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毙伤1敌要消耗子弹30发手榴弹7枚

　　双向六车道的西延高速路将西安至延安的距离缩短到4个小时以内，公路两侧的黄土高坡经过近几年的人工和飞播造林，已是绿树覆盖、满眼苍翠。
　　70多年前，这条长达几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高原之路，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行经，他们步行七八天来到延安，有的人怀揣一本《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历史壮举“万里长征”后的落脚点陕北。他与毛泽东在窑洞里彻夜交谈，明白了这个在蒋介石眼中是“土匪”的政党和军队，怎样带领中国人一步步争取民主自由，并把这段经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中国现代诗人何其芳笔下抗战时期的延安景象。
　　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接待和向延安输送青年2万多人。
　　白求恩、巴苏华等支援中国抗战的外国友好人士也来过这里。
　　延安到底有何奥妙？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对比颇具代表性。1940年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情况，先后到了重庆和延安，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中心给他留下深刻但截然相反的印象。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男长衣马褂，满清制服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鞋红指甲；行政官可私设营业，检察院不负责任；政治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
　　而在延安的短短八天，陈嘉庚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是平等。陈嘉庚回忆说，他到毛泽东住所正遇南洋学生到来，不敬礼便坐，决无拘束；还有一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举办母校成立周年会，抗大学生要表演球赛，一位学员当场邀请在座的朱德上场打球，朱德二话不说脱掉外衣便与学员奔抢。
　　二无苛捐杂税。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工人、农民均负担合理的国家赋税。
　　三是实行民主政治，即“三三制”，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边区还建立了回民自治区。
　　“中国共产党倡导施行的这几项政治、经济、民主政策的重大改革，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以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为主要构成的‘中间势力’，服从抗日救国图存的大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杨延虎说。
　　正是看到这些，陈嘉庚由一个坚定的“拥蒋派”变为“拥共派”。
　　考察结束回南洋途中，陈嘉庚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的欢迎会上，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3年陕甘宁边区一次劳动英雄大会颁奖大会上，当毛泽东宣布将一头牛奖励给一位“特等奖”获得者时，台下劳动英雄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
　　“那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呼喊‘毛主席万岁’，当时完全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朴素表达，说明中国共产党真正赢得了人心。”杨延虎说。
　　斯诺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派来一支“美国记者和军人观察团”，他们先后考察了晋绥、晋西北、晋中、冀中等敌后根据地，并专赴延安对毛泽东进行访谈。
　　第一位到访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考察后，得出和陈嘉庚一样的结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无疑成为当时全国抗战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成为抗战的指导思想。
　　这里也是由红军和抗日游击力量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指挥部。
　　“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指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抗战期间，共产党发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形成的众多抗日根据地，不仅破坏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更是通过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钳住了近60的日本陆军军力。
　　其中，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的“百团大战”，历时近3个多月，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大大缓解了正面战场压力，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大震慑。
　　尤其是独特的敌后游击战和山地游击战，使日军刚刚从国民党手中占领的地区，很快变成了抗日根据地，日军占据的交通线和城市，又变成新的前线，让日军十分头疼。
　　在庆祝抗战首胜八路军取得的平型关大捷电文中，毛泽东写道：“二十五日平型关战役，除缴获汽车二十八辆，大炮一门、炮弹两千余发、步枪数百只、打死敌人一千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地之日文地图。”
　　“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害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集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据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记载，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把中共军队视为头号敌人。
　　在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中流砥柱”。
　　一项统计显示，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子弹消耗不足4000万发、手榴弹800万枚，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的伪军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约消耗子弹30发、手榴弹7枚，这一低比例世界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