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勋谈后现代心理学：心理疾病是“看”出来的

　　人物简介：
　　李子勋，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医生，首届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学员，心理协会北京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成员。
　　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实话实说》，北京电视台《心理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夜谈》、《情感世界》特约心理专家。《父母必读》、《女友》、《时尚健康》等健康与时尚杂志的专栏作家。
　　4月10日，著名心理学家李子勋来到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的新闻发布厅和大学生交流后现代心理学。本文根据讲座内容整理而成。
　　心理学需要改变
　　我们长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向新一代的人介绍心理学。坐在讲台下的有“90后”的吧，而站在讲台上的都是“60后”的人。自心理学创立到现在有一百年了，人类这个群体真的是一成不变的吗？还是随着时代的改变，人自身也会变化？
　　心理学的产生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科学主义盛行。心理学也受到当时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当时的理论体系到底适合不适合现在的孩子们呢？是要为你们创造一个新的模型，还是要把你们套在快一百年的旧的模型里面？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其实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太了解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不同的现实。一个人面临的环境决定了他的价值观和思维结构。我们这代人接受的都是非常线性的思想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是不是真的对人的心理是一个权威的解释呢？后现代理论认为，过去所谓的科学并不是一个代表真实形态的科学，包括心理学在内。所以在后现代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要重建一种心理学的系统。现在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在谈心理社会学而不谈心理学，为什么？人并非仅仅是一个本我的驱力完成，其实是一个社会的产物，他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体系里面。所以现在不再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分割开来，而把它们糅合起来。
　　心理疾病是被“看”出来的
　　另外一个特征，过去的心理学家都自以为掌握了某种真理。一个学过心理学的人能看到心理学上的疾病，这种“看到”是值得分析的。一个未曾学过心理学的人看不到心理学的问题，或者一个未曾学过抑郁症的人不知道抑郁症是什么，他也无法去诊断抑郁症。只有在内心已经建立了一种观察系统或者诊断标准的人才能看到疾病。这种“看到”到底是一种建构，还是一种真实存在，这是在后现代一直不清楚的问题。
　　我们究竟是有了这一套观察系统才看到了问题呢，还是问题本身就存在？所以呢，现在的心理分析师，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德国的，他们都普遍地非常谦虚，因为他们不敢说把心理学学会了。他们不知道问题是真实存在还是因为这套观察系统才被看到的。现在国外的心理学家把他们的称呼都改变了，不再称治疗，改成“服务”了，他们都变成了心理服务医师。
　　“服务”取代“治疗”
　　服务和治疗巨大的差异，就是一个心理医师是以一种服务的意识进去还是以一种权威的意识进去。服务是指我用所知道的心理学知识为你设身处地去思考。好比《肖申克的救赎》里，主角是一个会计师，但是他不跟他的当事人讲会计学的知识，但是他利用自己的会计学知识为当事人避税。这就是服务。在心理学上来讲，我们每一个心理咨询师都不需要将好的心理学的知识、观念、方法告诉来访者。
　　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不知道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人的内心世界呈现的复杂性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心理服务就是给人设定一些更useful而不是yes的生活方式。在服务理念上，你眼睛里看不到问题，看到的是当事人生活的一种类型，而这种类型不再有一个硬性的标准。
　　在服务理念上，对当事人要做的是关怀。这不像过去强调中立原则，而是强调你是不是关怀你的当事人。你怎么让当事人感觉到来到你身边很舒服。心理医生不再认为自己知道什么东西，而是以一种无知的态度去接触来访者。
　　后现代还有一个思维是，一定要把解决方式还给来访者，要让来访者自己找到一个和社会、自我、环境相适应的方法。而心理学家不再强行指导其应该怎么做。
　　蝴蝶效应应用在心理学扰动
