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究竟是在反对什么Google再次因为信息控制面对国会质

　　美国互联网巨头的高管们又将来到美国国会，接受新一轮拷问。
　　4月10日，Google和Facebook的发言人将接受美国众议院司法委的听证会质询，解释为什么新西兰白人至上支持者杀人视频通过它们的平台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一天后，他们又要接受美国参议院的质询，主题明确扼杀言论自由：技术审查和公共话语权。
　　两个主题充分说明，在反垄断讨论的大背景下，科技公司因为控制信息流动所陷入的两难境地。
　　在民主党主导的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罗德纳德勒（JerroldNadler）指责科技巨头放纵仇恨言论的传播，称科技公司显然已经成为仇恨言论的导管。美国民权律师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汀克拉克（KristenClarke）向国会提交报告，认为社交网络仍然是许多暴力白人至上主义者组织和招募新成员的关键场所。
　　另一方面它们在参议院被指责为过度审查言论、扼杀言论自由。主持参议院听证会的共和党党魁特德克鲁兹（TedCruz）表示，新的听证会试图讨论科技公司普遍存在的言论偏见和内容审查，这是很多美国人心中的恐惧。一年前，克鲁兹指出过相同的问题，警告说科技公司不能左右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
　　和欧盟给科技公司开出的一张张反垄断罚单不同。Google和Facebook在老家面对的大问题不是限制商业竞争、打压小公司，而是它们对于言论和信息传播的巨大影响力。
　　Facebook的坏消息一直没有停过，人们早就习以为常。Google的境遇则在过去一年多里有了巨大变化。自2018年8月首次质询开始，Google已经四次被要求去美国国会接受质询。距离GoogleCEO皮蔡（Pichai）去年年底亲自作证还不到4个月，新一轮更严重的讨论再次开始。
　　外部批评不断，Google内部也出现风波。本意解决人工智能道德问题的伦理委员会只存活了一周，在大量员工对争议成员的声讨中草草宣布解散。而员工大规模抗议导致关停项目，过去半年在Google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很少有公司能比Google更能反映过去20年里科技公司的发展和争议。
　　Google诞生于一个模版样的美国硅谷梦。6年时间从车库走到纳斯达克，两位年轻的创始人带着不作恶信条上市的那一年，扎克伯格才只有20岁。整整一代科技公司从办公室文化、到股权机制再到OKR考评都以它为榜样。
　　关于Google垄断信息控制的担忧很早就有过。2005年，Google和图书出版商和解协议被纽约州地方法院叫停。主审法官丹尼秦（DennyChin）认为Google控制在线书籍信息的能力将巩固其在线搜索市场的垄断地位。
　　欧盟反垄断专员玛格瑞特维斯塔格（MargretheVestager）在2014年当时刚刚上任时说：Google控制的数据量会引发一系列社会挑战，远非经济问题。但当时执政者更关心的还是经济问题，维斯塔格帮助促成了三张总计82亿欧元的罚单。
　　现在，美国国会对Google更严肃更频繁的指控来自对言论控制的担忧，而非市场竞争。
　　2018年12月，GoogleCEO皮蔡（SundarPichai）首次站在国会山出席听证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McCarthy）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科技公司是自由的工具，还是控制的工具？
　　短短15年时间，对Google的担忧从搜索引擎竞争，一路升级到思想控制。这是整个社会和科技公司变化的一个体现。
　　2005年，最流行的手机还是诺基亚，离iPhone发布还有2年。互联网基本等于点亮电脑屏幕才能存在的东西。人们奔着获取信息的目的，来到这个只有2亿多所谓网民的新生地带。
　　2019年，iPhone和Android已经普及且完善到手机厂商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劝人购买更多的手机。大半个地球超过40亿人类通过手机实时在线上，每天花五小时已经不足为奇。
