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军大刀队抗日时偷袭敌营专砍敌人脑袋

　　日本人迷信，不怕剖腹，但最忌讳砍头，大刀队偷袭敌营专砍敌人脑袋。于是，日本人在帽子后面设计了这个‘帘’，‘帘’里有几根钢棍，用于保护脖子，抵御刀砍。”对于日军军帽后的“帘”到底有无钢棍，年代久远已无法核实，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大刀队对于敌人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首威武雄壮的《大刀进行曲》，是抗日歌曲中颇为慷慨激昂的一首。事实上，这首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鼓舞作用的歌曲，是为在华北英勇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创作的。
　　在抗战的岁月里，二十九军大刀队无人不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三省，并向关内进犯。1933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奉命率部在喜峰口一带抗击日军。虽然相比日军，二十九军的武器装备简陋，但每个士兵都配有一把锋利的大刀，练就一手高超的大刀术，扬长避短，攻其不备，夜袭敌营，抡起大刀向睡梦中的鬼子头上砍去，从此，二十九军的名字威震全国。
　　几十年过去，当年大刀队的年轻勇士大多已经作古，但人们仍能从《大刀进行曲》中体会他们带给中国军民抗日救亡的信心和勇气。在天津市档案馆中，收藏了几张关于二十九军的老照片，翻阅昔日的影像，重温那段峥嵘岁月，这支英勇的部队似乎正从我们眼前大步走过，还是那样雄赳赳、气昂昂，英勇无畏的气势让人振奋不已。
　　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大刀锋利无比，是因为当时百姓知道大刀队要去前线杀敌，天津、北京磨剪子、刀的手艺人都精心为大刀队磨刀，不要报酬
　　天津文史学者何德骞说，当年二十九军大刀队威震全国，他们为了使手中的大刀在实战中更加便于格斗，将刀柄加长，而二十九军大刀最令敌人望而生畏的是其刃锋利无比，“这是因为当时百姓知道大刀队要去前线杀敌，天津、北京磨剪子、刀的手艺人都精心为大刀队磨刀，不要报酬。”
　　如今，虽然无法复原大刀队奋勇杀敌的场景，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末，何德骞曾跟随南开大学近代史专家张洪祥教授，于天津市内各地收集抗战史资料。在采访抗战老兵的时候，他得知一件与大刀队有关的事，“当年在中国北方作战的日本军人军帽后面有个‘帘’，有人说那个‘帘’是看风向用的，而老兵说，日本人迷信，不怕剖腹，但最忌讳砍头，大刀队偷袭敌营专砍敌人脑袋。于是，日本人在帽子后面设计了这个‘帘’，‘帘’里有几根钢棍，用于保护脖子，抵御刀砍。”对于日军军帽后的“帘”到底有无钢棍，年代久远已无法核实，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大刀队对于敌人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今天，虽然当初给日本军人带来极度恐惧的二十九军的大刀已无处寻觅，但何德骞留存的两件二十九军官兵使用的老物件，让我们得以一窥这支神勇之师的风姿。其中一件是二十九军士官所系皮带的带扣。说到它的来历，何德骞回忆说，他父亲的挚友曾是负责二十九军军需的军官，上世纪50年代末，那位军官送了他这条皮带，从那以后，这条皮带伴随着他度过了50余年的岁月，由于带身糟朽，如今只剩下皮带扣的部分。
　　说到二十九军，不得不提军长宋哲元，他的士兵作战英勇无畏，与他平日注重激励将士们的战斗热情分不开。在何德骞家中，有一本名为《孟子择要》的小册子，主要摘录了《孟子》关于救民救世的内容。何德骞说，这本小册子当年二十九军将士人手一册，平时就把它放在口袋里，战斗间隙拿出来翻阅。这本小册子的书页用的是非常高级的道林纸，书的封面和书边均使用烫金工艺，都是当年极为讲究的装帧工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赫然印着“为国家扶正气，为民众解痛苦”几个字，全书序言为宋哲元亲自编写，提醒部下时时不忘身肩挽救民族危亡之大任，勉励将士为国家英勇献身。
　　老照片透露历史细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迫于妥协退让政策，面对日本人猖獗的侵略行径，处处受限，几乎无能为力，最终成为富有悲情色彩的历史人物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他和他的二十九军在天津留下了不少故事。天津市档案馆留存的一组老照片，记录了当年二十九军的活动情况。其中有一张名为“二十九军防御工事”的照片，何德骞指着照片中间位置两个戴大檐帽、穿制服的军人说，“虽然名为‘二十九军防御工事’，但从服装上辨认，这些人并非二十九军士兵，和旁边戴钢盔的士兵一样，这些人都是天津城内的保安队队员。”
　　何德骞说，保安队属于警察机关，那么1937年为什么是保安队而非军队肩负起保卫城市的任务？对于这个问题，他解释道，1933年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军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又签订《何梅协定》，这两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很大的隐患。1935年，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虽是当时华北地区的军政“一把手”，但在妥协退让的政策之下，面对日本人猖獗的侵略行径，处处受限，几乎无能为力。“政府只好依靠保安队来对付当时日本特务组成的扰乱社会秩序的‘便衣队’，为了装备保安队，政府还凑了1500块大洋购买了一批钢盔。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有的人戴着钢盔而有的人却没有，这是因为后来保安队人数扩充，政府却没有多余的钢盔配给。可见，当时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何德骞说。
　　上世纪30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宋哲元是在天津度过的。何德骞介绍，在那段日子里，宋哲元比较消沉：“《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曾提到，那段日子宋哲元一天打十五六圈麻将，还要喝半斤老白干。”作为曾经为二十九军将士题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军长，实际上，按照宋哲元的脾气，面对日寇的不断进犯，立马就会与其决一死战，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限制了他的抗日行动，他的内心十分纠结。无奈之下，宋哲元只好于1937年2月，借口回山东老家扫墓，暂时回避。可以说，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面临民族大义与自身利益的抉择，宋哲元成为一个富有悲情色彩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