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薛宝钗是一个深受封建文化薰陶的青年女子。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文化会把人塑造成什么样子。
　　她的母亲跟荣国府贾政的妻子王夫人是姊妹。由于这一亲戚关系，就住在贾府的梨香院里。在贾府起造了大观园后，她也搬进了大观园。但她并不是寄人篱下的穷亲戚。祖上做过“紫薇舍人”，是书香人家；家里还领着“内府帑银”做生意，豪富非凡。薛府与贾府、史府、王府是金陵最有钱有势的四个家族。他们之住贾府的房子，乃是因其哥哥薛蟠年轻，“不知世路”，经常惹事生非，跟贾府住在一起，可以彼此有个照应，日常费用都是他们自己负担的。
　　她住进贾府的时候，年岁不大，但立即把住在贾府的另一个亲戚、年龄比她略小的林黛玉比下去了，“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其后黛玉虽一再出言讥嘲，薛宝钗却对黛玉仍然十分友好，甚至还表现了真诚的关心，最后连黛玉也被感动了，“心下暗伏”，认为她“竟真是个好人”。可见她的魅力有多大！
　　她之吸引人，首先是由于她处处体现出热心助人的特点，而且非常体贴人。举几个突出的例子：
　　史湘云手头紧，家庭关系也不好，却一时高兴，说要作东请客。薛宝钗就悄悄提醒她：“你家里你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钱，你还不够盘缠呢。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你婶子听见了，越发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东道也是不够。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不成？”史湘云听了以后，如梦初醒，感到很为难。宝钗便说：“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螃蟹，前儿送了几斤来。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起连上园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史湘云对她的这个主意，自是心中“感服”，但宝钗还怕这伤了湘云的自尊心，紧接着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你千万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办去的。”这与其说是怕湘云误会，不如说是对湘云的安慰。湘云虽然直爽，但也骄傲而敏感；自己说出的话，无法兑现，却要宝钗来代她完成，这不能不使她深感屈辱。但如直接对她说“你不要因此而难受”，却只会更增加她的痛苦。宝钗的最后几句话则意味着：咱们的交情已亲密到了不应彼此见外的地步，我是根据这样的认识才说这番话的，希望你也采取这样的态度，否则“咱们两个就白好了”。所以，湘云也紧接着表示，她早就把宝钗“当作亲姐姐一样看了”。二人既已情同姊妹，湘云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宝钗的帮助，再不必有什么不安。所以，宝钗的这番话，实在代史湘云设想得非常周到；当然，湘云也就因此而对她无限感激。
　　有一次，林黛玉生病，她去看望。见黛玉的情况不好，就很诚恳地说：“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因此她建议黛玉每天用燕窝熬粥吃。当时黛玉已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便向她诉说了寄人篱下的悲哀，表示自己不能“不知进退”地“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于是，宝钗就说了一番十分令人感动的话：“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你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我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师动众的。”她说得何等深挚，又何等慷慨！而且，她的处境不知比黛玉好出多少倍，她却偏要强调跟黛玉“同病相怜”，这更是对黛玉的深刻理解与体贴。试想一下，如果她在黛玉面前流露出哪怕些许优越感来，黛玉又如何受得了？高傲的黛玉只能接受平等地位的人的友谊，绝不能容忍高人一等者的施舍，无论是物质上的抑或精神上的。
　　住在贾府的亲戚中，还有一个叫邢岫烟的，是贾赦妻子邢夫人的侄女，后来与宝钗的堂弟薛蝌订了婚。在两家订婚之前，宝钗“见他（指邢岫烟，下同。引者）家业贫寒，二则别人之父母皆年高有德之人，独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儿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为人雅重，迎春（邢夫人的女儿）是个有气的死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有亏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宝钗倒暗中每相体贴接济，也不敢与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闲话之故耳。如今却出人意料之外奇缘作成这门亲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钗，然后方取薛蝌。”假如说宝钗之帮助湘云、黛玉是由于二人与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具有特殊关系，可以通过她们进一步博取贾母的欢心，对自己有利，但邢岫烟在贾府却地位甚低、无人怜爱，与她结交很难获得什么好处。宝钗之对岫烟好，似乎除了出于同情之外，没有其他原因。
　　但另一方面，宝钗却又是一个冷漠到根本不关心别人命运的人；甚至可以假祸于人而心安理得。
　　贾府的丫头金钏儿因被王夫人赶逐出去，愤而投井自杀。连王夫人都觉得这是她的罪过，宝钗却劝王夫人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在她看来，一个奴隶在受到主子的迫害后，是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的；谁如果敢这样做，谁就是“糊涂人”，死了“也不为可惜”。而对于主子说来，在把一个奴隶迫害死以后，只要“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那就是尽了“主仆之情”，不必再为此事而感到心中不安了。这是一种怎样残酷的逻辑！
