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社会思想问题

　　张宜泉的社会思想
　　红学研究
　　张宜泉的社会思想
　　对于曹雪芹社会思想的研究，在当《红楼梦》真面目尚未确切弄清以前，我们还是先对与曹雪芹接触比较频繁、交往比较密切的一些人物来进行研究，正像通过曹寅和杜苍略的关系研究一样，这样可以从侧面披露曹雪芹的一些思想内幕。
　　在我们已知的曹雪芹的交往中，关系密切的有敦氏弟兄，还有一个张宜泉。当然还有一些其它人，包括一些市民、农夫、小商小贩、优伶、店主和店员，甚至还有一些达官贵宦和一些小官员们，以及一些其它诗朋酒友。这个问题不仅从《红楼梦》作者笔下的纷繁的人物素描中可以看出作者交游之广，而且曹雪芹当时的处境要求曹雪芹必须应付如此繁多的社会场面，不得不接触各种五花八门的社会人物，这是曹雪芹社会环境变迁的必然。但是，这一些人际交往却无法说明曹雪芹的思想意识。比如说，曹雪芹与邻居们的交往，甚至促膝而谈，不论是农夫，还是市民小商小贩们，尽管这些谈话是诚心诚意的，但大多数是为了消遣，曹雪芹不会暴露他的灵魂深处。比如说曹雪芹也会跟一些酒店主仆谈心，但这大都是曹雪芹作为店主常客而叙故。又比如说曹雪芹得与某些达官贵宦或小官吏们周旋，但这大都是为了应付场面而逢场作戏。当然，我们不能说曹雪芹在与这些纷繁的人物交往中，不可能在某些人物中间一点也不暴露他的社会思想。但是对于这些来说，显然还有最起码的一条：这还缺乏文字记载。就目前看到的与曹雪芹交往的文字记载中，很直得注意的是敦诚敦敏弟兄和张宜泉三个人。
　　作为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的关系，显然也非同一般，自然也有互吐肝胆的地方。比如说曹雪芹一次访敦敏，敦敏未出，正好碰见敦诚，敦诚立“解佩刀沽酒”以待雪芹，于是二人借酒长歌，出语不凡，这是一例。还有曹雪芹死后，敦诚有“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的诗句，这诗句显然也属肺腹之语。这些都说明敦氏弟兄与曹雪芹的交往之深厚了。
　　敦氏与曹雪芹如此交往，其中显然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敦诚的五世祖先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三子英亲王阿济格，阿济格后被赐自尽，开除出宗室；曹雪芹也因抄家而沦落京师，敦氏弟兄与曹雪芹处境相同，二人有同病相怜之感。二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在诗的造诣方面，双方都达到了互相倾慕的程度。如敦诚在他的“寄曹雪芹霑”中有“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一语。三是敦氏与曹雪芹的某些情趣相投。如敦诚《赠曹雪芹》中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敏《赠芹圃》中有“一醉（毛冒）（毛啕口）白眼斜”和敦诚《寄曹雪芹霑》中有“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这些情趣相投显然也是敦氏弟兄与曹雪芹交为好朋友的基础。如果敦氏弟兄视曹雪芹的如此放荡不羁为不雅，那么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绝不至深交如此。
　　对于曹雪芹与宗室的敦氏弟兄们的交往，我们不可忽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还有另外一位至交密友张宜泉。张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诗稿》中就有七首诗专门写他跟曹雪芹往来的，张宜泉在诗中有“一别”如“三秋”之感，在曹雪芹死后，张宜泉有“怀人不见泪成行”之戚。这足见其交情深厚了。但可以说这只是现象的一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一面：张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诗稿》中流露出来的“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的民族不满情绪和“雄剑今将赴石梁”的“驱逐鞑虏”的反清思想；张宜泉在他的《诗稿》中反映出来的他与曹雪芹的“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的神密交往关系；张宜泉在他《诗稿》中披露出来他的“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的交往标准；还有《诗稿》中的某些诗句与《红楼梦》中某些文字的重合，以及曹雪芹的遗物“书箱”最后归属于张宜泉等问题，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张宜泉思想和张宜泉与曹雪芹特殊交往的注意。而且可以说，对于这些的研究才能为我们研究曹雪芹的社会思想提供扎实的基础。