　　科技公司的产品影响力也随着增大。Google搜索决定了20亿人能看什么。Android用户规模也超过20亿。Facebook用户规模为23亿人，而单这一个应用的平均用户使用时长就超过60分钟。全球各地的声音被集中到了几个科技平台上。
　　当互联网从极少数人参与的社区，渗透入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它就不再可能是先驱们向往的理想世界。现实里的一切好与坏都被映射到网上，加速发生。但每天影响所有这些事发生的，不再是政府，而是相对而言人数有限、存在时间也不长的科技公司。正如扎克伯格的最新公开信所说，这也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完成的工作。
　　面对影响力已经令人恐惧、并且还在增加的科技巨头。监管机构、政客、活动人士甚至公司内部员工们都给它们列出一个个罪状。而它们呼吁的处理方案也逐渐从罚单与承诺，升级为严格管制乃至拆分。
　　我们以Google为例，梳理了自2005年至今，外界为这家科技巨头以及它所代表的整个科技业列出哪些罪状。
　　当中不乏相互矛盾的立场，也不只一次因为要解决问题却衍生出新的问题。
　　Google的第一次反垄断麻烦从图书版权开始，还是互联网公司习惯的先干了再说
　　Google决定扫描世界上所有图书的秘密计划开始于2002年，公司内部代号为登月。这个刚刚开始商业化的公司每年花费5000万美元去做和自己业务完全无关的项目。当时，扫描密西根大学图书馆被认为需要1000年，而Google认为自研的算法6年就能扫描完，而且会越来越快。
　　麻烦在技术之外。拥有图书版权的作家们和出版商迅速意识到Google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就洗劫了图书馆。2005年9月23日，只扫描了几百万本的Google第一次被作家协会和出版商协会起诉，但Google用新技术打开的市场说服了作家协议和出版商。绝版图书在图书馆里落灰一文不值，开放搜索能带来新的收入。
　　但反对和解协议的抗议激烈。时任哈佛图书馆馆长的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说：难道我们想把最伟大的图书馆交给一个想向我们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的大公司吗？
　　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开始介入。案件的性质从Google是否有权扫描变成了建立并垄断一个线上图书市场。
　　司法部坚持反对Google还有一层考虑。反垄断部门在结案报告中认为不应该鼓励Google这种先故意侵犯版权，然后再通过诉讼解决的做法。和解协议被法院前后3次否决。最终历时8年时间，2013年11月，纽约州立法院裁定Google扫描图书并不侵权，宣告案件结束。
　　Google图书的出现还是因为Google在争取实现自己的最根本目标，索引一切信息并允许所有人免费访问。在这个过程里，它没有等待版权方的许可或者推动，而是抢先执行，等有了规模再去谈条件。
　　类似的做法贯穿于互联网公司向现实问题渗透的每个方面，不管Uber滴滴拉普通乘用车车主当专职司机、Facebook的隐私边界、最初没有正式雇佣关系的外卖、放松侵权以获得低启动成本的视频网站用Facebook后来写在办公室墙上的一句话来说，都是MoveFastandBreakThings（快速行动，打破常规）。
　　类似的问题后来还出现在Google街景车隐私丑闻和广告丑闻。
　　2010年5月9日，德国汉堡数据保护局发现Google街景拍摄车一直在收集沿路住户家中WiFi数据。遭到约谈的Google坚称街景车只是收集WiFi的SSID、MAC地址信息，没有储存其他任何敏感的数据。时任GoogleCEO施密特解释称这是一名员工的私下行为。工程师将一段代码插入街景软件系统中，明显违反操作程序。但随着调查的深入，Google不得不承认的确储存了敏感信息。
　　2010年10月25日，Google在官方博客中承认过往3年里，Google街景车一直收集沿途周边用户通过未加密的WiFi无线网络发送的信息，其中包括电子邮箱账号密码、网络短信、手机号码、病历等隐私信息，共600G。而美国FTC的调查报告也指出，Google的高层和工程师都审查过相关代码，但并没有修改其中的问题。
　　2009年，通过网络卖假药的美国商人大卫惠特克（DavidWhitaker），把纯净水贴上类固醇的标签，通过GoogleAdWords打广告，以每瓶1000美元的价格从墨西哥卖给美国顾客。
