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上海艺术家杂志》第4期, 北京电影学院85级以导演,摄影,录音,美术,文学系全体毕业生的名义, 发表一篇《中国电影的后黄土地现象关于一次中国电影谈话》的学术论文。 相比起冗长且看不懂的学术文章, 这篇文章仅有2700多字,内容也不复杂,论文的主题就是 奠基群体风格的《黄土地》以及第五代导演带来的影响。 在上世纪的90年代的文艺圈子,尤其是电影圈子里边,《黄土地》是犹如霸主般的存在。 中国有太多的电影导演与电影编剧受到了《黄土地》的影响,且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 但85级地这篇文章则唱出了反调 正如,过去第五代导演把批判地锋芒对准第四代导演一样, 第五代导演也成为了第六代导演们集体批判地对象。 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85级的毕业生们认为 第五代导演散文化美学的时代结束了,盲目追逐黄土地的时代也结束了。 潜台词:他们的时代来临了。 遗憾的是,以数字为逻辑划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代’结束了,可第六代导演在舞台上的表演也实在是太短了。 虽然第六代导演们在国际上也拿过大奖,像王小帅的《天长地久》贾樟柯的三部曲,娄烨的《周末情人》也都是中国电影的代表作 可他们刚开始摩拳擦掌,就遇到了商业化时代的来临。 倒不是说,第六代导演们在商业化的浪潮中没法生存,而是他们没有了第五代导演的那些优势 过去第五代导演拍电影的时候都是国家给报销开支且安排放映, 现在的商业化浪潮与自由市场,让第六代导演们没有了传统体制的庇护。 没有钱,那就得自己去拉投资,没有设备,那就得自己去租设备。 生不逢时的第六代导演们,相比起职业单一的第五代导演群体,他们有了更多的身份 导演,制片人,编剧,摄影师,摄影指导,出品人,发行人 有的时候,这些复杂的身份往往都是一人身兼,比如贾樟柯,他的电影里边,导演,编剧,摄影师都有自己的身影。 经历了所以更加的能够感同身受。 第六代导演在艺术的表现手段上,不像第五代导演那样去追求大格局的东西,他们拍的是人格英雄。 如果你仔细回想,像《天长地久》和《小武》这些极具代表的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基本上他们的故事设定都是主角是有人格缺陷的, 故事的结局倒也简单,有缺陷,那就把它补上或者完善起来就可以了。 在商业气味与低级娱乐的电影市场上, 我们能够看到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还在关注,就业,养老,住房,医疗,下岗,失业,贫富差距等等极具社会争议性的问题。 我们能够看到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还在展现,动荡不安,迷离困惑的年轻人,边缘化的小镇青年,以及自我孤独感的城市青年。 例如《月蚀》里边的歌厅小姐,《呼我》中的卖血青年。 相比较第五代导演对民族命运与国家未来的关心与担忧, 第六代导演实际上是把更多的关心与担忧放在个人命运上, 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毕竟能够把更多的镜头与时间放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身上自然是件好事, 但有个问题在于,如果不对个体的思考上升到整个社会和所有人普遍存在意义的思考,那么这样的作品就很难引发广泛的社会反响。 这就像贾樟柯的填著订,虽然这是部好电影,它也的确有哲思的意味在里边, 但是这部电影有个很大的毛病:它不是在批判现实而是在猎奇现实。 这就难免会有观众发表言论,直指第六代导演们总是在迎合西方电影价值观,西方人认为我们是怎么样的,他们就拍怎么样的中国网友可爱 而且不仅要满足西方的意淫,还要拍的让国内的愤青宅男们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中国现状 网友易老邪 这些年来,我也一直非常喜欢贾樟柯的电影,我在不同时期曾写过不少有关科长的电影《贾樟柯与他的县城电影》《贾樟柯和他的江湖》《《山河故人》:山河依在,故人难寻》《《小武》:看到那一段的不幸,才能过去》 我当然相信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们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也正如我在所有文章里边所提到的那样: 贾樟柯电影始终充满着失落感,共同记忆是他不怎么愿意去回避的一个课题,他极为较真的追求现实感,这也让你没办法去忽视他的电影 在贾樟柯所塑造的电影故事里边, 故事里边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上帝爱的洪流,而在故事外边也包括贾樟柯他自己的淹没 2015年5月20日,《山河故人》在戛纳电影节放映的时候, 一位韩国女记者根据自己的发现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故事中的最后女主都去哪里了? 然而,贾樟柯的回答更令人吃惊 我也不知道 在贾樟柯电影里边,女主的宿命与不安稳从电影开始伴随到结束, 她们没有归宿,也没有人知道她们到底去哪里了。 这或许也是贾樟柯与第六代导演本身的历史宿命,他们无论如何选择题材或者选择视角, 他们都无法改变自己内在的精神选择 他们认为1比99更能代表真实与现状。 1比9真的更具有代表性,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如果1的人能代表99的人,那么为何还会有那么多的人要跑去占领1人的华尔街? 正如过去的第五代导演们,追求的诗意化,散文化的形式要大于内容, 被后来的观众们批判:重形式,不会讲故事。 第六代导演的内在精神选择, 也势必会被观众所批判:重符号,一昧猎奇中国,迎合西方。 当然我相信,第六代导演们的初衷肯定不是迎合西方的,他们肯定有独立的思考,肯定渴望有一番作为的 他们愿意把镜头去对准那些被我们的社会遗忘或是跌倒落后的小人物们, 这些都是好事,我们也应该对在商业化时代,还能有导演扛起人文主义精神的大旗而感到庆幸。 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荣幸,至少有人在记载我们的过去的记忆与故事。 贾樟柯与众多第六代导演的浪漫主义的结局,正如我所批判的《2012》的结局那样 人们从末日的诺亚方舟走出来,充望向永不被淹没的非洲大陆时的充满幸福与希望的微笑。 至于,人类该如何重建家园,该如何建多元化的制度与社会构秩序,人类如何走向未来? 《2012》的电影导演没有回答。 我们的许多关注小人物与城市变迁的第六代导演们也没有回答, 那些告诫人们要清醒,要自由,要独立的知识分子与文艺青年们, 他们也从来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论,没有告诉人们到底要怎么样追求独立与自由, 这是他们潜在的局限性。 相反,反倒是向来被文艺圈与知识分子所批评的《我不是药神》《战狼2》《红海行动》商业电影给出了一定的答案。 虽然这个答案不一定能够得到满分,但是至少得到了广泛人民群众的认可。 这也时刻提醒着,电影导演与电影人们,要时刻联系群众,要接轨群众,满足大众对他们的期待。 而不是住在象牙塔里边,高高在上的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生活中,大多数的我们都在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前行, 在事物的否定之否定前行,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扬进步。 主流语境对第六代的批评,正如过去第六代对第五代批判一样, 在骤变的时代, 人们不再需要贾樟柯电影式消失女主般的迷茫与不知所, 人们不需要漫主义截然而止的结局,也不需要形式主义的救赎, 人们需要的是黑暗中的灯塔,而不是望梅止渴的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