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的“孝”与“和”

　　公关艺术在大观园
　　红学研究
　　有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公共关系学，它纯系舶来品，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根本没有听说过公共关系一词，也没有这种学问，当然就谈不上有这种职业了。也有人认为，中国虽然也有过一些公共关系活动，但是它处于不自觉的、盲目的状态，从未有过公关理论作指导，即使有实践活动，也是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这些观点都是不科学的、缺乏根据的。殊不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公关思想和公关实践。象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经典）、古代史书、兵书、笔记、话本，以至《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古典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可发掘出关于公关的智慧与思想。被称为“公关之父”的现代国际公关先驱丹尼尔爱德曼，就多次强调说，世界最早的公关理论和活动源于中国，二千五百年前的战国时期的说客、纵横家苏秦、张仪，便是卓越的公关专家。
　　“公共关系学”正式形成学科较晚，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的实践性的应用学科，并同时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职业，很快地流传到资本主义世界各国，被广泛应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新时期，它也由南至北传入中国大陆，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外来学科。公共关系学主要研究一个社会组织如何运用各种信息传播，双向沟通的手段，为自己创造良好的社会关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使自己和环境之间相互适应，同步发展。这是现代社会组织内求团结完善，外求和谐发展的经营管理艺术。同理，中国古今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如此，而且早在两千年前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并且取得了光辉的实践成果。例如孔子的“仁”、“孝”、“中庸”、“和为贵”的思想，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哲学，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理论以及“荣辱观”、“谈说”、“辞辩”之术，等等，都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要言之，公共关系就是协调各种公众关系，争取社会舆论支持的一种实践活动，而这种实践活动及其经验、理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俯拾皆是。可见，公共关系学并不是欧美各国人的专利，我们所引进的只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狭义内涵的公共关系，并不是公共关系学的全部。那么，在我国具有与西方公共关系学精神内核相同的传统公共关系学，究竟是怎样一个面貌，又是怎样被历代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的呢？我们不妨以传统文学名著《红楼梦》为例剖析一下。
　　薛宝钗的“孝”与“和”
　　笔者早在十几年前就说过，薛宝钗是大观园里的一位公关小姐，颇善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我们且不去管曹雪芹当初对她的创作倾向是褒是贬，我们只管从宝钗在大观园里对自我形象塑造的效应来看，就可知她是怎样一位不可多得的公关人物了。
　　在薛宝钗的思想意识中，存在着自觉或不自觉的公关理论与行为。她的精神世界完全渗透在儒家的那一套思想体系中，儒学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实践理性的直觉思维，而轻视技艺与自然。所以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特别是“孝”与“和”的儒家思想贯穿了她的整个公关思想，并在实践中体现出积极的意义。
　　我们知道，公共关系活动是由“主体”、“对象”及联结二者的“媒介”三个要素所构成。所谓主体，即谁搞公共关系？所谓对象，即和谁搞公共关系？所谓媒介，即通过各种信息传播、双向沟通的手段，为自己创造一个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而宝钗在大观园里的全部活动，正体现了这三要素。
