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任谢表，画蛇添足。苏轼究竟写了什么，引发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为此，他依照旧例，给皇帝写了《湖州谢上表》，意思大概是说作为人臣，我实在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但是皇恩浩荡，还是继续任用着我。也许是文人意气使然，总想调侃两句，在后面，苏轼夹了几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因为客观环境限制，古人写文章的时候，在遣词造句上总是十分小心谨慎，力求既能表辞达意，又要说清本意。加上文人每天的主业就是摆弄这些文字，本来对文字就比较敏感，何况苏东坡是大文人，写词、作文原本就十分讲究，每个字、每句话有的放矢；那时的读者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因此本能地想要在字里行间搜寻出表面文字背后掩盖着的深刻含义。当时还有一些深刻的社会背景，也使苏轼这两句话引起了某些御史（御史，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检委委员）们的高度关注。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保守派认为变法派无事“生事”；“新进”则是指王安石引荐的个别品质低下的变法派新人。于是，“新进”、“生事”这些原本很稀松平常的字眼，这时就被大家注入了一种深刻的内涵，几乎就成了保守派对变法派攻击的专有名词。这年六月，一个监察御史摘引“新进”、“生事”等词语，以“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提请整个御史台弹劾苏轼。
　　当然，如果单单凭借《湖州谢上表》里的一两句话，就认为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或许有点牵强附会。可恰在这时，苏东坡的一本《元丰续填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也适时出版了，这就给御史台那些新进急需表现的新人提供了一个绝佳良机。他们经过四个月的钻研，终于找出了苏轼很多首诗作里许多“犯忌讳”的词句，上奏朝廷，称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这个消息是苏轼的好友、驸马王诜悄悄告诉了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轼后又派人给湖州任上的哥哥苏轼传递过去的。
　　苏轼在湖州得到消息以后慌做一团，整个太守府上下人等乱成一片；家人听说此事后，直接把苏轼与朋友的来往书信、手稿全部烧毁了；据说，苏轼当时还打算自杀，被属下通判劝住。就在这时，皇上派来的钦差急急忙忙赶到了。皇上是以一份普通文书传唤苏轼进京的。文书是普通文书，内容也波澜不惊。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从古至今，许多惊涛骇浪就是以最高统治者的一纸普通文书，或者是以很平和的语言召唤开始的。而现实总是让你猝不及防，结尾也定然会让你刻骨铭心、心有余悸。苏轼尽管算不上一个杰出政治家，但毕竟出身官宦，又在官场浸淫多年，他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
　　果然，苏轼一进京，就立刻被逮捕了。从当年八月到十月，御史台审了苏轼将近三个月，也在苏轼许多词作里找到了大量对他不利的证据，苏轼也写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也承认了他对新政不满。御史台由此认定他诽谤新政事实成立，证据确凿，罪名清楚。如果按照御史台的意见，那苏轼将必死无疑。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也可以想得到：抄家灭门，诗词书稿全部焚毁，苏洵、苏轼、苏辙“三苏”或许只在历史上有过些许痕迹，就像有些游人在某地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更像黑黢黢的夜空上的流星从天际划过坠落一样，但他们的锦绣文章绝对不可能流传下来特别是苏轼所写的那些妙趣横生的文字，我们后世恐怕再也看不到了！
　　好在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就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也好在宋神宗皇帝也不是一个昏君，加之苏轼本来就是一个不知深浅、胡言乱语的文人。
　　不过，这里有一个相关背景必须交代一下。那就是当时北宋朝廷已经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摇摇欲坠，边境告急文书雪片似的摆在神宗皇帝书案上。但朝廷实在没有银子支撑军费，没有能力派兵扫除边患。如果不改革旧的体制，任由这种现状发展下去，北宋朝廷用不了多久，就得吹灯拔蜡。因此，只要多少有点脑子的人就应该知道，改革变法是必须进行的。不变法，就是在等死。这就是当时从上到下所有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公开反对变法，就如同谋逆。既然是谋逆，那就是死罪。因此，假如苏轼罪名成立，不仅苏轼性命难保，即使整个苏氏家族，也将面临灭族之灾。情况十分危急！就在宋神宗皇帝犹豫不决，想着该怎么处理这个不识趣、尽找麻烦的苏轼的时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轼文字中曾经讥讽过的那些人全都给他说好话，劝诫神宗皇帝念他只是一介书生，口不择言，意气用事，放过苏轼。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一直效法尧舜的大度，认为魏武帝曹操猜忌偏执，但是，就连曹操那么喜欢猜忌的人，最后还能容得下骂他的祢衡，陛下难道就不能容忍一介狂妄书生苏轼吗？”已经罢相退居金陵安置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哪有圣世妄杀高才之士的道理呢？”让人觉得更加好笑的是，苏轼口中所贬损的“新进”之人章惇，也为苏轼说尽了好话。章惇为了营救曾经是好友，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但由于政见不同这时已经不怎么来往的苏轼，在朝堂上不惜和非要致苏轼于死地的宰相王硅撕破脸皮，对着神宗皇帝，对着满朝文武大吵了一顿。
　　在“乌台诗案”里，苏轼贬损的本来就是王安石变法中所用的那些“新进”的“生事”者，既然这些人都认为苏轼罪不至死，神宗皇帝自然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顺水推舟，赦免了苏轼的死罪。但作为一个臣子，对朝廷推行的新法，所用新人，胡言乱语，活罪自然是逃不掉的。至此，吵吵闹闹、沸沸扬扬几个月的“乌台诗案”宣告结束。十二月，苏轼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武装部副部长，但对他有两个要求，一是限制人身自由，二是不能签署公文。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只是个闲职。其实，就和现在所说的“限制居住，不得离开住地，随时听后传唤”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没有开除公职，薪水还有，也承认你还是个政府官员。“乌台诗案”也有几个被牵连的。驸马王诜和苏轼关系极好，得到消息后，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本来是要给苏轼告密的，因无法离开京城，便先秘密通知了苏轼的弟弟苏澈。苏辙转而派人快马加鞭告诉了哥哥苏轼。因此，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且平常宠妾压妻，被消除了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苏辙，都得到了降职处理。
　　回过头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叫“乌台诗案”呢？其实很简单，乌台，就是指御史台。后世有很多人说，这纯粹就是一桩冤案，文人写一些东西，对时政评说一番，有什么错？其实，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从苏轼的立场上看，御史台的做法的确有点吹毛求疵。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御史台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工作职责，本来就是找“茬儿”的。如果不找“茬儿”，御史台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看看现在的所有职能部门，如果都能像古代御史台的御史们那样，每天勤勤恳恳找“茬儿”，不辞劳苦地挑毛病，何至于社会上有那么多的腐败和丑恶现象发生呢？何况，当时的北宋王朝积贫积弱，急需改革。不改革，那就是死路一条。因此，赞成惩罚苏轼的人也有，而且他们的理由似乎更充分，更有道理。改革是北宋当时的主流。苏轼诋毁、讥讽王安石变法改革，就是与主流唱反调，就是和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作对。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的确应该受到处罚。就好比我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改革是必要的，这是前提。具体到怎么改，如何改，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但如果你假如明知改革属于不得已，但又反对改革，那就是逆历史车轮而动，必然会走一次苏轼老先生曾经走过的老路。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