　　后现代治疗有一个名词就是蝴蝶效应。你是来访者，我不了解你，不管你讲了多少，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在讲述的时候，你所表达的只是一种叙事，而不是真实的情况。体验不能被言语系统完全转述。这就意味着，你来我面前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是否能达成，是不是激发了我强烈的负面情绪。我们分析的是他当下的情绪而不是他讲的故事。后现代治疗是一种以扰动为主导的治疗，比如你谈你的强迫症，来到心理医生这儿，心理医生不怎么跟你说强迫症。你关心你的麻烦，但是心理医生并不跟你说麻烦。他回避你的麻烦，甚至把你导向一种没有麻烦的生活情景中去。
　　下面我们谈分裂分析。过去我们认为，所有的心理问题都跟我们早年受到的创伤有关，这些创伤都是实实在在的。后来发现这些东西不见得是实实在在的。在分裂分析中，我们并不关心他早年受到的创伤是什么，而是关心他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这是创伤。比如说一个人特别爱洗手，中学洗手，到了北大还洗，但是在没有看到一个强迫症洗手的宣传之前，并没有觉得自己洗手是不好的。但是什么时候他把这个看成是病态呢？对于洗手，如果内心有别的解释系统，比如说爱干净，当用这个解释系统的时候，他和自身是协调的。但是当有另外一个解释系统进来的时候，就破坏了这种协调。当科学的真理告诉你这个是病，你才发现这是病，才发现它真的妨碍你。
　　我们在研究言语系统的时候，后现代有个方法叫做言语分析，我们通过叙事来把握你的内心。比如说你用了一个二分的，因果的，线性的，非此即彼的逻辑，正好把你陷入困境。这个时候，心理医生反倒不主张这个逻辑，用另外一种逻辑，用一种既什么又什么或是一种存在式的方式跟你交谈。这种叙事就会破坏你原有的叙事系统，结果你回去的时候痛苦就看起来不那么重了。这叫做不治疗的治疗，道家思想里面的无为。
　　好坏一体
　　后现代有一句名言，叫做把硬变软。生活中的很多规则都是被硬来决定的，而不是软，但实际上世界是软的。
　　我们从中国字的构字讲起。中国字的构字本身是一个二分的体系，中国人用象征性的东方思维体系。比如说阴和阳，原来没有什么阴和阳，而是我们创造了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描述的是同样的事物，并没有两样东西。虚和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用“实”的言语去描述他就是“实”的，用“虚”的言语来描述它就是“虚”的。比如说慧能和神秀，神秀用“有”的境界去描述这个存在，而慧能用“无”的境界去描述存在，其实两人的描述没有区别，没有高低之分。其实不存在高级和不高级，关键是用在什么地方才适用。对于中国文字来讲，对错、有无、好坏都是一体的，并没有什么区别。
　　只要妈妈说，宝贝你的缺点不改，妈妈就不喜欢你了。孩子就突然发现自己的某一部分是不受喜欢的，并对此逐渐产生认同。所有三岁以后的孩子，他的眼睛就不亮了，不像天使一般。直到70岁以后的老人才会重新发亮，因为他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对错对他来讲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活得太长了就不在乎了。
　　非言语的治疗
　　后现代更推荐非言语的治疗，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心理学家们要转向一些非言语体系的帮助。这种方式是以一种Group小组，以来访者帮助来访者。这样获得的成效更大。一个从来没有得过强迫症的心理学家，哪怕是顶级的专家，他也永远了解不了强迫症，因为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他看到的强迫症只是一种描述，一种科学的描述，而描述是靠不住的。言语所能表达的东西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如果强迫症的人在一起做小组，互相帮助，就会非常useful，因为他们彼此都了解。
　　谈到这儿，我要讲一个理论叫“汪汪”理论。什么是汪汪理论呢？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言语交流的东西是非常少的。我们都知道狗的叫声是有充分的复杂性的，有很多种类，比如说有的狗是藏獒，它绝不会汪汪地叫，小京巴才会汪汪地叫。但是我们的言语在一个现实定义方面，使用了“汪汪”这一个词。“汪汪”这个词叫通约，就是说我们只要看到“汪汪”，就会觉得这是狗的叫声。言语所能表达的是“汪汪”的层面，我们要忽视巨大的差异性，来导出一个通约的逻辑来交流。也就是说言语的存在不是为了真实的描述，而是为了交流我们对真实的感受。其实科学层面所实现的交流，都在“汪汪”层面上。大家把这个想通了，就把心理学想通了，也把所有的科学想通了。
　　向“80后”学习
　　心理学家要想做好，我们要跟你们学，我们要坐下来跟你们平起平坐，研究1985年以后的孩子是怎么生活的。我经常说，我们应该跟80后的人学习怎么生活。我们不应该把焦虑传给他们，让他们恨不得找不着工作就去自杀。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意识，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成为垃圾。
　　但是这个年代不是这样的，这个年代每个人都以一种自在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谁说没有工作就是耻辱。为什么这一批孩子跟我们有同样的焦虑呢？这让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代人干了什么错误的事呢，才让他们这么痛苦。他们的生活是充满着娱乐和游戏化的，他们是在当下社会的生活，充满着创意的、自在的思想。所以我希望老师们能多跟你们做朋友，多听听你们内心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