　　“孝”，是她体现在对上关系的公关思想。孝中包括着“无违”与“悦亲”两种涵义：“无违”为孝，就是指生前死后都要依礼去侍奉祭祀父母亲长；“悦亲”为孝，就是要使父母无时不刻地感到精神高兴，生活满意。这在儒家思想中被看得很重。《孝经广要道章》说：“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寥，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孟子还断言说：“事亲不悦，弗信于友矣”，“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章上》）在《红楼梦》中，真正领悟并实践了孔孟孝道的只有宝钗一人。有时，“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些针线来。日间至贾母处王夫人处省候两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闲话半时，园中姊妹处也要度时闲话一回。”（第45回）所谓“承色”，就是顺承迎合父母长辈以博欢心的意思。当贾母捐资为她做生日，问她“爱听何戏，爱吃何物”时，她“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贾母自然欢喜，无怪乎贾母慷慨捐资二十两银子为她做生日，并称赞道：“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第35回）当元妃从宫中送灯谜让大家猜时，“宝钗等听了，近前一看并无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就猜着了。”（第22回）她这一内心世界虽有其虚伪的一面，但是也正是她虚伪的表演满足了贾妃的虚荣，让贾妃自觉灯谜出得高明，从而使贾妃在众人中挣足了面子，也正因如此，她也为自己在贾妃面前树立了一个美好形象，得到了与众姑娘不同而独与宝玉相同的赏赐。在第32回所描写的金钏跳井事件里，从宝钗对王夫人的安慰中，我们的确不难看出宝钗性格中有颠倒是非、诬蔑死者的丑陋的一面，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她使王夫人安了心，并且解决了为金钏的装裹而头疼的问题，毫无忌讳地拿出自己的两件新衣给金钏作了装裹，使死者入土为安。宝钗这大有深意的言行举止，我们以为是她作为一个晚辈对长辈的悦亲、博爱以及有教养的惯性活动，并非贬薛派们所云的是她为了“爬上宝二奶奶的宝座”，而时时处处刻意去巴结逢迎。试想，在生日宴上，尽要大家都不爱吃唯独自己爱吃的，不去照顾大家的情绪，难道就能表明自己并无野心吗？很快地猜出灯谜来，难道于己于人就觉得有趣吗？不去安慰王夫人，不给死者装裹，作为一个有人情味儿的人，难道就会心安理得吗？把宝钗诸如此类自觉不自觉的行为说成是她实现野心的手段，把她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看得大有心计，这对于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女来说，岂不是有点苛求？应当说，她对长辈的恭顺逢迎是体现了儒家孝道在她思想中的渗透，这一自觉不自觉地实践儒家公关思想的效应，自然便博得了长辈们的欢心和疼爱。
　　“孝”是儒学的核心，也是重要的公关思想。儒家专著之一的《孝经》便强调要有“诤子”的精神，认为“父有诤子，则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谏诤章第十五》）即在关键时刻还必须反对父母的错误意见，否则一味盲从，这恰恰走向了孝的反面，使父母因做错事而陷入不义之境。宝钗在公关实践中也正是如此，很辩证地继承了这一精神。她在处理两代人带有原则分歧的观念冲突时，也算是一个“诤子”。就以“呆霸王调情遭苦打”这一回为例，薛姨妈出于对儿子的偏袒心疼，不问青红皂白地执意报复柳湘莲，想借贾府权势，去擒拿柳湘莲。当时还是宝钗明智地劝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情。谁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无法无天，也是人所共知的。妈不过是心疼的缘故如今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倒显得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人，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就这样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第47回）宝钗在此以她惯有的冷静豁达、明智达理进行了有力的劝谏。她理智客观地判明了事件的性质、诱因，以及对家庭利害的考虑，认定再不能偏心纵容薛蟠“生事招人”了，从而警醒糊涂的薛姨妈，制止了不义的报复，化解了一场冲突，其结果不仅没有化友为敌，甚至还产生了化敌为友的远距离的公关效果。
　　总之，“孝”在宝钗的交际活动中起着积极作用，从客观效果来说，为她在大观园中给最高统治者的脑海里树立了完美的个人形象。
　　“和”，是薛宝钗又一重要公关手段，它依然来自于浸透她灵魂的儒家思想。《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民任”，“惠则足以使人”，“敏则有功”（均见《阳货篇》），孔子提出了恭、宽、信、惠、敏五种美德，做到了五种美德也就达到了“和”的目的。“和”以现代意识来解释就是团结、友好、和睦。所以“和”这个道德标准，在公关理论与实践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贾府是一个显赫的封建贵族之家，但又是一个正在走向全面崩溃的没落之家，它的内部已日趋末落、腐朽，宗派倾轧，嫡庶纷争，主奴矛盾充斥其间，再加上那些一代不如一代的不肖子孙，穷奢极侈，偷鸡摸狗，安富尊荣，养妓畜娼，秘事丑闻乃至逼死人命之事层出不穷，把个堂堂的国公府闹得象个污秽不堪的臭泥塘一样。照理说，在这样一个龌龊不堪、充满罪恶的社会细胞中，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很难适应，但宝钗却能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在如此复杂的人事关系中，显示出她的一番能耐，体现出她的公关才能。这首先表现为宝钗对待平辈中姑娘小姐们的态度上。她能体谅父母双亡、依靠婶母过活的史湘云的苦衷，主动提出代她做针线活。并能考虑到湘云的经济状况，代她出资筹办别具特色的螃蟹宴。她对人真是体贴入微，怕损伤了湘云的自尊心，于是，告诉湘云“千万别多心”，此举使得湘云十分感动，心直口快地表示要把她“当作亲姐姐一样看”。