想，或许是她在卧室里看到了什么曾经与主席一同使用过的东西，睹物思人，才泪如泉涌。
　　完成参观后，贺子珍便被医务人员送到北京301医院，在北京，贺子珍住得很不习惯，刚呆不过一年便要重回上海。
　　可此时的上海市委却来了问题，贺子珍的身体情况已不如以往，若是重新回到湖南路旧居居住，恐怕出了问题难以及时抢救。
　　多方考虑下，上海市委将贺子珍安排至华东医院。
　　中央拍板，确定尊重与待遇
　　1984年4月初，贺子珍忽然体温升高，断断续续之中发展为高烧，医生出面治疗却无法控制体温，在高烧之外还出现了便血昏迷等症状，医生连忙联系贺子珍的女儿女婿。
　　父子之外孙女孔东梅如今想起那一夜，还是颇为伤感。
　　4月15日，父亲孔令华正在辅导她写作业，电话铃声忽然急切，一接电话才知道，原来是贺子珍病重。
　　家人一听医院态度如此严肃，心下明白过来。
　　贺子珍女儿李敏也着急道：母亲病重了，我们马上去上海！
　　几人简单收拾一下行李，手忙脚乱赶往上海。
　　如今的李敏不再年轻，她也有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身体不算很好，母亲病重的消息又极大地冲击了神经，或许是母女连心，上飞机后李敏更是心口疼痛不止。
　　飞机如离弦之箭般奔往上海，就算如此，一家人还是觉得走得太慢。
　　飞机刚落地，一家三口手拉手便奔往华东医院，此时的贺子珍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格外虚弱，眼睛微微闭着，女儿来了也没有反应。
　　在医生注射药物后，贺子珍才有些好转，起身看了女儿几眼又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贺子珍似乎神志清醒了不少，看着身边亲人聚在一堂，还有精力开个玩笑：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
　　还不忘将病床旁边的零食拿给外孙女。
　　原先紧张的氛围放松下来，大家要将心放回肚子里，以为这是好转了，可没想到在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却再次反复，体温急剧升高后昏迷过去，只可惜这一次医生回天乏术。
　　贺子珍结束了自己为革命奉献的一生，享年75岁。
　　斯人已去，葬礼待遇又设了难题。
　　上海市委本来决定丧事从简，但贺子珍家人认为她是革命历程悠久的老红军，一生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和不公，为何不能有追悼会？
　　同时，他们要求上海市委按照流程规定，为贺子珍写悼词，可市委工作人员却道，悼词写不出来，因为上海没有贺子珍的档案资料。
　　悼词问题争执不下，骨灰安置问题又出了分歧，上海想让骨灰安置在龙华烈士陵园。
　　面对这一要求，李敏并不同意，贺子珍是中央干部，上海只是代管，怎么能放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呢？
　　并且李敏住在北京，将骨灰安置在北京，她还能时常，探望缓解思念之情。
　　李敏表示，母亲去八宝山的哪一厅都无所谓，只要可以到北京与自己相聚，她什么都可以接受。
　　面对众多分歧，中共上海市委也不敢自作主张，便提交申请请示中央，中央的工作人员也有些为难，又将文件转交到邓小平手中请示。
　　阅读完后，邓小平猛拍桌子，贺子珍是走过长征的老革命战士，该有的规格待遇一定要有，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这一句话保证了贺子珍所受的待遇与尊敬。
　　4月25日，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央各个领导人送上花圈，哀乐悲寂，多人压抑不住悲伤情感，泪洒现场。
　　追悼会尘埃落定，该有的待遇也得到保障，而就在此时，上海忽然转交给李敏一份贺子珍的遗物。
　　遗物只有两个皮箱，所装东西不多，引得众人颇为惊讶，这皮箱还是贺子珍从苏联带回来，到去世，还是这两个皮箱。
　　这么多年工作，贺子珍一份身外之物都未能留下，可谓是两袖清风，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