　　张宜泉家，可能是一个破落了的“旗人”。但他是汉族，并非满族。这一点在《诗稿》中的强烈的民族情绪中可以得到证明，徐恭时论证他为满族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张宜泉是不是旗人，以及他是不是出身于上三旗的包衣旗人，没有详实材料，此处暂不追究。但是不论张宜泉是不是出身于上三旗包衣奴才，它都将无碍于张宜泉社会思想的研究，他的思想表现在他的言行之中，《诗稿》中某些诗句的特殊含义将是他具有何种思想的充分证明。
　　在研究张宜泉的问题上，周汝昌在他的《曹雪芹小传》的《村塾过从》一节中谈到，当他看见张宜泉试贴诗《东郊春草色》中的“日彩浮难定，烟华散不穷几度临青道，凝目血染空”（着重号为周所知。下同。）之后，感到张宜泉这诗中的“后十字是结句（这里应该“颂圣”周注），真是令人不胜骇异了”（见163页），在当他看到张宜泉《诗稿》中的“锦瑟离宫曲，膻笳出塞声”、“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之后，周汝昌感到特别吃惊，周汝昌写道：
　　这简直奇怪到极点了！这些句子，分明是讽怨当时满洲贵族的统治的。在乾隆时，这样的话，不要说屡屡出现于一本诗集子里，只要有一例被摘，就足以杀身灭族了！即是使曾兴文字大狱的那些例子也都只是些隐语暗喻，还没有见过这样显露激烈的！
　　（见164页）
　　周汝昌在又列举了《读史有感》一诗和摘录了“惊兔”、“射鼷”、“猎虎豹”、“樵虬龙”等句之后认为：
　　结合上面所举的那些令人骇异的句例而看，张宜泉的思想大有可以探讨之处。（同上）
　　周汝昌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见识的，在研究张宜泉的思想的问题上，周汝昌显然有他的独到之处，这如同周汝昌在研究曹寅的民族思想问题上的独到之处一样，他毕竟为弥盖在曹雪芹社会思想问题上的迷雾撕开了一道裂口。当然周汝昌的这种研究是无意的，甚至还有他固有的禁锢成份。
　　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其诗虽在人们眼里看来有些“俗”，但其诗中的思想内容却颇为丰富。其诗中不仅述及自己的生平、经历、亲朋往来、妻儿老小，还展现了自己对当时社会阶级状况的看法，对满族政权统治的不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一面，即张宜泉有驱逐满洲政权，问鼎逐鹿天下之意，以及他进步的历史政权更替观念。
　　张宜泉在“游举业”“破产”之后，谋得了一个“垦砚田”的课童职业。从此之后，“一馆由来绊此身”（见《在馆遥阻叶肯堂到家枉访》）“闷摊经史课儿郎”（见《拨闷》）便成了他的谋生生涯。当然，“课童”仅是张宜泉的谋生手段，并非他理想的职业，于是他的一些非凡的政治抱负和反清排满情绪便时时在他的《诗稿》中泄露出来。
　　张宜泉在《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的第四首中有“振羽欣鹏鸟，托身笑蠹鱼”；在《闲兴四首》第二首中有“大器成方晚，予非亦觉迟”，在第三首中有“早知投笔好，今或得封侯”；在《送同学张次石归东安》第四首中有“愿君书箧东迁后，奋翮凌云上碧霄”；在《遣怀》中有“汉坛早遂封侯志，渭水终兴隐钓才”，这些都是张宜泉虽居“馆中”，而仍雄心勃勃立身政治的写照。
　　抱负毕竟只是抱负，雄心毕竟只是雄心，张宜泉必须面对现实，现实对张宜泉来说是“半床风共冷，一枕月同孤”（见《秋夜》）、“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贫”（见《与刘二弟闲话》）、“拾薪子尽蓬头惯，荷篑人多赤足流”（见《西宫即事》）和“柴米只争终日贵，人家益较去年穷。妓楼鲜润榴裙雨，僧寺清凉蒲笠风”（见《四时闲兴》）。这些社会现实不能不给张宜泉的非凡抱负增添一点异样的东西，这一种异样的添加剂将会在张宜泉的思想中发生质变。
　　还有另一个问题，张宜泉处在一个异民族的统治之下，这在张宜泉的思想上不能不产生反响；特别是对于一个过问政治的人来说，更是如是。张宜泉在《与刘二弟闲话》中有“休喜城乌产，当愁塞马训”，在《闲兴四首》中有“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在《四时闲兴》的第五首中有“莫言枣剥林园下，不是庸夫得意时”，以及更甚者是在《闲兴四首》第四首中的“一水撑倾厦，雄支未足夸”两句更是对满清王朝统治者的挑衅。此两句中的“一水”与“雄支”皆指满洲政权，它并不是取源于那一古典，而是一种现实的自造词汇。
　　随着张宜泉的阶级不满情绪和民族不满意识的滋长，张宜泉逐步形成了他的反清排满思想。这一点在他的《送同学张次石归东安》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其诗的第二首中有“鸣琴未肯留金水，雄剑今将赴石梁”便是这方面的写照。在这里，张宜泉不愿效仿子产之贤，而愿效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刘锜大败金兀术于石梁河的事例来作一个民族英雄。在这一方面还表现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第三首中的“虎豹何堪猎，虬龙未易樵”和第四首“砚山碑遗泪，燕然石勒勋。他年同树德，当似此超群”方面。