家道贫寒的邢岫烟，一来贾府宝钗就对她很好，考虑到她的家庭状况，推心置腹地劝告她要“从实守分”，“该省的就省了”，又为岫烟赎棉衣，让她早晚好穿。就是对刻薄多忌的林黛玉，宝钗也以“和”为法宝，容忍退让时居多。当黛玉借雪雁送手炉一事指桑骂槐之时，宝钗明知是在奚落她和宝玉，但“素知黛玉如此惯了，也不去睬她”。对此，她表现得宽厚大度，避免了一次难堪的冲突。宝钗对于林黛玉的琐屑繁复的猜疑中伤，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浑然不觉”，装聋作哑、故作糊涂的姿态，因而在“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一回中，使黛玉感动不已，追悔不已，并自我检讨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在这一回中，宝钗还流溢出她与黛玉肝胆相照的善心与气量。可见，以和为原则，浑然不觉，退避礼让，肝胆相照，是宝钗消除误会、解决棘手的人际关系的最好的公关手段。
　　她在对待丫头婆子们时，也完全没有一点皇商小姐的骄横之气，不是以势压人，而是以“和”为重，时时处处庇护着下人。她保护着“平生遭际实堪伤”的香菱，使香菱幸运地逃脱了第二次被卖的悲惨命运。为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生存空间，她总是以温和儒雅的聊天式的公关手段处理事情。第56回描写的“贤宝钗小惠全大体”的故事，便体现了她的公关活动水平。谈话中，她不摆出小姐的架子，也不象探春那般严厉训斥，而是在委婉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间接而又鲜明地达到了警告众婆子的目的，使众婆子自觉自愿地接受了她的劝告，从而既保全了双方的面子，不伤和气，又达到了严肃治家的理想效果。难怪“便是那些丫头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呢！
　　即便对待人格低下、人人厌恶的贾环和赵姨娘，宝钗也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既不排斥歧视他们，又不拉拢纵容他们。就连送土仪也没有忘记他们，难怪赵姨娘感激地说：“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宝钗这种“待人接物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蜜之情形诸声色”（第21回，庚辰本夹评），煞是她处理人际关系时公关手段的高明之处。宝钗就是这样以“和”为手段和目的，与那些最难相处的人物在人际关系上求得和谐，进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宁静和睦的生活环境。
　　其次，薛宝钗的“和”的公关思想，还表现为对大观园中诸种事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以及对信息的掌握与运用。比如第62回中写到宝玉问宝钗为何锁门一事时，我们且看宝钗如何回答，就知道她是如何掌握信息、运用信息并处理信息的。书中这样写着：一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说：“这一道门何必关，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里头，倘或家去取什么，岂不费事。”宝钗笑道：“小心没过逾了。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若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抄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纵省了事，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宝钗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诉你。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儿也告诉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来，大家乐得丢开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稿子，自有头绪，就冤屈不着平儿了。”
　　由此可见，宝钗清楚一切而不介入，她用“关门主义”来求得自身的清白与太平。但又不是完全不介入，她把一切情况告诉了平儿，这样，宝钗既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与信息灵通的能量，又没有因为自己的信息传播挑起新的事端，得罪更多的人，更没有卷入什么矛盾纠葛，而是与这位善搞平衡、颇有人望的平儿结盟。应当说，在贾府各种关系冲突中，她起着健康的作用，在获得信息方面她是独占鳌头的。而获取信息，对于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关系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迅速地获取信息，才能更好地掌握和运用信息。宝钗就是在充分地掌握信息之后，根据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制定了其行动的准则，即知之不厌其多，行之不厌其少，行当所行，止当所止。确乎“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在行动上，她是时时处于守势，以守为攻，但在掌握信息上却是处于攻势，以利明哲保身和自我保护，否则，既锁上门，又管门外事作甚？不论有意无意，注重信息的获取与沟通，表明她在公关实践活动中对于中介的重视。这息事宁人、明哲保身的处理方式，则又表明了她公关手段的高明。