　　被捕入狱的惠特克为了减刑，主动在司法部的监控下再一次和Google进行交易。在执法过程中，Google广告销售人员在清楚其没有合法卖药资质的情况下，还主动提出给惠特克设计网站，帮助虚假药品促销。最终Google被判罚款5亿美元。
　　这些问题发生之后，Google都受到巨额罚单，而后建立机制修正问题获得谅解。这成了互联网公司的通行做法。
　　不过随着规模扩大、控制力增强，科技巨头面对的新问题不再那么容易解决。
　　之后延伸为科技巨头以垄断优势遏制竞争，欧盟已经为此开出数十亿欧元罚单
　　2010年2月，欧盟认为Google刻意在搜索结果中降低市场其他比价服务的内容。8个月后，欧盟正式启动对Google垄断的调查。当时Google改变搜索呈现方式，当消费者搜索商品时直接指向商品页面而不是当时在欧洲流行的诸多比价网站。
　　欧盟委员会分析了17亿Google搜索查询的结果页面，经过7年调查后最终得出结论认为Google存在打压竞争对手的情况。2017年6月，Google被处以27亿欧元的罚款，承诺改变搜索处理方式。
　　类似的指控还存于餐厅搜索。Google更愿意将搜索结果指向自己为餐厅所设置的信息页面和预订服务，而不是指向竞争对手Yelp的页面。
　　Google更明显的垄断行为是利用Android捆绑服务。
　　2013年4月9日，欧盟提出对Android操作系统有关的反垄断诉讼。认为Google通过Android系统捆绑预装自家服务应用，包括浏览器、相册、地图、网盘等。欧盟委员会最终确认Google的确存在通过排他协议和补贴垄断制造商和运营商预装应用的行为。2018年7月，欧盟对Google罚款43亿欧元，要求Google单独提供应用商店和系统。
　　《新垄断资本主义与毁灭的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贝瑞林恩（BarryLynn）认为，Google的行为与铁路公司将乘客吸引到自己的店铺差不多。通过控制基础服务打压竞争对手。
　　但几次判罚的争议也都存在。Android强制性捆绑应用问题较明显，但搜索商品、店铺为什么不直接展示信息而是要指向比价网站或者点评类网站？如独立分析师本汤姆森所指出的，消费者搜索一双靴子，为什么搜索引擎不可以直接展示最便宜的那个链接，而必须是一系列比价服务？
　　美国FTC公平贸易委员会在调查后得出与欧盟相反的结论，认为Google垄断行为并没有损伤消费者的利益。但欧盟的做法在美国有支持者。
　　民主党参议员艾尔弗兰肯（AlFranken）2017年也呼吁将政府要求运营商执行的中立原则也用在科技公司头上。他在给《卫报》的一篇评论里写道：像运营商所做的那样，Google、Facebook和亚马逊在其平台上处理合法信息和商业模式时应该始终保持中立。
　　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伊丽莎白华伦（ElizabethWarren）形容，掌握网络入口和平台的科技公司就如同铁路时代控制交通命脉的铁路公司，在物流业务上影响竞争者成本，借机控制市场。她提出科技公司应拆分成基础服务和产品，让科技公司无法既当裁判又做运动员。
　　但真正让Google在有能力决定科技公司业务边界甚至于去拆分一个公司的美国撞上反垄断麻烦的，还是在于言论控制。
　　个性化算法决定互联网平台上你能看到什么，而它也被指责为纵容极端主义和儿童色情内容传播
　　2007年，Google开始测试个性化信息推荐。算法分析用户搜索行为和喜好的视频，推荐更适合的结果。
　　规模发展很快。8年前，Google访客数量首次超过十亿。现在Google占据了全球86的搜索份额，这还是在离开中国市场的情况下。硅谷的车库创业明星变成一个影响二十多亿人的巨头。2006年被Google收购的YouTube也发展为用户量超过20亿的庞大平台，用户日均观看视频时长超过1个小时。算法推荐内容让人们从主动搜索信息变成被动消费信息，一次次被推荐内容吸引，不断刷新。
　　无法阻止的是，大量虚假、极端、色情、血腥的内容也开始出现在平台上。围绕着审查，Google开始成为言论控制讨论的焦点。
　　没有太多人质疑儿童色情和ISIS屠杀视频应该被平台删除。2014年，战地记者詹姆斯佛利（JamesFoley）在叙利亚遭到杀害，斩首视频被上传到YouTube后被平台迅速删除。
　　《大西洋月刊》主编丹吉摩尔（DanGillmor）在文章中认为YouTube做了正确的事情，但他也同时提出疑问，删除斩首视频看上去没有问题，但并不是所有内容都如此黑白分明，言论控制的边界在哪里？应该交给大公司制定吗？
