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沧浪诗话》是系统论述诗歌艺术理论的诗话著作。南宋严羽著。原书为1卷，向来多附刻于诗集《沧浪吟卷》（现存以明正德间尹嗣宗刊本为最早）或《沧浪集》，其单行本被收入近20种丛书，诸本大率相同，惟末附《答吴景仙书》间有删去者。主要注本有：胡鉴《沧浪诗话注》，重在所论之诗的采辑及诗人时代仕履；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除采用胡鉴注外，兼释词义，并引后人申阐辨驳之语；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校、注、释相结合，集古今注释评论之大成，颇多个人精到之见。
　　严羽，字仪卿，一字丹丘，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福建邵武县）人，南宋诗论家、诗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据其诗作可推知他主要生活在宁宗、理宗在位期间。他与同宗严仁、严参齐名，号“三严”；又与严肃、严参等8人同以诗成名，号“九严”。一生未曾出仕，大半隐居家乡。从其言论看是个颇有胆识、亦颇为自负的人。著有诗集《沧浪吟》（或称《沧浪先生吟卷》、《沧浪集》）2卷，共收古、近体诗146首。
　　《沧浪诗话》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5篇组成，从诗歌内容到形式，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诗话后附《答吴景仙书》系针对该书在当时引起注意和争论的一篇答辩文字。
　　《沧浪诗话》主旨，主要集中在“诗辨”一篇。它们禅喻诗，重在诗歌意境的探讨，提出了“真识”、“妙悟”、“别材”、“别趣”、“入神”及“兴趣”诸说。此篇开宗明义指出：“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作者认为《楚辞》以至盛唐名家之作均属“妙悟”，并尤其推崇李、杜之作，视之为诗家经典；作诗者必须熟读这些作品，“酝酿胸中”，才能“悟入”。严羽“以禅喻诗”，目的是要“说得诗透彻”（《答吴景仙书》），禅道与诗道存在着共同规律，那就是“妙悟”。所谓“妙悟”，系针对学力而言：“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只有识出诗道真谛，把握诗歌审美特征，才可能成为创作的内行。盛唐诗歌高妙之处，正在于其天然本色。严羽在“真识”说的基础上，倡导“妙悟”，即通过从“悟”到“妙悟”、从“渐悟”到“顿悟”的过程，领悟诗歌的特性，使创作达天然浑成的最高境界。在论及诗歌审美特征时作者指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这段话以“盛唐诸人”和“近代诸公”的经验为根据，从正反两方面对创作规律作出了深刻而透辟的阐述。“别材”指的是作诗另具有某种特殊才质，亦即诗人把握诗歌艺术规律的能力；“别趣”系指诗歌“吟咏情性”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魅力。严羽所言之“理”与“趣”，属于认识上的两个范畴，读书穷理，属于理性范畴；别材别趣以吟咏情性，属于感性范畴。他认为诗属于感性范畴，但不惟不排斥理性，相反认为要写出好诗非读书穷理不可。而读书所穷之理不能直接说出来，要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感兴的表达必须通过“意兴”而不能“叫噪怒张”。所谓“意兴”也就是“兴趣”，指的是意境的创造，所谓“别材”“别趣”和“妙悟”也都与意境有关。
　　严羽主张作诗“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极力标举李、杜，而以“入神”为诗歌的最高境界。他指出：“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又将诗歌风格分为“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九品，九品又可以概括为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两大类。他所以标举李、杜，就在于二人不仅主要是沉着痛快，也有优游不迫的一面，在于二人可以全面代表唐诗的成就；优游不迫乃阴柔之美，沉着痛快属阳刚之美，而“入神”则是二者融汇结合的最高境界。李、杜诗歌虽各有所长，但都兼这两方面，是这种最高境界的体现。
　　“诗体”篇主要探讨诗歌体制和流派发展演变的历史，较全面勾勒出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严羽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此“四变”，简明地反映了《诗经》以后中国古代诗体发展演变的四个阶段。又从多种角度概括各体：有“以时而论”（将唐诗发展分为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五体，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唐诗分期论）、“以人而论”；有以别集命名如“选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有以字数而分；有以格律而分的“古诗”、“近体”；有以乐府歌辞而论如“谣”、“吟”、“词”、“咏”、“曲”等；亦有以“叹”、“愁”、“哀”、“怨”、“思”、“乐”、“别”而命名者；还有一些“杂体”。
