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相颖护送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护石人

　　甘于寂寞一人守一山，为石刻梦辞去副县长，梦圆时分两鬓已成霜
　　郭相颖：护送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护石人
　　郭相颖为记者展示当年手绘的宝顶山摩崖造像图。记者刘恩黎摄
　　6月11日，游客在重庆大足石刻景区参观。记者唐奕摄
　　1000多年前，大唐王朝西南的一处偏僻山岭中，石匠们攀援在险峻的崖壁上，金石撞击间，响起了大足石刻第一声开凿之音。
　　光阴流转，近400载斧劈刀凿，5万余尊造像、10万余字铭文破石而出。源自印度的佛教石窟艺术，越西域经敦煌，过云冈、龙门，而后由北向南，融汇释、儒、道，集大成于此，造就独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石窟艺术的殿堂
　　80余年前，梁思成于西南山野中寻访大足北山、宝顶山石窟，并在几年后将大足石刻首次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在此期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以及杨家骆、顾颉刚等15位专家学者组成考察团，首次对大足石刻进行了系统的科学考察，评价其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
　　48年前，一个名叫郭相颖的年轻人，怀揣着只准住北山的调令，只身爬上大足北山，开启了一场护石修行。
　　谁能想到，这一程，一走就是近50年；
　　谁能想到，这一人，付诸大半生护送大足石刻走向全国、全世界
　　数十年来，大足石刻五山之上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坐在郭相颖几十年前种的柏树下纳凉，望着静卧崖壁之上精美绝伦的造像，感受跨越千年的华夏过往。
　　我们在前人的肩膀上长大，也要让后人站在我们的肩膀上长大。郭相颖说：搞文物工作的人不仅要考虑现在，更要想将来，要让子孙后代看得更久一点、更远一点。
　　郭相颖接受采访时查看当年对石刻研究的笔记。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恩黎摄
　　与石刻结缘
　　到达大足石刻研究院，已近下午时分。
　　穿过大树错落的院子，一栋二层小楼映入眼帘，透过窗户，隐约看到一老人正执笔作画。
　　拾级而上，进入书房。房间并不大，一张长桌格外显眼，笔墨纸砚整齐摆放，几乎占据整面墙的书柜上装满了书籍和资料。
　　见我们来了，郭相颖放下手中的毛笔，同夫人一起热情招呼起来。高大灵活的身板、一口高亢嘹亮的川音，俨然不像86岁高龄老人的模样。
　　现在常有记者来我这里，你们来我很高兴，对我个人来讲，过去的事都不太重要，希望借你们的平台讲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老人的话语朴实直率。
　　青年时期的郭相颖曾是一名小学教员，因热爱绘画，他时常帮文化馆的美术老师画宣传海报。
　　1974年初，机缘巧合，当了十年教书匠的郭相颖经文化馆的朋友介绍，赴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工作，那年他37岁。
　　彼时，大足石刻虽已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依然寂寂无闻，连所在省市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大足有这样一份瑰宝。
　　因石刻所在的区域山高地远，生活清苦，组织上担心新来的郭相颖当逃兵，在调令上特意用括号圈起五个字只准住北山。
　　果不其然，上山后，周边农户闻讯而来，郭相颖听到最多的问题便是：你教书教得好好的，为啥子要来守菩萨？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你的工资是不是降低了？面对误解和诘问，郭相颖并不多做解释。
　　真正的困难还是山上的生活不便。考验的第一关就是缺水，早上洗脸的水，存着晚上用来洗脚。郭相颖说，山顶上水贵如油，就盼着哪一天下了雨，能够在附近挑一两百斤水上来。
　　起初，郭相颖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在文物区里巡视一圈，防范破坏与盗窃。但这并非清闲活，遇到打雷下雨，需一整天才能巡视完毕。夏季，墨蚊漫天飞舞，稍有停留便爬满手臂，咬得心慌。
　　但上山没多久，面对一龛龛精美的石窟雕塑，一直喜欢绘画的郭相颖很快将清苦二字抛在了脑后，旁人可能不理解，尽管生活苦，但我觉得能与非常高贵的艺术品为伴很是幸福。大概花了半年时间，我就把生活安定下来，自己打井、种菜。就这样，一人一山，与石结缘。
　　一开始只觉得这些石刻技法很高超，后来隐约感到这些石头人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印记。时间久了，郭相颖开始对石刻刨根问底：这些石刻是什么年代凿的？背后有些什么故事？
