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与塞防之争甲午前清廷国防的战略两难

　　李鸿章与左宗棠两派争论的焦点，被称为“海防与塞防之争”。1870年代的清政府在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战略过程的缔造上完全失能，最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海陆并举”。
　　1874年春，日本以琉球船民被害为借口发兵台湾，勒索白银50万两而还。这是“同治中兴”十余年来第一次出现来自海上的入侵，故中日和约签署不过六天，恭亲王即领衔总理衙门上疏同治帝，极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为“紧要应办事宜”，并奏请将该折下发南北洋大臣并滨江沿海各省督抚，饬其详细筹划。之后半年，包括李鸿章、沈葆祯、左宗棠等在内的地方大员29人共递上相关折片60余件，纵论国防要务，史称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后世史家又根据其中李鸿章与左宗棠两派争论的焦点，称之为“海防与塞防之争”。
　　“海防论”、“塞防论”相攻讦，表面上是政见差异，实则反映了陆海复合型国家（RimlandPower）在安全方面的双重易受伤害性，以及战略选择的两难；面对此种困境，如何在海陆两个方向上分配精力，用于国防建设的财政资源又从何而来，则成为现实考验。惜乎1870年代的清政府在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战略过程的缔造上完全失能，最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海陆并举”。
　　“海陆并举”实为财政黑洞
　　边疆战争之所以在历史上频频成为耗尽大帝国财力的元凶，关键在于因空间广大且缺乏补给而导致的“力量损失梯度”。博尔丁（KennethBoulding）创造的这一术语描述了如下事实：随着军事单位深入远离基地的区域，其受损程度将逐步增加，相应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力则日益递减。若要尽可能多地降低损失梯度，一则必须改善交通技术，获得骑兵、公路和铁路，二要不计糜费地维持补给线。是故一切边疆战争，迟早会演化成交通战、补给战；而长期的、不可控的战争支出，最终将超出按算术数列增长的农业经济的承受上限。明朝之所以自15世纪中叶起大筑长城，便是因为收复河套所需的开支已为财政所不容，而宁可改行短期花费较少的防御战略。
　　左宗棠以塞防关乎社稷，坚持出兵新疆，自有其安全依据；然而他毕竟无法脱出“力量损失梯度”的限制，开支很快水涨船高。从1875年底到1881年夏，仅各省拨付西征战事的协饷就高达白银5230万两（账面），加上近1500万两的外债，每年要花费110以上的岁入继续新疆战事，这给千疮百孔的财政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在蒸汽钢铁时代，从无到有地创建一支海军同样所费不赀。不单是依托农业经济的清政府无法支持“海陆并举”的花费，即使是20世纪初的德国这样经济总量惊人、增长率高居世界第二的大工业国，要同时维持海陆双向的扩张也是举步维艰。
　　清廷的塞防偏好
　　尽管“海陆并举”成为了本次筹议的官方结论，但在18751881年，塞防所获经费的总额和优先度始终是高过海防的；若以甲午年为界，则18751894年的海防总支出不过白银3000万两左右，不及18751884年塞防开支（8000万两）的四成。造成这一状况的主因，在于左宗棠深明朝廷的特殊心理，对塞防与京畿安全的关联做了刻意强调。
　　左氏在1875年4月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与陕甘以及新疆实为一整体；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蒙古不安，京师亦无晏眠之日。故西北名虽为边郡，实则如腹地，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分屯列戍，斥堠遥通”，才能令外人无隙可乘。如今，新疆之乱明系阿古柏、白彦虎篡逆，背后则有沙俄“狡焉思逞”，即使暂时节制兵事，也不可能打消对方的野心。莫若趁列强尚未大举介入，集中兵力将叛乱平定，如此方可绝后患。
