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文化快乐”

　　快乐有很多种，也是多元的。但有一种快乐，却是必须生活在一种文化的、文明的、有教养的快乐之中，它是一般人难以拥有的真正的快乐。
　　“文革”中，季羡林先生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开始时，几乎每天都要被拉出去批斗，后来情况有所好转，造反派安排他在女生宿舍的门口打铃，还兼管传呼电话，就是有人来了电话，他就站在门口喊几声“几零几室，某某同学的电话”。这件事如果搁在别人身上，一定会有满肚子的怨气，季先生却居然感觉很快乐，说是“上天对自己的恩赐”。因为他终于可以有机会能每天偷偷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悄悄带到传达室里，一旦有了电话，他就在边喊电话的时候，边琢磨着怎么将它翻译出来。《罗摩衍那》的汉译版，就是季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独立完成的。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季先生就是依仗着一种人为的滋养，一种文明的积淀，最终度过了那段非人却快乐的时光。
　　与季先生一样，杨绛先生的快乐同样充满着文化的快乐。
　　杨绛先生也没有逃脱那个疯狂年代的迫害，被发配到文学所的厕所做清洁工。于是她自费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了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子，每天在十几个厕所里认真地清洗，将所有器具都洗出了本来的面目，所有人也都赞叹她的活干得就是漂亮，厕所不像厕所，倒像一座座温馨的小宾馆。忙完工作后，她便悄悄坐在厕所里看书。有时候她出去，远远看到外地来京的红卫兵，为防止意外，她便进入女厕所，那里成了庇护她的宝地。在忆起那段经历时，杨绛先生这样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所未识的自由’，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
　　而钱学森先生所具备的文化快乐，却是有着另一番意境。
　　在钱学森的图书馆，有一张老式写字台，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小椅子。写字台是钱先生每天做完研究之后剪报专用的，小椅子则是夫人蒋英女士用以陪伴钱先生的专座，而且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其间两个人甚至连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默默地坐着。一次，蒋英对儿子钱永刚说：“你去陪陪你爸爸。”钱永刚说：“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他是搞导弹的，那些机密的东西又不好跟我说。”蒋英就笑了，说：“去吧，你爸爸看见你陪他会很高兴的，陪他不一定要说话，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钱永刚后来说：“陪了父亲几次后，我这才知道，快乐是可以很安静的，也是可以很宁静的，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说话的。这就是难以言喻的文化快乐。”
　　快乐不是一种，也绝不等同于或者不仅仅等同于财富、地位、名誉等。而“文化快乐”则与众不同，它既可以很安静，也可以很宁静，而且高贵、生动和深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