　　县文管所保存的两本旧书《简明佛学辞典》《佛学大纲》，成了他解开石刻背后文化密码的钥匙。那时候没有老师，又没有电脑，非得自己去找书不可，不像现在随便在网上一查都出来了。郭相颖回忆道，他在北山的前十年，为今后的保护工作奠定了关键基础，写文章也好，搞考古也好，对外宣传建设也好，都得益于那段时光，我至今还保留着记笔记的习惯，连看电视都要做记录。
　　为石刻辞官
　　与青灯古佛相伴的日子格外宁静，但大山之外，时代的脚步已然打破羁绊，改革开放开启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春天。
　　198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工程，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图像资料档案。当时的大足文管所没有照相机，也没有专业测绘人才，郭相颖自告奋勇，决定采用最原始的绘画方式，为大足石刻建档。
　　缺少测绘仪器，木尺便是丈量工具。郭相颖说话间从墙角拿出了这块久经沙场的老战友，看看，都磨圆了，像个木块。还有就是一个20米长的皮尺，中间都是断了的，我把它接起来用，这些就是我的法宝。
　　丈量大足石刻，是体力活，也是脑力活。郭相颖白天测量，晚上借着煤油灯画草稿、描图。灯下长期伏案，他的鼻孔都被灯烟熏得黑亮，直到后来换成有灯罩的油灯才有所改善。
　　测量时，遇到较高的石像，20米长的皮尺不够用，郭相颖就在绳子上套布条，红色代表一米，白色代表半米，以此进行测量。
　　冬天顶着阴冷入骨的寒气测绘；夏天伴随着夜鹰孤独的叫声，和驱蚊的蒿烟度过一夜又一夜。
　　两年多后，两版共长达40余米、画了上万尊造像的长卷问世。为何是两版？第一版我觉像工程图一样，太单调，不好看。后来加上了环境重绘了一版，看上去就生动了。郭相颖笑着说道。
　　1984年，郭相颖调任大足县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宗教等工作。老实说，我当时真舍不得离开石刻。郭相颖说，不过，这样的分工也有利于从更高层面推动协调大足石刻的保护和利用。
　　舍不得三个字不是嘴上说说便罢了。几年后，郭相颖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主动提出回到大足石刻继续修文物。他向组织恳切地说：找一个副县长容易，找一个热爱文物事业的人难，把我放回去，于公于私都有利。
　　1990年，郭相颖重回大足石刻。当时，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仍是一个科级单位，人才奇缺，加上工人总共只有十几人。
　　基础太薄弱了，不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不利于石刻宣传保护，必须升级重组。我就向市里要求，把机构的级别提高一下。同年，郭相颖获批拿到60个名额指标，正式组建县处级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郭相颖为首任馆长。
　　郭相颖所手绘的宝顶山摩崖造像图原件。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恩黎摄
　　助石刻申遗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处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至此也奠定了北敦煌，南大足之地位。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刻！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电话亭打国际长途报喜，当时我热泪流淌，握着话筒的手不停发抖。时隔20余年，回顾当时的情景，郭相颖仍旧激动。
　　这一战，他准备了近10年。
　　郭相颖任副县长期间，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他，当时省、市、县经常提出努力使大足石刻走向世界，但是怎样才算走向世界？
　　当时，随着大足石刻的开放，国内外游客逐渐多了起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也接踵而至。大足石刻逐渐有了名气，但离走向世界还有不小的距离。
　　1987年，郭相颖在与国家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技术人员的闲谈中，第一次听到《世界遗产名录》，并得知1986年国家文物局在拟排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时，已将大足石刻列入。他激动万分：我心头高兴啊，这就是走向世界的路子！
　　然而，申遗谈何容易。
　　首先面对的是干部和基层文物工作者的观念障碍。彼时，我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仅有故宫、长城等为数不多的知名历史文化遗产，石窟类文化遗产方面，唯有敦煌莫高窟。当地领导干部多不主张申报，云冈、龙门都没申报，大足石刻尚不成熟，加之财政紧缺，难上加难。