　　在那样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主人奴仆中，在那些可厌可鄙的纨子弟中，薛宝钗得到了合府上下的交口称赞，她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功的公众关系，是离不开儒家的“孝”与“和”的公关理论指导的。儒学的传统公关理论与薛宝钗的公关实践对我们今人来说，也不无参考价值。如果我们今人能象薛宝钗一样把儒家的公关思想正确地恰到好处地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争取在双方沟通的基础上，通过与公众的敏感的交流活动，得到相互的理解和好感”（美国H。弗雷齐尔穆尔、费兰克卡鲁帕：《PR学》），并通过信息交流和关系协调规律的运用，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那么，今天又何愁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没有立锥之地呢？所以说，薛宝钗是我国文学作品中较早具有公关意识的女性之一，也是一位成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小姐。
　　平儿的“礼”与“仁”
　　清代青山山农在《红楼梦广义》中说：“平儿不矜才，不使气，不恃宠，不市恩，不辞劳怨，有古名臣事君之风。要其本领在积之以诚，而行之以礼，诚至而物无不动，礼至而人莫能陵。”在贾府中，赞美平儿的更是有口皆碑，有兴儿评说荣国府为证：“倒是（王熙凤）跟前的平姑娘为人很好，虽然和奶奶一气，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们凡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过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第65回）她那善良、忠厚，在主人面前不卑不亢，待下人不骄不躁，处理事情通情达理的品格，在《红楼梦》中俯拾皆是。在矛盾斗争复杂的大观园内外，作为一个管家婆凤姐的“一把总钥匙”的平儿，为什么会有与主子浑然不同的社会舆论呢？这就要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探讨了。
　　“礼”与“仁”，在儒家来说，仁礼一体，仁包摄了礼，仁是礼的精神支柱。礼首先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次才是伦理规范。“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人如果不具备仁的观念和品德，就不能正确对待礼仪制度和音乐。孔子认为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实现仁，因此，克制自己，使视、听、言、动都符合礼，才算体现了仁。孔子曾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可见仁和礼是融为一体的，二者互为因果。在现代社会，任何个人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公众舆论的支持。公共关系就是协调各种公众关系，争取社会舆论支持的一种实践活动。我们看平儿，是如何为自己创造良好的社会关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使自己和环境之间相互适应、同步发展的呢？她用的就是“礼”和“仁”的理论和手段。在大观园里，处境最险，做人最难的恐怕是平儿。她处于妻非妻、妾非妾的通房丫头的尴尬境地，她的女主人是闻名府内的“醋坛子”，男主人是“唯知淫乐以悦己”的无耻之徙，而她的容颜又不次于王熙凤，她要在这二人的夹缝中求生存，就必须小心谨慎。对贾琏，她极力避免相亲近，不与凤姐争宠，但是又不能完全躲开，每每为他遮掩丑事来博取他的好感。对凤姐，她只能按主奴有别之礼，恪守奴仆的本份，不惜屈从以维护封建秩序。第44回，在“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的故事中，写凤姐酒后泼醋拿平儿撒气，她为顾全主子的面子违心地给凤姐磕头道歉，忍辱负重。有时，凤姐为表示同平儿的亲近，要她不必拘于礼法，“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说着，丰儿等三四个小丫头子进来放小炕桌。平儿屈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吃了饭，伏侍漱盥。”（第55回）平儿一方面接受主子的“施恩”，另一方面又不逾越森严的等级界限。平儿正是这样注意生活的细节，用“礼”来严格要求自己，并尽心竭力地帮助凤姐，才使自己没有沦落到象其他陪嫁丫头一样或死或卖的悲惨境地。平儿平儿，特别的公正和平，通情达理，在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下，她竟能周全妥贴。可见，儒家的“礼”是保全自身的有效的公关手段。
