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需要萨特

　　多年前，我曾经在《方法》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萨特的文章，题目叫《无票乘客》，对萨特儿童时期既已形成的自大、自恋和狂妄的心理进行了分析。大约与此同时，我发表过另外一篇关于萨特的文章《为谁视死如归》，写的是对他的剧本《死无葬身之地》的读后感。好多年过去了，《方法》杂志已经被消灭了，萨特在中国的思想界早已不再流行，他似乎已淡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西方思想家如潮汛时期的鱼，一拨一拨地涌进来，又一拨一拨地涌过去，这一拨和那一拨绝非相同的品种，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如今很少有人提起了。
　　后来我又陆续接触了一些有关萨特的资料，觉得在中国当前社会矛盾日渐凸显，思想界浮躁喧腾戾气熏蒸的的背景下，萨特其人似乎还有言说的必要。
　　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萨特是西方首批涌进的思想界大鳄，存在主义喧腾众口，任何一个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包括刚进校门的大学生手中都拿一本大部头的《存在与虚无》，似乎不知道存在主义就算不得有知识。即便不甚关注思想流变的普通人，也知道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轶事美谈。这位惊世骇俗之伟人拒领诺奖的原因是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奖励，这更令我们万分景仰。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出笼是在二战之后。战争以及极权主义的阴霾沉重地压在欧洲的上空，胜利之后的法国乃至欧洲迫切地需要呼吸自由的空气，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说，什么东西都比不上适逢其时的思想那么有力量。萨特正是在人们渴望自由的时候向人们宣讲自由。存在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人选择的自由和个人行动的自由，他说：“存在主义以人的行动来为人作界定它告诉他，希望只存在于行动之中，唯一允许人生活的东西是行动。”每个人想做他自己，就是要选择并且付诸行动，存在主义隐含着对国家极权和一切权威的反抗，他所主张的个人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对于幻灭的一代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孤独、清高，“做我自己”，只要你自主地选择并行动了，你就在践行存在主义，所以任何人都可能是存在主义者。这就不难理解萨特的思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激起的热情和共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人们自由行动的空间大大拓展，在个人生活领域，你可以不受国家意志的摆布，你可以选择，可以行动。没人管你穿什么衣服，选择什么职业，迁徙到哪个城市。你甚至可以在互联网上撒泼骂人，出乖露丑，给大众娱乐；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你完全可以秀一把让公众吃惊掩鼻侧目而视的勾当。你可以清高自许，蔑视群伦；你也可以一文不名，大骂权贵（只能在酒桌和私人空间里，权贵也不屑理你）。你可以为了维权抗议而自焚（当然要自己去买汽油），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你也可以买一架私人飞机飞来飞去。你不必非得崇拜领袖，你也可以崇拜演艺明星，为了吻一下他（她）的脚趾头，你有追着他（她）跑遍世界的自由以及为他（她）献身的权利；“他人即地狱”，这也是萨特的名言，为了践行这句遗世独立的狠话，你可以毅然走出大学校门，躲入深山古刹总之，在当下中国，如萨特所言的行动哲学有了一定的空间。你不必宣言、不必浪费你的言辞，行动将最终塑造你的性格并成就你人生的意义。如此说来，萨特不再吃香，不再流行，这只思想大鳄已经逐潮而去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如果这样看，萨特真的没什么价值了。但是，当年1945年之后的法国以上的行为是受限的吗？好像没有。那么，萨特为什么在宣讲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他意欲何为？他的存在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他后来干了些什么？走了有多远？这倒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无疑，萨特属于西方左倾的知识分子，他的存在主义实质是极其个人主义，那就是独立的，具有挑战性的，和体制对立的理论和姿态。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离开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所谓独立和体制的对立呈现出不同的图景。