　　我的思维恰恰不一样，正因为我们不出名，更要努力走在前头，现在证明我那个想法是对的。郭相颖激动地说，为此我走访调研了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天水麦积山中国主要的石窟我都去了，经过对比，我认为大足石刻特色鲜明，凝结儒、释、道精神和中华民间文化于一体，寓宗教教诲于生活场景之中，可谓石窟艺术中国化的集大成之作。
　　一股不服气的劲儿涌上心头，就是这股不服气的劲儿成了我的动力！郭相颖说。
　　有一天，郭相颖想到一个妙招。他对县里的领导讲：搞申报就要整治文物保护区的环境，完善功能，这样对文物和发展旅游都好，就算申报不成功，钱也没白花！渐渐地，越来越多的领导开始支持他的想法，表示将举全县之力开展申报工作。
　　广泛的宣传也让群众对申遗环保搬迁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18个单位125户居民为保护文物搬迁，保护范围内臭气熏天的水池、杂乱的摊位、污染严重的猪圈全部得到彻底整治。
　　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但评审当天，现场发生了一段插曲。
　　由于申报文本和播放的幻灯片，不足以展现大足石刻的分布和规模，加上语言理解上的差异，在场专家疑问很多。眼见审议受阻，郭相颖急中生智，拿出了大足石刻手绘长卷的文本资料。我说这个图都是我亲自画的，他们一下子对我有点尊敬了。经讨论，现场专家得出一个结论：大足石刻不仅艺术水平高超，而且规模宏大。
　　申遗成功需满足六个条件中至少一个，而当时的大足石刻一口气满足三个条件，高分当选：大足石刻是天才的艺术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佛教、道教、儒教三教造像能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大足石刻的造型艺术和宗教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主动去做的，从未想过敷衍。绘制长卷的初衷是为了完成‘四有档案’。申报世界遗产，这个长卷起了很大作用。郭相颖淡淡地说。
　　郭相颖当年所使用的的木尺和油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恩黎摄
　　让石刻重光
　　最近我看到一些关于文物修复的文章，把严重病害、老化的文物修复一新，有些专家有不同意见，但我觉得这就叫焕发新生。郭相颖翻阅着杂志内容告诉记者，搞文物工作的人不仅要考虑现在，更要想将来，要让子孙后代看得更久一点、更远一点。
　　这种传之后世的远见，在大足石刻得到了充分体现。
　　位于大足石刻宝顶山区的千手观音，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被誉为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
　　时光荏苒，进入21世纪，历经800多年的千手观音造像在经年风侵水蚀下，病害频发。2007年，这尊金身佛像手指掉落，抢救保护刻不容缓。修复千手观音的想法，实际上我早在几十年前做馆长时就在考虑，当时也向领导做过汇报，但由于时代文保理念所限、技术所限，一直处于被‘屏蔽’的状态。郭相颖说，好在我们如今身处一个好时代！
　　2008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该造像抢救加固保护项目，并将其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这一修，就是8年。
　　该不该贴金，用什么材料贴金，该不该彩画，用什么工艺和材料彩画，哪些旧材料和新材料可以用郭相颖说，8年里前5年基本上是统一思想和技术标准。其间，已退休的郭相颖作为研究院专家，多次参加论证会，交换意见。
　　当时，千手观音共发现石质胎体风化、贴金层开裂、彩绘脱落等各类病害34种。如此大规模、综合性的石质文物修复，没有先例可循，为此专门汇聚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10多家文保、工程单位近百名专家和技术人员会诊，X光探伤、红外热像探测、三维视频显微镜观察等现代科技在大足首次用于石质文物修复；为了完美修复千手，保护团队先后完成1032张调查表的填写和20000余张现状照片的拍摄，收集约35000个数据，分门别类施策，逐一修补。
　　经过近8年修复，投入各类修复材料约1吨、金箔44万张，2015年6月13日，历经800多载沧桑风雨的千手观音金光重现。
　　我特别欣赏现在所提的‘文化自信’，这对增强民族自信非常重要，鼓舞人心。郭相颖说，文物是我们人类社会的第二历史课堂，万幸，文物事业恰逢空前的好时机。
　　从事一行专业，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感情都是在职业实践中实现的。开始我也并没有那么喜欢大足石刻，后来却把它当成了我的命，这实际上都是在长期的孤独中积累起来的。郭相颖说。
　　墙上的时钟嘀嗒作响，采访快结束时，已近傍晚。
　　窗外树影婆娑，几缕夕阳洒在茶杯上。郭相颖的夫人笑着说，你看看，一杯热茶硬是一口没喝。
　　半生一觉石刻梦，圆梦两鬓已成霜。他对大足石刻的感情仍然炽热，他勇于求索的精神仍然饱满，他追求人生理想的脚步仍然豪迈。面对恩师，大足石刻研究院现任院长黎方银如是写道。（记者张桂林、朱高祥、刘恩黎参与采写：张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