　　不过，金钏儿是丫头，按照当时的观念，本来是低人一等的；宝钗对她的死亡的冷漠，也许只是受这种观念的支配。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情。她哥哥薛蟠有个结拜兄弟柳湘莲，曾帮薛蟠从强盗手中夺回被抢的货物，并救了薛蟠及其伙计的性命。其后，柳湘莲的未婚妻自杀，湘莲也出了家。薛蟠固然为他们的悲惨遭遇而落泪，薛姨妈宝钗和薛蟠的母亲也“心甚叹息”，宝钗听了却“并不在意”，反而对她母亲说：“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婚事），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在她身上，确是一点同情心也没有的。无论遭受不幸的人属于什么阶层，她的态度都是如此。
　　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她还可以任意害人。有一次，丫头红玉和坠儿在亭子里说话，宝钗在外面“往里细听”。原来，红玉和宝玉的侄子贾芸彼此有好感，红玉要通过坠儿把自己的一条手帕给他。说完了这事，猛然想起要提防亭外有人偷听，就打算把亭子里的槅子打开，以便观察外边的动静。宝钗吃了一惊，心中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看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于是她就故意放重脚步，装出在跟人闹着玩的样子，并且问两个丫头说，她刚才看到林黛玉蹲在亭外，想偷偷过来吓黛玉一跳，不料被黛玉发现，跑掉了，不知她们是否看到黛玉藏在何处。这样，她就把自己窃听别人谈话的不光彩勾当全都转嫁给了黛玉；红玉如果要“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倒霉的也就是林黛玉而不是她薛宝钗了。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她不但毫无内疚，反而十分得意，“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
　　把宝钗的这些行为跟她的上述表现对湘云、黛玉、岫烟的关怀、体贴相对照，似乎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她对人如此冷漠，甚至可以为了自己而兴高采烈地把别人当替罪羊，又怎么能那样主动地去帮助别人呢？其实这并不奇怪。
　　宝钗是一个封建思想已经渗透到骨髓里的人。她知道林黛玉读了《西厢记》、《牡丹亭》之后，就劝戒她说：“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的这种见解，跟道学家完全一样。不但“女子无才便是德”，连男人都只应该一心“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而不应再有别的分内事，实际上也就是要使人集中精力去学习和实践封建思想的各种准则，而尽量避免有可能自然地流露人的性灵的各种行为，例如“写字作诗”。至于《西厢记》、《牡丹亭》里所体现的人的正常要求，更被她视为洪水猛兽，所谓“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因而在她听到红玉与贾芸的恋情时，也就立即断定红玉为“奸淫狗盗的人”。
　　封建思想的实质，是要使个人的利益完全服从于国家“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级的机器”（见列宁《论国家》）和家族的利益，所谓“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死，子不死不孝”，就是很典型的说明。不让青年男女有婚姻自主权，其实也就是要使婚姻符合家族甚或国家的利益。也正因此，封建思想不仅要个人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和家族的统治者服务，而且还要个人维护国家和家族的整体利益，从而个人必须使自己和其所生活的集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假如不是全部的话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也即必须取得他们的好感。然而，个人与集体的和谐是以二者利益的一致性为前提的。封建的国家、家族也好，它们的统治者也好，跟大多数人在利益上的矛盾冲突远远大于其共同点。所以，封建思想所主张的，归根到底是扼杀个人的要求、欲望和个性的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或家族利益），是从根本上违背人的本性的。按照封建思想去塑造个人，必然导致双重人格：表面上处处为集体和别人着想，实际上却冷漠得可怕，仅仅关心自己的利益。封建思想已经渗入骨髓的薛宝钗就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形象。
　　《红楼梦》在描写薛宝钗时，两次都强调她的如下特点：“随分从时”、“安分随时”。用词虽略有差别，内容却是一样的。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根据现实（“时”）的需要，遵守其社会地位（“分”）所必须遵守的一切。确实，在她身上具有封建思想要求于一个上层妇女的所有美德。除了本文前半部分所举的她对湘云、黛玉、岫烟的态度外，还可举出许多的事实：贾母为她做生日，问她“爱听何戏，爱吃何物”时，她“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向日所喜者说了出来，贾母更加欢悦”；王夫人在金钏儿死后，想把林黛玉的新衣服给金钏儿“装裹”，又怕黛玉“忌讳”，她立即向王夫人表示，她不怕忌讳，愿把自己的新衣服拿出来，从而帮王夫人解决了问题；林黛玉一直对她不怎么友好，但林黛玉在行令时说了两句《西厢》、《牡丹亭》中的句子、被她抓住了把柄，她不仅没有乘机取笑或挖苦黛玉，反而良言相劝，终于使黛玉深受感动，与她释嫌修好；她劝宝玉注意经济学问，宝玉心里不高兴，“咳了一声”就走了，她虽“羞的脸通红”，但却并不怒恼，“自己讪了一会子去了”，所以被袭人赞为“真正有涵养，心地宽大”。等等，等等。总之，仁慈、贤惠、慷慨、大方、孝敬长辈、友爱同辈、识大局、顾大体，各种美德应有尽有。其实，即使她在金钏儿死后对王夫人说的那番话，不也是对长辈的体贴、并且深合“为尊者讳”的道德信条吗？她把柳湘莲及其未婚妻的悲剧视为“前生命定”、因而“并不在意”，不也跟孔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的教导若合符节吗？就封建道德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完美的人。而且，即使她生活在今天，只要不是我们自己已经倒霉得像金钏儿等人一样，以致她必须发一些冷酷的议论，同时她也没有陷入到必须把我们作替罪羊的处境，那么，跟她交往也还是相当愉快的吧！
　　我国的封建文化能把人塑造成这个样子，真是一种奇迹。而除了《红楼梦》以外，我们在别的文学作品里还没有发现过这样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