在我们这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极权主义的反抗，如同中世纪启蒙时代的呐喊，它是在铁的黑屋子里挣脱出去的求生欲望，它是东方专制主义巨石下顽强生存的野草。无论多少次的芟夷和焚毁，它仍然不屈不挠，死而复生。归根结底，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不是工具，不是泥偶，不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步调下的大兵，不是极权主义的砖窑里烧造出的规格一致的砖坯。既然如马克思所说，你不能让紫罗兰和玫瑰呈现相同的色彩，散发出同样的清香，你就应该允许人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对我们很有价值，在我们这里，它成为对抗极权主义的思想武器。清高、自主、昂头前行，蔑视威权，选择并且行动这有多么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挣脱奴隶的锁链，做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那么，行动吧！这有多么好！老迈的萨特刚刚死去（他死于1980年4月15日），在他的故国，这个古怪甚至稍有些可笑的斗士已不被他的同胞所理解，他思想的光辉渐渐黯淡下来，但是，他的思想却漂洋过海，在威权体制逐渐崩塌的中国找到了知音。中国人很少有个体选择和行动的自由，没有人不在“组织”中。现在，萨特来了，不，这次是他的思想来了（他的肉身二十年前已经来过，我们以后再说）。觉醒的中国人力图突破思想的钳制，他们从萨特那里嗅到了久违的自由的气味，把存在主义做为反抗的武器抓到了手里，在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存在主义功不可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需要萨特。
　　可是萨特其人绝非我们思想的旗手。尽管知识分子们需要一个领袖人物，萨特也曾经扮演过这个角色。但如果我们把他当成旗手，我们就应该掉转枪口，先把我们自己消灭。在极权主义最猖獗的六十年代，在思想受到钳制的中国，我们从来不知道有一个叫萨特的人，更不知道有什么存在主义。可是，萨特其人却跑到中国来了。他的思想没来，他的肉身到了。他热烈地歌颂毛泽东的红色中国。他推销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了吗？似乎不可能，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合适宜的。据当代英国文化史学家保尔约翰生说：一个叫阿尔弗雷德沙维的地理学家在1952年发明了“第三世界”这个名词，推广它的则是萨特。第三世界的理论我们并不陌生（我们曾以第三世界的领袖自居），这个理论的形成是否和萨特的鼓吹有关，这有待考证。六十年代，萨特和他的性伙伴波伏娃成了同一些亚洲独裁者在一起说话和拍照的常见人物，萨特穿着第一世界的西服和衬衫鼓吹第三世界的理论。早在1952年，斯大林可怕的罪行在西方已经得到确凿的证实和确认，大批的知识分子纷纷脱离共产党，此刻的萨特选择站在共产党一边。1954年，萨特访苏归来接受《解放报》访谈，保尔约翰生评论说：“这次访谈可以说是西方重要知识分子自从三十年代初期萧伯纳的臭名远播的访苏以后最奴颜婢膝的关于苏维埃国家的论述”。他说，苏联人不出国旅行不是因为没有出境的自由，而是因为他们无意离开他们非凡的了不起的国家。他坚称：“苏联公民比我们能更多地和更加有效地批评他们的政府。”“在苏联有完全批评的自由”。那么，这是萨特被苏联当局蒙蔽而使他看不到真相吗？否，他在昧着良心说谎。多年之后，他承认说了“自己也不信”的谎话，他的理由竟然是“一回国就说主人坏话是没有礼貌的”。这样的解释竟然出自被人拥戴的哲学家，成千上万青年的思想偶像，所谓“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重要代表人物萨特之口，让人匪夷所思。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学生运动，萨特站在学生一边，公然鼓吹使用暴力。他说：“对于还没有融入父辈体系的学生来说，暴力是唯一办法目前在我们虚有其表的西方国家里，唯一反既有体制的力量是由学生代表的。”这个事件的最后结果使他名声扫地。但萨特并不罢休，他是一个彻底的反体制主义者，1970年春天，法国的极左派企图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欧洲推广，这个运动名为“无产阶级左派”，其纲领是极端暴力和反知识分子的，号召把工厂厂长关进监狱，把议会议员私刑处死。萨特参加了这个运动，时已六十七岁的萨特在街头叫卖文笔粗糙的报纸，向厌倦的路人手里塞传单，戴高乐讥讽地称他“亲爱的大师”。他站在汽油桶上向工人发表演说，但工人并不听他的，听众只有他带去的少数几个毛派分子。他试图跑到另一家工厂去声援绝食罢工，被工厂保卫人员赶了出来。他的信徒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并不买他的账。萨特的存在主义进一步发展，是对暴力的热中。非洲有一个叫法朗兹法农的黑非洲种族主义空想家，萨特为他一本鼓吹暴力的书写了序言，比书本身还要嗜血猛杀，他写道，黑人枪杀一个欧洲人是用一块石头打死两只鸟，是同时毁灭一个压迫者和他压迫的人。萨特声称：“就我而言，根本的问题是拒绝接受那种以为左派不应该以暴力对付暴力的理论。”由于萨特文章广为流传，他因此成了六十年代作祟社会的恐怖运动的精神教父。他没有预见到的是，他所鼓吹的非洲暴力，并非是黑人施加于白人的，而是黑非洲的内战和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保尔约翰生指出：“红色高棉”在国内屠戮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口，萨特也难辞其咎。因为“红色高棉”的八个领导人全是留法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法国参加了共产党，“而且吸收了萨特的行动主义哲学和‘必要暴力’的理论。这些大规模屠杀的凶犯都是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子孙。”萨特认为现存秩序等同暴力，从而有理由通过杀人来推翻它。所谓存在主义的行动哲学，完全可以作为当代恐怖主义的思想武器。
