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常常光顾甘蔗林。从栽种甘蔗苗开始到长成青纱帐似的甘蔗林，我们都关注密切。可以说巴望甘蔗长成的心情不亚于甘蔗的主人。甘蔗的甜味诱惑着我们好似一群闻得骨头香的小狗一样对甘蔗林虎视眈眈。 秋季甘蔗已长成杆面杖那么高，这个时候的甘蔗根本没有任何甜味。可我们这群村里的“小猴精”们早已按耐不住，蠢蠢欲动了。趁大人不注意就往村南坡的甘蔗林里跑，早已把大人的训斥忘到九霄云外了。四伯为了看甘蔗，只好在甘蔗地里头搭起一个“人”字形的庵，连锅碗瓢勺都搬了进去。我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进地里害贱，就走到庵里和四伯套近乎，问东问西，末了总是像猴子露出尾巴一样问问甘蔗的情况。四伯说：等甘蔗长到像玉米杆那样高就长成了，现在吃不但不甜，将来还长不高。弄不好还象村里的老背锅一样难看。我们听了半信半疑，回家问大人，大人们都说四伯说得不假，我们便从此断了念头。 甘蔗虽没长成，但我们并没有放弃希望，还是经常到四伯搭的庵里去玩。四伯有一个收音机，里边常有好听的事。我对里边的声音很感兴趣，尤其是喜欢听那个小姑娘甜美的声音：“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嘀嘀嗒，嘀嘀嗒”中午12点钟，我问四伯，为啥人家说话的声音那么好听。四伯说：人家是广播花嘛。咋样才能当个广播花？四伯说：等你上了学，再考上大学，那时就能当上广播花了。当时我怔怔地不吭声，心里却巴不得马上长大。 有时我们静静地坐在棚子里一边听广播，一边和四伯拍话，听他给我们讲一些没听过的瞎话。他可真能拍，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当我们用崇拜的眼光望着四伯，问他从哪儿知道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时，四伯会告诉我们，他都是听广播得来的。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听收音机广播的。 秋天过去了，冬风吹来，吹得人的脸生疼。我们也穿上了厚厚的毛衣和薄薄的棉裤，再也不像春夏季节一样在村里闯，像一群脱缰的野马，把村里弄得乌烟瘴气。我们喜欢到背风的沟底、墙角、桥洞底下去玩。四伯的甘蔗已经长成了。他委托他侄子上街帮他卖，而我们早已被大人警告过，再去四伯的甘蔗地，大人就要打断我们的腿。我们有些心悸，谁也不敢提议去甘蔗地了。不过我们会缠着大人向四伯的侄子买甘蔗吃。大人有时也会满足我们的要求，掏出一角二角钱来让我们过过瘾。 甜甜的甘蔗给我们太多的诱惑，怎能是一根两根就能满足的？我们终于决定冒险去甘蔗林偷吃。那是一个阴冷天的中午，我们一放下碗就像鬼子进村一样悄悄地顺着沟爬进甘蔗地。尽管甘蔗叶刺得我们手脸生疼，但甘蔗的甜味使我们不顾一切，一个个往甘蔗林深处钻，以免被四伯发现。就在我们在甘蔗林里小心前行时，突然听到“卡嚓卡嚓”的吃甘蔗声，把我们吓了一跳，以为四伯在地中间钻着，等我们发现前面有一个身穿红色秋衣裤，蓬头垢面的人正在吃甘蔗时我们吓得魂都要飞了，一边叫一边跑，有的小伙伴还叫着“有鬼呀，鬼在吃甘蔗呢”，有人叫“是个红眼绿鼻子的野人”。我们连滚带爬逃出甘蔗地。正在棚里听收音机的四伯问：“谁在地里？”吃甘蔗的声音没有了。四伯冲着地中间的人又喊：“你是谁？再不出来，我就喊人了啊。”又停了一会，里面的那个人终于走了出来。我们一瞧，原来是志娃哥。四伯骂道：“原来是你个臭小子。快滚回家去。和媳妇顶个嘴就搁着跑？家里亲戚邻居都找遍了，却不知你小子竟躲到我的甘蔗地里来。”我们一见志娃哥的狼狈相都忍不住哄堂大笑。早有人回去报告消息了。一会儿志娃哥的母亲过来把他拽回家去。四伯给我们每个人刮了一棵长甘蔗让我们吃。只是从那件事发生后，我们早已不敢钻甘蔗林了，生怕真的遇见一个红眼绿鼻子的怪物来。 春节前，四伯给我们村组每家每户都送了一捆大约有二三十根的甘蔗。我的父母觉得四伯一个光棍老汉已经够不容易了，就把五块钱送给四伯。有的人家给四伯送些猪肉，有的给他送绿豆、大米。四伯不接人家的钱。乡亲们都不好意思沾他的光，就只好用别的方式还他的情。当然这些是他们大人之间的交情，而我们小孩子则感到快活极了。有一大捆甘蔗放在家里供我们吃，这个年算过美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吃过那种甘蔗了。甘蔗林也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我如今吃的甘蔗不能说不甜，但比较起四伯家地里那种类似玉米杆似的甘蔗却差远了。那种甜，那种脆，那份馋，是现在任何一种甘蔗都无法取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