　　在这里已明摆着这么一个事实：张宜泉在深感明天下已亡“往事既成秦鹿失”的同时，每每已存问鼎天下之心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依以上的事实来说张宜泉也有一个明末逸民的简单的反清复明思想，张宜泉在“拍手高歌叹古今，闲披青史最惊心”（见《读史有感》）之后，深感“百代兴亡成戏剧，一家哀乐尽荒唐”（见《四时闲兴》之三）之弊端，实际上也即明白明天下已亡，不可救药，它已成“秦鹿失”的“往事”。今后吗，不论谁揭起起义大旗，只要能推翻满清王朝，谁“捷足先登”都可以。这一种进步的政权更替历史观念表现在张宜泉的“浮名应付楚弓遗”（见《四时闲兴》之五）一语里。其意思是说，过去明亡于清，这“秦鹿失”已成事实；今后的帝王“浮名”，应当像“楚弓楚得”，只要不为外族所取，谁得到都一样。
　　张宜泉的这一反清排满问鼎天下的抱负不仅在他的抒情言志里得到表述，在张宜泉回答一个朋友的诗句里也得到证明。这诗句就是《答叶肯堂见访兼谢未遇》中的“不可称龙高誉望，只堪题凤任嘲诙”。
　　我们从张宜泉的诗句中看到的绝不是以上的仅仅语言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些诗句披露出张宜泉付诸实施方面的东西。张宜泉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中的“来逢白鹿无”一语，可能就是这一方面的暗示。还有《四时闲兴》第六首中的“几度埋头灯焰里，破帷不怯五更寒”更是这方面的说明：它意味着张宜泉不仅与他的同志们在一块畅谈反清排满之志，共聊问鼎天下之心，而且还参与并主谋了一个秘密的反清组织。“破帷”只能用于“军机”大事，“几度埋头灯焰里，破帷不怯五更寒”除解释为张宜泉曾参与秘密反清组织之举外，没有第二种含义。
　　当然张宜泉的这种思想和举动是徒劳的，在满清政权的极盛时期，它无异于杯水车薪。
　　尽管如此，张宜泉到晚年，这种问鼎满清政权的抱负仍然未曾泯灭，他在他死的前一年的《毙犬》中还留有“难期舐鼎还”一语。
　　在谈到此，我想插这么一句，就是在研究张宜泉思想时，一些人上了张宜泉自注的双行夹注的当了。在这一方面，不要说别人，就是对张宜泉思想颇有见识的周汝昌也没有例外。比如说周汝昌在他的《村塾过从》一节里，曾将张宜泉在《闲兴四首》的“传家笏未遗”下注的“谓余先世曾屡受国恩”一语，解释为：“这是旗人回顾身世的套语，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措词；揆其家世，可能也是内务府包衣旗籍”（见周文161页）。周汝昌的这种看法就错了。我们先不谈张宜泉所说的“笏”本为明以前朝臣的用物，在清时已废止；就此诗的第四首中的“一水撑倾厦，雄支未足夸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等句已足见张宜泉对满清王朝的态度了；既然如此，满清王朝对张宜泉来说，还有什么“国恩”可言？我们不觉得张宜泉的注释奇怪吗？还有《四时闲兴》中的，在“往事既成秦鹿失”下注曰“言家业无存”；在“浮名应付楚弓遗”下注曰“言功名未就”。我们这些红学家们为何不问问：“秦鹿失”乃取源于《史记淮阴侯传》中的“（蒯通）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和《六韬》中的“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这些古典；这古典与张宜泉自注的“家业无存”有什么关系呢？在词义的运用上，不仅过去没有，就是词性的内涵在不断变化的将来，恐怕谁也不会用“秦失其鹿”来形容自己的“家业无存”的。“浮名应付楚弓遗”取自“楚弓楚得”这一古典。内容是传说春秋时期，楚共王出猎，遗失宝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这一古典的含义是：楚国丢失了东西，仍为楚国人所得，虽有所失，而利不外溢。这古典与张宜泉“功名未就”又有何关系呢？难道张宜泉此句的意思是：“对于考取功名，不论谁考上都一样，我不在乎这些”吗？我们不觉得这样理解可笑吗！我们再将此含义缩小一点，其注特指张宜泉兄弟两个，但张宜泉之兄在此诗的第四句的注释里已“言兄旋继已逝”，这显然也讲不通。
　　到此，我们难道还不觉得张宜泉《诗稿》里的某些自注到底有多大的可信性与可靠性；当然我在此不是说《诗稿》的全部注释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诗稿》中处处流露着张宜泉的反清排满思想，张宜泉的这一社会思想实际上并不是起自晚期，而是在他“游举业”时便已形成。张宜泉在他习“举业”的试贴诗中已到处可见。
