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任职都有福利房，从住房的改变可以看出官员仕途的变化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由国家任命，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也就逐渐趋向制度化。汉高祖刘邦规定：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2000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也是开国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
　　西汉末年，董贤为邀宠，休假也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汉哀帝便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可见官吏家属随官吏住在机关大院，已经比较普遍了。历代还有很多在官舍内娶妻生子的：宋武帝刘裕就生于丹徒官舍；欧阳修也是在其父任绵州司户参军时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所官宅改为六一堂，以志纪念。
　　居住于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不给其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淳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淳得知后，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淳自己也被贬到雷州，也得向当地民众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政治斗争之激烈，就这样反映在了住房问题上。
　　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官多房少的矛盾开始凸显。唐朝时，仅京官就有2620人，而伺候他们的吏胥、杂役、卫士和小丫鬟、老妈子等人数更是翻倍。
　　东汉时，光禄大夫张湛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一个秩比2000石的高级官员，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标准，搬到600石级别的候舍去，表面理由是请长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该居住官舍，但京师官舍紧张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皇帝为了表示对大臣的关怀，会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国有宅第，并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唐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就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安禄山一造反，房子也就没收了。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也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不许带走或添置。明洪武时，黄州府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检举，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道：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一样也带不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后，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因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也不得违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