　　萨特的敌人是西方社会的现存秩序，他一贯站在那种体制的对立面。他对议会政治公民投票不感兴趣，他要“自由”。他的自由的涵义是什么呢？这很难回答。他跑到东方来赞扬专制主义，到处鼓吹暴力，这令我们非常困惑。当我们用他的个人选择和行动自由的理论来对抗专制主义的时候，这似乎又不是他的本意，是否我们会错了意？萨特和加缪决裂的原因是意味深长的。加缪反对一切极权主义，认为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是对人类犯下罪行的坏人，他所建立的政权是反人类的。加缪更像写出《1984》的乔治奥威尔，当他写出《叛逆的人》时，萨特认为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攻击，亲自上阵，写出一篇长文批判加缪。相反，他对同性恋小偷让热内（前几年，《世界文学》译载过他的同性恋小说《鲜花圣母》）却情有独钟，此人是个狡猾的骗子，他打动了萨特轻信的一面，萨特竟然写了关于热内的长达七百页的荒谬可笑的书，大肆颂扬和鼓吹反律法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性错乱。在比较理智的人看来，此时的萨特已经不再是个严肃的有体系的思想家了，而成为一个知识界的耸人听闻者。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萨特站在这个争取民族独立的北非国家一边。有一部《阿尔及利亚之战》的半记录影片，其中有一句对萨特来说非常经典的台词，法国驻阿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对记者们恨恨地说道：“为什么萨特这个老家伙总是跟我们作对？”是的，萨特总是跟既有的体制作对。这一次，他说服了一万多名知识分子在一份声明上签名，声称法国公务员和军人“有权在阿尔及利亚战区中不服从命令。”他还帮助抵抗者秘密运送弹药。这种公然对抗国家的行为，如果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萨特肯定会被关进监狱。但是现在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进步了，主政者戴高乐和安德烈马尔罗是有杰出智力和文化的政治家，他们对反体制的知识分子要宽容得多。马尔罗说：“宁可让萨特在协和宫高呼恐怖主义万岁，也比逮捕他而使我们自己丢脸为好。”戴高乐以维庸、伏尔泰、罗曼罗兰为例告诉内阁，最好不去碰知识分子。“这些人在他们时代制造了不少麻烦，但我们必须继续尊重思想和言论自由，只要这是符合国家法律和民族统一的”。
　　萨特有幸生在当代的法国，尽管这个“麻烦制造者”一生都在和既有体制对着干，但他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甚至一些出格的行为也没有受到压制。可他对斯大林等专制体制的赞扬（他后来对苏联转变了立场），对暴力的热中，实在令我们困惑不解。或许这就是左派的特征？加缪曾经讥讽地说他“企图坐在沙发上创造历史”，这指的是他常常鼓励别人采取行动，而行动常常意味着暴力。我始终认为，萨特越过了自己的边界，他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可他干了很多政治上的蠢事。我们应该对鼓吹暴力的人持一种警惕和怀疑的立场，除了反抗外族入侵，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世界历史上为夺取权力而诉诸的暴力无不导致暴政，更不要说在崇高而虚妄的口号下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累累白骨。在当下的中国，我们更应该有一种清明的理性，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批判的立场，但应如鲁迅所言“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才是知识分子对民族、百姓和历史负责的态度。
　　萨特无疑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和有创造精神的哲学家，他很勤奋，几乎每天都要写一万字，他写了很多杰出的作品。他把写作视为生命，他说：“我把一切都投在文学里我发现文学是宗教的代替”。尽管到了晚年，他已感到文字对世界的无力，仍然表示：“多年来，我把笔当剑；如今我发觉我们是何等无用。不管它，我仍写作，我将继续写书。”他拒绝来自官方的一切奖励，因而成为世界上唯一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对人类精神遗产的丰富所作的贡献，对作家职业宗教般的虔诚和勤奋，对官方（体制）永远保持一种挑战的姿态，这些，都配得上我们对他真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