　　可以明确的是，Google的算法并不会主动对极端视频内容进行传播。但个性化推荐很自然让相似内容得到流量的传播。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JackNicas做过一个测试，当用户通过他们选择观看的内容显示出政治倾向性时，YouTube通常会推荐呼应这种偏向性的视频，而且往往具有更加极端的看法。
　　JackNicas指出算法这样做的原因，科技公司需要刺激的内容吸引着用户不断点击，让平台获取大量用户使用时长。
　　在对于恶意内容的审查中，算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最新的新西兰杀人事件中，YouTube声称将删除所有和枪击案相关的视频内容，但该平台始终有视频画面流传。Facebook更是杀手直播的平台，警方提醒后才关闭直播间。
　　去年GoogleCEO皮蔡在国会山接受质询。反垄断委员会成员，民主党议员JamieRaskin认为Google通信工具被用来宣传暴力事件时，它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问题。皮蔡随后承认，Google在制定和执行有关仇恨言论和其他攻击性内容的政策方面，仍有更多工作要做。
　　如今社交平台删除仇恨言论的速度越来越快。2018年，Facebook、Google和Twitter删除了72的非法仇恨言论。在24小时里审查89的仇恨言论内容，2016年只能做到40。但以互联网巨头们2018年的规模，11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等到这次澳大利亚枪击案视频传播发生，新的质询又将在本周开始。
　　对极端内容的审查又遇到了过度审查言论的指责
　　2008年，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曾作为戈尔副总统候选人与小布什竞争落败的约瑟夫利伯曼（JosephLieberman）致信Google，要求删除YouTube上数百个基地组织支持者上传的视频，其中包括武器制作教育和煽动战争视频内容。
　　利伯曼在信中让Google果断做正确的事情。删除伊斯兰恐怖组织视频是一项直接了当的任务。最终Google并未遵从要求，而是选择删除了80个相关视频，保留剩余大部分。
　　成立于1920年，在美国种族隔离时代就为种族歧视发声的A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组织）对利伯曼表示抗议。ACLU认为在美国本土审查恐怖主义内容可能成为控制互联网言论的前奏。
　　矛盾的大爆发发生在2017年。那年8月12日，极右翼示威者和反对人群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随后宣扬纳粹主义的极右翼网站TheDailyStormer被Godday以及Google这两家全球最大的域名注册商撤销。它成为第一个没有明确违法行为却被硅谷主流公司全面封杀的网站。
　　随着社会矛盾加剧，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相悖言论。硅谷科技公司向来持有的中立立场悄然发生改变。被删除的内容逐渐从斩首视频、色情内容发展为不同价值观的内容。
　　ACLU和民权组织EFF（电子前哨基金会，强调民权的重要性，认为政府不应该权力过大）都发表博文对近日科技公司集体静音新纳粹分子网站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认为用来屏蔽仇恨言论的行为，最终也将会反作用于争取自由权利的民权组织。此事的具体情况，可以看我们早先的报道。
　　如果说纳粹主义还属于相对黑白分明的议题。那今年的反疫苗审查就不那么清晰了。
　　反疫苗的争议延续了20多年。支持者认为接种疫苗会导致儿童自闭，但医疗公司为了盈利而隐瞒了这些信息，并资助了那些疫苗无害论的研究。反对者则认为该言论毫无医学证据，反而会提高儿童死亡率。正反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科技公司终于被波及。比较极端的如Pinterest、Facebook和亚马逊采取了直接封杀反疫苗内容的方式。YouTube没有删除视频，但增加了争议内容的警告。
　　这遭到了美国儿科学会（AMA）的担忧，该机构致函给5家科技公司，称科技巨头应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得有关疫苗接种的科学有效信息，而非一刀切式删除内容。
　　2016年大选之后，自由派指责科技平台传播的假新闻干预了选举进程