　　平心而论，这番论证固然逻辑严整，但并无新鲜之处。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清廷先后在黑龙江左岸、大戈壁以西、西藏、青海与俄国以及准噶尔汗国交战，即是为了确保北方一体化防线的稳固。但左宗棠所言“图新疆为保蒙古，保蒙古以卫京师”，却道出了朝廷的心声：作为一个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满清对辽东“龙兴之地”这是一旦丧失政权后满人的退守地及其地理屏障蒙古的安危极为看重，康熙年间之所以不惜代价进行准噶尔战争，着眼点便在于确保满人的战略后院。
　　对海防论者尤为不利的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署以后，英法美各国与清廷的关系趋于缓和。列强满足于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政治收益，对入侵中国沿海暂时失去了兴趣。至于日本，虽然侵台事件构成了海防筹议的直接诱因，但明治政府内最激进的“征韩派”已经在1873年的政争中失势，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积累的矛盾要到六七年后才会公开化。即使是李鸿章本人，在1874年的对日谈判中也远未意识到这个“蕞尔小邦”的长期威胁。如此一来，只有正在中亚大举扩张的沙俄成为了最现实、也最迫近的危险，中国的国防资源向塞防倾斜也就顺理成章。
　　利益集团的博弈
　　戴维德卢戈（DavidD’Lugo）在研究英德海军竞赛时发现，一个国家的体制适应性（ConstitutionalFitness）或者说政体构成对它的国防能力的发展上限具有直接影响。以“一战”前的德国为例，由于帝国宪法以高度的税收自主交换了各小邦的政治服从，当中央政府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巨额军费时，会发现直接控制的税种数量不足，说服各邦增税则需要经过复杂的博弈。故德国的经济基础虽然较英国为佳，能够动员的资金却少得多。1870年代的中国同样身陷此种困境：李鸿章与左宗棠同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央财政瓦解的获益者，但在为自身偏爱的战略取向争取资源时，他们一方面竭力竞争中枢的认同，另一方面对其余督抚大耍手腕，国防财政遂变得愈发不能均衡。
　　左宗棠身为自强事业的倡导者之一，当然不会直接否认海防的重要性；但他宣称“海防本有经常之费，所缺无多”。以之作为争取塞防经费的依据，则是不折不扣的夸张。1866年左氏奏请设船政局于福州，后虽调任陕甘，仍时时与闻其事，不可能不清楚海军初创期高昂的花销（船政局经费由闽海关洋税拨出，每月5万两，完全不敷使用）。而朝廷设置海防专款时，明确了大宗来源乃是沿海各省关税与江浙闽等地厘金，这与西征军费所出完全重合，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关系。联想到左宗棠自1867年开府陕甘以来，时时坐困于协饷解拨延误，早早祭起借债用兵的下着（1867年即已向上海洋商借款220万两以济军需），他当然知晓：西征军费只有连唬带吓才能榨出。
　　左氏的做法也足够老辣。1876年初，在明知朝廷已经做出“海陆并举”表态、对塞防形成了事实上的倾斜的情况下，他依然奏请借洋债1000万两作为西征开拔费，以关税作保。这是一招釜底抽薪之计。无怪乎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私函中要喟叹“海防一节，徒拥虚名，恐鲜实济，第一是无财”，大发其牢骚。
　　然则李中堂也非等闲之辈：鉴于西征协饷造成海防专款实解率不足三成，李氏开始处心积虑侵挪南洋以及闽粤各省自留的购舰经费，以扩充北洋一隅。如购买“定”、“镇”二舰花去的340万两白银，有130万两系挪用福建海防款，名义为“代购炮艇及巡洋舰”；65万两取自南洋，名义为“代购2艘巡洋舰”；其余部分则截留自招商局收入原定偿还各省借款的部分。军舰一旦归国，即报请留用于北洋，不掏一文而赚得巨舰两艘。此外“镇”字号炮艇中有2艘系挪用山东海防款购买，“致远”号等四舰则是打着为福建代购的名义，由户部自神机营所借洋款中支取了大头。无论塞防、海防，都不能脱出地方主义的格局，不惜牺牲整体国防之均衡来满足集团利益，如此面貌下的“自强”能达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