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自杀之前，为什么要秘密收葬魏忠贤的遗骸？

　　魏忠贤在明朝，可是一个极其重要又争议很大的人物了，有人认为他残害东林党，将朝堂搅乱，独揽大权，最终也给自己招来的祸端，但也有人认为，魏忠贤虽然如此，但他活着的时候，明朝却是可以看到继续延续的希望的，他一死，明朝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虽然争议很大，但历史却是已经发生过无法更改的事实。而据说在崇祯皇帝自杀殉国之前，曾经秘密收葬了魏忠贤的遗骸这是真的吗？崇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否说明他此时意识到，魏忠贤其实还是非常有作用的呢？今天就让吾爱诗经网的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死前被公布罪状、发配凤阳，死后被碎尸万段、悬首示众，崇祯上台后对魏忠贤的这一系列处置，在给当时黑暗政坛带来些许新鲜空气的同时，也让他赢得了圣明之君的欢呼颂扬。然而，十七年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墓址就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历史上崇祯皇帝真的收葬魏忠贤遗骸了吗？
　　1、崇祯为魏忠贤“收集骸骨”、“修坟立碑”一事缺乏史料依据，疑点重重
　　从帖中看，作者所谓崇祯“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并“修坟立碑”一事，应是从《明史》中读到的。而我翻阅了《明史》有关崇祯和魏忠贤的记载，没查到，于是又费时良久翻阅《崇祯长编》和《崇祯实录》，亦未见记载此事。后来在冯梦龙《燕都日记》（一说该书作者佚名）中查到原话，在李自成攻陷北京的前几天，太监曹化淳向崇祯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闻此言，“上（崇祯）恻然，传谕收葬忠贤骸首。”
　　《明史》是特指，与“明史”的涵义不尽相同。
　　下面就此事略作分析：
　　1，若崇祯果真下过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用作者的原话说“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那无疑相当于为魏忠贤翻案。这么重要的事，何以作为正史的《明史。魏忠贤传》没有片言记载？
　　2，魏忠贤死后有无遗骸（或能否找到遗骸）？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初一，崇祯告谕指魏：“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家产，籍没入官。其冒滥宗戚，俱烟瘴永戍”。在魏发配凤阳途中，初四，上谕命“锦衣卫即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即擒拿具奏，勿得纵容贻患”。初六，魏忠贤得知消息，在今河北阜成县自杀。崇祯元年（1628）正月，下令磔忠贤尸于河间（魏的家乡）。
　　出于传统道德价值观，当时民间对阉党专权陷害忠良可谓深恶痛绝，且崇祯给魏定的调调是“逆恶”，魏死后又遭磔尸，保存遗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从爱国名将袁崇焕死后尸骨无存就能见一斑。《国榷》作者谈迁也说过：“魏忠贤犯殊死，不馀寸骨”。谈迁是那个时代的人，他的话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3，从原帖标题看，崇祯收葬魏忠贤遗骸一事已成既成事实。这有多大可能？魏忠贤身亡地河北阜成县距明都北京约300公里，被磔尸地河间府距京200余公里，按《燕都日记》中的说法，崇祯传谕收葬忠贤骸首是在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死前五天，在这五天内要想办完收葬并“修坟立碑”，并不容易。
　　4，魏忠贤墓是怎么回事？康熙四十年（1701），巡城御史张瑗在巡视中偶然发现，在西山碧云寺一侧，有魏忠贤的一座及其壮丽的坟墓，“峻宇缭墙，复压数里，郁葱绵亘，金碧辉煌”。而早在顺治十一年（1654），谈迁为了给其著作《国榷》搜集资料到碧云寺时，曾向寺中僧人打听过魏墓的缘由，是“忠贤名下苏应宣尝被掠于建州，从清人入燕，立忠贤虚冢”，也就是说，魏忠贤墓只是一个衣冠冢，并无所谓“骸首”。据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推测：魏墓是在满清政权建立后，在原有墓冢基础上（魏当权时营造，后被毁）所建。
　　2、崇祯有无下过收葬魏忠贤骸首的密旨？
　　这一点，至少是缺乏可信史料来佐证的，毕竟，“传谕收葬忠贤骸首”一说，仅仅出现在并非专业史料的古人笔记中，且是孤证。退一步讲，即便崇祯下过此密旨，也不能轻率的说成“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十七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
　　1，至少崇祯在位期间，从未给阉党“逆案”平反翻案，直到死前，亦未留下重新肯定魏忠贤或对钦定阉党逆案有所反悔的只言片语。
　　2，当时京城面临兵祸，而京营兵力和城防任务大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其他宦官眼中，虽说魏忠贤之死与己无关，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心也难免会存在于部分人中。崇祯若真的下过收葬的密旨，也没什么值得做文章的地方，合理的解释：那不过是笼络和鼓励宦官的一种策略。历史上不乏类似事例，康熙时期，为了全力对付吴三桂叛乱，康熙就收回了本已发出的裁撤其他二藩尚可喜、耿精忠的谕旨，但没有人会说康熙此举“是对藩镇存在价值的重新肯定”。与所谓的崇祯密旨收葬魏忠贤骸首一样，康熙此举亦属权宜之计罢。
　　3，崇祯在亡国前尚为自己开脱责任：“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甚至临死前也不忘责备臣子：“皆诸臣误朕”，这哪里有“对自己十七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的意思？
　　若真要举出崇祯对自己全盘否定的例证，还不如随便列出其众多罪己诏之一，如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在李自成军将陷临晋时，他下罪已诏曰：“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堇量以壑，骸积成丘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驭失道，诚感未孚。”从这里可以看出崇祯对自己的责备和反省，比起传说中的下密旨收葬魏忠贤骸首一事要深刻得多。
　　3、一点后话
　　关于魏忠贤此人，是否如天启皇帝所云“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及是否如原帖作者所谓“他（魏忠贤）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偶就不多说啦。正如一个人定要说煤球是白的，你没必要跟他抬杠一样。
　　实际上，为阉党翻案的黑白颠倒事例，早在朱由崧的南明小朝廷时就有了。弘光元年（1645），在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操纵下，原阉党逆案中刘廷元、吕纯如、王韶徽、徐兆魁等一大批人被分别“予谥荫祭葬”或“复原官”。这不合人心的举措招来时人广泛批评，如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在所著《幸存录。门户杂志》中就说：“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虚矣。此则当局者之咎也。”
　　综上可见，说崇祯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并为魏修坟立碑，是经不住推敲的，至于是否下过收葬密旨，亦属不能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