　　“诗法”篇阐述诗歌创作技巧与法则，颇多经验之谈。如提出“学诗先除五俗”、“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字不必拘来历”等等，这些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江西诗派、四灵诗派的弊端而发的。
　　“诗评”篇是诗歌批评论，品评汉魏以来历代诗人诗作，而以唐诗为主。严羽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此为进一步阐述“诗辨”篇中“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的理由。所谓大历以前、晚唐、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云云，系就时代诗风之异而言。严羽评诗标准，除时代关系外，更重于个性的分别。如关于李、杜比较，他认为：“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李、杜优劣论起于元、白，李、杜不当优劣论起自韩愈，对李、杜加以比较研究指出其各具特色而不当优劣论，则自严羽始。其他如“高岑之诗悲壮”，“孟郊之诗刻苦”、“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云云，均不失精当。
　　“考证”篇是对作品、选本及字句真伪、舛讹的辨证和考订。
　　《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它吸收、综合前人与当时人的论诗旨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诗论体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观点明确，浅显易懂，即所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着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答吴景仙书》）其诗歌理论上的贡献，有以下诸端：发前人之未发，从艺术的角度提出扬唐抑宋的观点；从诗歌内部艺术规律出发第一次对唐诗加以分期，并明确主张“以盛唐为法”；对李、杜加以比较研究，指出其各自特色，不可以优劣论之，并明确提出“论诗以李、杜为准”；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以禅喻诗的意境论，其要点在于“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要有“理在其中”而又无迹可循的意兴即意境。严羽禅悟之说，虽为时人习见之论，但经其加以组织发挥，使之系统化，理论化，此亦为其论诗之长。
　　严羽诗论也存在脱离思想谈艺术的弱点，过分强调学习古人（唐人），几视之为学诗的唯一门径。甚至说：“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诗法》）这就走向摹拟复古的极端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明胡应麟比之达摩西来，独辟禅宗；而冯班作《严氏纠谬》1卷，至诋为呓语。要其时宋代之诗，竟涉论宗，又四灵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后人辗转承流，渐至于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誉者太过，毁者亦太过也。”尽管《沧浪诗话》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的弱点，人们对它的理解又是各以其情得之，但它无疑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明代诗人及论家如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以及前后七子主张“诗必盛唐”，王世贞、胡应麟、胡震亨等人对李、杜的比较研究等等，均直接受其影响。清人对严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像王士禛《带经堂诗话》那样降心师法的人并不多；如冯班那样全盘否定的人也不多。多数人是采取分析态度，如钱谦益曾多次指出严羽诗论的流弊，却也承认其区别唐宋的历史功绩。要之，明清诗论家中很难找出一个不受严羽诗论影响的人。
　　当代学术界对此书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厚，各种诗论专著和文学批评史著作均有详尽深入的研究。至于评价，概而言之，多数论家认为严羽诗论是王孟派（或称出世派）在诗论上的代表；严羽诗论具体说来不乏精辟见解，总的说来属于唯心论；沧浪最大的病处，在于“其论诗只能从艺术风格上作唯心神秘之谈”。（郭绍虞《宋诗话考》）而另有部分论家则认为严羽标举盛唐，最向往的是以李、杜为代表的壮美境界，而非王孟柔美一派；以禅喻诗，主张妙悟，提出别材、别趣、兴趣、意兴，皆非故作玄妙，而是竭力要把玄妙的东西说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