　　2016年11月，Google搜索大选最终结果被指向一个特朗普投票结果超过希拉里的假新闻链接。Google随后承认没有成功避免假新闻。
　　《纽约时报》采访了这条假新闻的制作者，得到的理由是热点的政治新闻可以换来更高的阅览量。
　　假新闻最初被认为是博取关注，依靠浏览量换取广告收入的行为。但随着科技公司的服务影响力增加，假新闻和虚假广告内容被发现用于干预2016年大选。
　　2017年9月，Google发现俄罗斯总参情报局（GRU）机构在早先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曾花费数万美元，在该公司旗下的YouTube、Google搜索、Gmail等产品上购买广告来发布虚假信息。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Google和Facebook被要求出席三场听证会。围绕着是否主动接受外国势力投放的政治广告（该行为在美国违法）和是否有能力阻止假新闻的传播。
　　率先发起指责的自然是对特朗普当选愤怒不已的自由派力量。曾任罗德岛州总检察长，民主党议员怀特豪斯（SheldonWhitehouse）认为科技公司在假新闻上没有尽力处理，促成特朗普上台。
　　2018年3月，Google宣布投资3亿美元解决假新闻问题。计划让算法更新以显示更具权威性的内容，而Facebook则宣布要对媒体评级，增加大媒体内容的展示。
　　但这让Google和Facebook陷入新的质疑。为什么由科技公司决定不同媒体的评级。《卫报》在社论中指出，提高大新闻网站的权重还会进一步减少小媒体的传播。
　　与此同时，保守派则认为Google在主动压制自己的言论
　　到最后，无论是民主党自由派还是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都在指责科技公司的内容倾向问题。美国保守派媒体《国民评论》在Google和Facebook出席假新闻听证会后评论称：自由派媒体和民主党对于硅谷的态度取决于，硅谷是否能够让他们保持权力。只要能够帮助到民主党和自由派，那么硅谷遇到问题也不会被指责。
　　而被认为因假新闻收获更多支持的特朗普，也在指责科技巨头传播偏见。
　　2018年12月，共和党国会议员佐洛夫格伦（ZoeLofgren）对面前的GoogleCEO皮蔡问了一个问题，搜索白痴（idiot）一词时，会出现特朗普总统的照片？
　　皮蔡坚持认为是算法导致，但议员对于Google打压保守派的质疑并没有平息。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保守派众议员拉姆史密斯（LamarSmith）认为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证明Google在压制保守派的言论。他举例Google搜索结果的首页没有一个保守派的网站链接，有关移民法的内容也被标记为仇恨言论。
　　在线搜索营销商CanIRank。com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在Google上对政治词汇进行的最近50次搜索中，显示的自由派倾向网页多于保守派网页。
　　2016年，独立媒体流行文化新闻网站SourceFed发布视频，举例指证Google搜索服务的联想词功能有偏向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的嫌疑。
　　2018年9月24日，《华尔街日报》曝光内部邮件显示Google员工进行了集体讨论，试图调整搜索功能以应对特朗普总统签署的移民禁令。从而告知用户如何为支持移民的组织捐款以及联系律师和政府机构。事后，Google坚持不会手动干预特定的搜索结果。
　　没有证据证明Google和Facebook恶意控制着互联网信息传播，但在对它们在信息传播当中所施展的巨大影响力，美国两大政治派别已经从不同的出发点得出相同的担忧。
　　抢走媒体广告收入的Google被认为是新闻业衰减的主因之一，影响了信息多元化
　　假新闻盛行的一个原因是传统媒体式微以及互联网平台的展示方式让判断一个信息来源的权威程度变得困难。
　　2002年，Google推出新闻服务。新闻每个月有超过40亿次的点击：其中10亿从Google新闻本身，而其余的30亿来自网络搜索。
　　获取新闻的方式变成了上Google搜索或者上社交网络观看。从2013年开始，从Google和Facebook引入的流量就超过媒体网站总流量的50。
　　直接的结果就是依靠浏览量增加广告收入的美国媒体业开始大幅衰败。2018年7月，左派倾向的《卫报》撰写文章，认为Google正在扼杀新闻和民主自由。理由就是Google赢走了原本是新闻业的广告收入。