　　在五言排律这一集试帖诗中，张宜泉有“带雪傲严冬，谁知竹与松。心贞能忍冻，节劲最禁封”（见《冻雪封松竹》），这是他注重民族气节方面的表现。他有“刻形羞比鹜，引类耻同鸢”（见《冲天羡鸿鹄》）、“自有昂藏态，繁芦讵久萦”（见“鹤鸣于九皋））、和“击鼓夸鱼刻，为琴耻爨伤”（见《梧桐生朝阳》），这是他抱负非凡的表露。试帖诗中自然还有“几度临青道，凝目血染空”（见《东郊春草色》）、“到头堪悦怿，行处更彷徨。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见《美花多映竹》）、“锦瑟离宫曲，羶笳出塞声。羁囚悲（出兀）（目木出），嫠妇泣孤茕。蜗涎遗剑匣，虿螫上棋枰”（见《警秋诗二十韵》）和“感今时序度，忆昔岁华殊。日照关河远，烟消寒岭孤怀国浑忘苦，勤王岂弹劬”（见《雨雪载途》）这一些反清排满的基本思想。也可能正由于他非凡的气节和超人的胆识抱负，再加上他的民族政权意识，他在“游举业”时期便一直在“刺血情偏苦，穿床意独欣。赏奇开妙悟，析义破疑群。果腹充经史，撑肠刮典坟”（见《三冬足用》）的发愤学习，以备将来推翻满清王朝所用。
　　到此，我想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问题，张宜泉并非仅一个“嗜酒好饮，不肖不材”和“时时在穷愁中滑稽为雄”（周汝昌语，见《村塾过从》161～162页）的人物；可以说，他是陈胜吴广一流人物，也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一类人物，若说到近代史上，他也绝不次于孙中山。只所以他毫无成就，是因他生不逢时，在满清政权的极盛时期，再大的抱负，再大的经纶才能也无济于事。
　　张宜泉的社会思想，若要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实不外乎孙中山思想的前半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
　　说到张宜泉的这一思想，我很怀疑张宜泉的社会思想的形成，很可能与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后从金台李夫子游举业”有关，也即与他的李夫子这一老师有关。我们就不说张宜泉的反清排满思想是由其老师的传授影响诱导而来，最起码来说，张宜泉的反清思想得到了其老师的容忍。也就是说，张宜泉在游举业时，其老师也具有同样的思想，不然绝不会容忍张宜泉的反清思想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说严重一点，恐怕张宜泉早已被逐出师门了须知此有杀身灭门之祸呀！还有，张宜泉用“鸣琴未肯留金水，雄剑今将赴石梁”来送行的张次石“同学”，也可能与张宜泉一样，出自李夫子门下。
　　张宜泉是一个思想如此激进的人物，反清排满已成为他思想的主流；而曹雪芹与张宜泉的关系又是“同君一别时”“似历三秋阔”（见《怀曹芹溪》），以及他们的交往还有“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见《晴溪访友》）的秘密关系，张宜泉交往人的标准又是“同声相与应，殊类固难参”（见《萧然万籁含虚清》），这些问题都不能不令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曹雪芹与张宜泉的关系真是周汝昌说的“张宜泉的几个显著特点是：身世可伤，家庭多故，嗜吟好饮，不肖不材，坎坷穷愁，孤独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壮怀，诙谐放达，而不为世容。所有这些，却或多或少地和雪芹有共同之处，因而这也必然就是他们的友谊的基础”（见《村塾过从》161页）吗？
　　张宜泉与曹雪芹某些处境是相同了点，嗜吟好饮也可能为他们的交往开辟了前提；但曹雪芹与张宜泉若在“反清排满”这主要思想问题上没有相通之处的话，我认为二人的关系绝不会发展到如此非同一般的地步的，在曹雪芹死后，张宜泉恐怕绝不会伤心到“怀人不见泪成行”的。也就是说：如果张宜泉单方面有此反清排满思想，而曹雪芹则毫无此思想的话，那么曹雪芹对张宜泉这个“异类”绝不会来往的，最佳也只能敬而远之；那么反过来也就是说，曹雪芹如果没有此类同于张宜泉的反清排满思想的话，张宜泉也会视曹雪芹如粪土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携琴情得得，载酒兴悠悠”去会这位朋友了。
　　我想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
　　我们从曹雪芹与张宜泉交往的关系上，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曹雪芹与张宜泉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它就是推翻满清政权。这才是他们交往的共同基础。
　　实际上也可以说，曹雪芹与张宜泉的交往关系和交往基础类同于其祖父曹寅与杜苍略的知交关系；所区别的是曹雪芹与张宜泉要比曹寅和杜苍略更有胆识更激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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