　　以“仁”待人，笼络人心，是平儿对待下人的重要的公关思想和行为。她对下人，凡能周全的总要为对方说些好话，把人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而绝不利用主子的信任，狗仗人势，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她在效忠主子的同时，并不以损害其他奴仆的利益作代价，相反，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站在奴隶的一边，保护他们免遭祸殃。第61回平儿行权“判冤决狱”就是她在这方面最生动最突出的表现。她首先对事件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既弄清了失物的来龙去脉，又顾全了“好人的体面”，既不伤和气又不失公正地处理了这件事，保护了无辜的柳家母女，也挽救了彩云难逃的厄运。可见平儿行权的立脚点是仁。行权中，为了使自己的行动不为封建主子所阻拦，她都必然找出一些所谓为维护主子利益的“正当”理由来。当凤姐欲用残酷的家法来逼问丢失玫瑰露时，平儿劝阻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不施恩呢。依我说，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终久咱们是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一席话说的凤姐倒笑了，并说：“凭你这小蹄子发放去罢。我才清爽了些，没的淘气。”一场大灾难就被聪明机灵的平儿几句话给打消了。这番话不仅说得有情有理，而且还巧妙地劝诫了凤姐凡事要适可而止、息事宁人，不可做得太过太绝太辣，同时也表现了她“乐得施恩”的公关思想。
　　在《红楼梦》中，平儿宽厚待人之事也是比比皆是：看门小厮的父亲有病，但不敢告假，是平儿瞒了凤姐悄悄放他出去的；迎春的奶妈偷当了小姐的首饰，也是平儿瞒了主子，只叫她快点赎回来，就一字不提；宝玉成亲之夜，紫鹃要伺候黛玉，林之孝家的遵凤姐和贾母的命，要把紫鹃叫到宝玉房中使唤使唤。就在为难之际，是平儿做主叫雪雁代替紫鹃，给紫鹃和林之孝家的解决了难题，并自己带走了雪雁；芦雪庵联诗活动，大雪天只有“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雪之衣”，然而“人人都是有的，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羽纱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齐整。就只他穿着那件旧毡斗蓬，越发显的拱肩缩背，好不可怜见的。”（第51回）又是平儿擅自做主把凤姐的大红羽缎送给了邢姑娘；“俏平儿情掩虾须镯”（第52回）的故事，更表现了平儿的宽容平和。平儿的镯子被宝玉房中小丫头坠儿偷走，她明知底细而不愿声张，为的是体谅宝玉在女儿身上的良苦用心，也为顾全宝玉房中大丫头们的体面，更怕病中的晴雯生气发作。总之，由于平儿在大观园里运用了施仁政的公关手段，所以才使得她在主仆间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平儿非常细心，着重客观，能照顾大局，讲究工作方法，因而深得人心，没有那个憎恶她。试想，我们今天的某一个社会组织，如果有这样一位有才有貌、忠于职业的公关小姐，作为组织的枢纽运行，何愁该组织没有巩固发展的前途？又何愁该组织失却良好的公关形象呢？
　　走出大观园，回到我们公共关系学的话题上来。我们深感公共关系学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神秘而深不可测，也并不象有些人认为是一种不正派的作风和行为。它不仅存在于组织与公众之间，更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它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至于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本来在我们中国古代不仅有公关的实践，还有公关的理论，只不过我们没有用公共关系学的原理，加以概括、总结罢了。我们倘从当代意识的视角去看，发现宝钗和平儿为人处世的言行，似乎也能悟出一些我国公关理论的实质，那就是以儒家的学说来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并协调着人们的关系。可见中国儒家的传统公关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公关理论与实践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不可无端地没来由地去视而不见。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
　　红楼梦曲：引子、枉凝眉、终身误、恨无常、喜冤家、分骨肉、虚花悟、乐中悲、世难容、聪明累、留余庆、晚韶华、好事终、飞鸟各投林
　　金陵十二钗副册：甄英莲（香菱判词）、平儿、薛宝琴、尤三姐、尤二姐、尤氏、邢岫烟、李纹、李绮、喜鸾、四姐儿、傅秋芳
　　金陵十二钗又副册：晴雯（判词）、袭人（判词）、鸳鸯、小红、金钏、紫鹃、莺儿、麝月、司棋、玉钏、茜雪、柳五儿
　　十二贾氏：贾敬、贾赦、贾政、贾宝玉、贾琏、贾珍、贾环、贾蓉、贾兰、贾芸、贾蔷、贾芹
　　十二官：琪官、芳官、藕官、蕊官、药官、玉官、宝官、龄官、茄官、艾官、豆官、葵官
　　十二家人：赖大、焦大、王善保、周瑞、林之孝、乌进孝、包勇、吴贵、吴新登、邓好时、王柱儿、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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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诗词：西江月二首、葬花吟、题帕三绝、五美吟、秋窗风雨夕、柳絮词、菊花诗、桃花行、芙蓉女儿诔、姽婳词、怀古绝句、
　　红楼梦每回主要内容及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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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情节：黛玉入府、梦游太虚、元妃省亲、宝玉挨打、宝钗扑蝶、共读西厢、黛玉焚稿、湘云醉眠、可卿之死、紫鹃试玉、探春理家、惑馋抄园、
　　脂批红楼梦每回原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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