　　2005年开始，报纸的总收入从500亿美元降到如今不到200亿。美国新闻编辑室工作的人数从2001年的40多万下降到今天的不到18。5万人。
　　媒体的自由讨论是美国第一修正案就开始保护的权利，对于电信和报业的反垄断都在确保新闻的言论多元化。FTC曾经出台报业保护政策，要求报业可以在收入方面合并，但必须保留两家不同报纸和编辑团队。
　　科技巨头的回应是自己重新资助媒体的发展。过去几年中，Google持续扶持本地媒体的发展。2018年3月，Google推出的新闻网站扶持项目GoogleNewsInitiative（简称GNI）。按照当时的计划，Google计划通过GNI项目投资3亿美元。
　　互联网诞生之初对于信息自由流动的理想化愿景逐渐被妥协和审查所取代，同时也没有人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2018年8月，Intercept报道Google正在开发具有特殊审核功能的搜索引擎DragonFly。
　　此事引发全方位抗议。两党同时指责Google，16名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迅速成立调查此事的真相。与外界同等重要的压力来自Google内部。一周之内，740名工程师实名抗议。12月12日，皮蔡参加听证会，接受关于该计划的质询。皮蔡在质询中反复回答同一句话：Google目前没有计划推出（特别版搜索引擎）。
　　这不是Google第一次做出类似选择。2016年，泰国军政府表示Google接受要求并移除了侮辱泰国皇室的YouTube视频。Google虽然公开了透明度报告，对来自各国政府的删除内容请求进行展示，但并没有拒绝删除内容的请求依然引发不小的质疑。
　　更早之前，2012年，Google还因一段反穆斯林视频引起暴力活动，选择屏蔽埃及和利比亚的访问。民主和科技中心（CenterforDemocracyandTechnology）的言论自由项目主管凯文（KevinBankston）形容Google走在一条危险的钢丝上。一边是屏蔽视频对于自由言论的侵害，另一边是平台内容引发暴力行为的社会影响。
　　这也是包括Google在内科技巨头自己的疑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TechnologyReview）前主编杰森庞廷（JasonPontin）被Google委任研究一个问题它能不能在保护自由言论的同时，监管有害内容？
　　互联网诞生之初，它的推动者们曾希望带来一个人人、处处可以表达信仰的新世界，如EFF创始人约翰佩里巴娄（JohnPerryBarlow）1996年那封《赛博空间宣言》中所说的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人人都可以进入这个世界，而不必考虑由种族、经济力、武力、出生地而来的特权或偏见。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人人、处处可以表达他或她的信仰，无论这种信仰是多么古怪，而不再害怕被强制沉默或强制一律。
　　那封宣言允诺互联网世界将让杰斐逊、华盛顿、密尔、麦迪逊、托克维尔、布兰代斯的梦想通过互联网脱胎换骨，焕发生机。
　　而庞廷为Google做的内部研究则得出另一个结论。Google需要继续做更多审核，如果它希望取悦各国政府以维系全球扩张。数据也显示这么做可以取悦广告主这也是免费商业互联网的最大驱动力。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报告的结论也已经成为互联网巨头的实际操作原则。
　　20年间，科技巨头从一个个新生的创业故事，变成渗入社会全部角落、控制着信息流动的开关，或主动或被动地影响着数十亿人买什么、看什么、拥有何种程度的隐私、甚至如何工作。
　　现在关于这些开关的危害，被一个个摆了出来，但如何解决问题却没有显然的结论。
　　一些政府已经行动起来。最近的比如新加坡立法管理网络平台假新闻，英国出台《网络危害白皮书》，明确对网络公司的审核行为不力进行惩罚。更早的有多国各自不同版本但大多赋予政府极大干预权的互联网安全法。
　　但即便只从Google一个公司所面对的指摘也不难看出，公权力的直接干预往往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题图来源：Wi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