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党隐蔽战线的辉煌战绩 (连载十一) 金建军 (3)、南委机关被破坏,南方党组织遭受重创〔26〕 1942年4月29日深夜,谢育才夫妇趁看守人员疏忽,忍痛丢下刚满九个月的婴儿,越窗逃出庄祖芳的宅院。翌日凌晨,特务发现后十分震惊,但又不能公开通缉,唯恐走漏消息达不到破坏南委的目的,只得下令秘密追捕。谢育才夫妇一路上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历经艰辛,行程1000多里,历时24天,终于在5月22日到达闽南平和县长乐地区的下洋村,见到张全福和负责南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刘永生。谢育才向他们汇报了江西省委已遭破坏的情况,刘永生让他连夜写个书面报告。次日,刘永生将报告交给了南委书记方方。 方方得到谢育才的报告后指示:立即将谢育才转移监护起来,继续审查,弄清情况;南委电台准备转移,加强警戒。并于5月24日给在曲江的郭潜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让他取消与江西的联系,立即撤退。 郭潜于4月离开南委,5月初到广西桂林领取了南方局汇给南委的经费10万元,于5月26日回到曲江。他虽然收到24日南委发来的电报,但未及时将密码译出,并无撤离准备。而此时庄祖芳等特务和叛徒早已在交通站周围布下密探。当郭潜回到曲江,在露天茶社喝茶时,即被中统人员发现追踪。当晚,郭潜和交通员曾平外出吃饭时,遭到包围逮捕,郭潜随即叛变。 郭潜叛变当晚就引领特务破坏了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和交通员被捕。次日凌晨,又引领特务到曲江市郊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家中,抓走李大林夫妇、弟妹、译电员、保姆共7人。当郭潜和特务从李大林家出来路经五里亭车站附近时,正好遇到刚从东江老隆回来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饶卫华,就这样,饶卫华也被捕了。5月30日,又由郭潜引领,将撤退到乐昌的廖承志逮捕。 1942年6月初,中统特务在郭潜的引领下,直扑南委机关所在地粤东大埔,企图破坏南委机关。由于南委已从谢育才的报告中知道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并对粤北形势有所警惕。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作出应变计划。除电示郭潜立即撤退外,主要是:通知大埔角的南委机关干部立即转移到百候隐蔽待命;彻底清理文件;加强电台保卫,准备疏散转移;确定主要干部撤退路线和地点。当时安排张文彬经兴梅到东江曾生部,涂振农经饶平去潮汕,方方则先转移百候,指挥整个机关转移撤退,情况如有变化即向福建转移。南委虽然采取了上述应变措施,制定了疏散转移方案,规定了主要干部撤退路线,但显得仓促紧迫,而且在转移过程中又没有严格按照撤退路线走,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6月6日,中统一帮武装特务在郭潜引领下,到达大埔县高坡镇。此前一天,原定经饶平走山路转移潮汕的涂振农,却临时改道拟经高坡镇乘船顺韩江而下去潮汕,也到了高坡镇。6月6日中午,涂振农在高坡镇轮船码头等候南下的轮船时,恰巧与乘船去高坡的郭潜等相遇,因而被逮捕,后也叛变了。郭潜等叛徒、特务又立即从码头奔向高坡镇,包围了真真照相馆,而真真照相馆的楼上就是南委高坡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杜国宗被捕。当天中午,高坡镇一批学生因到真真照相馆取照片也被扣留,该校校长黄道生前去交涉,被郭潜认出是区委书记,因此也被捕。同日下午,张文彬亦到达高坡,并派人到交通站取款。郭潜认识张文彬的笔迹,遂派特务到旅店逮捕了张文彬和护送张文彬的百候小学教员、中共党员邱鸿耀。当晚,武装特务在郭潜引领下,逼迫涂振农的交通员王亚华带路,又扑向距离高坡镇50里的南委机关主要据点大埔角。7日凌晨,便分头包围了南委机关联络点天成商号和方方在新村的驻地。新村的群众因受过党的教育,警惕性高,发现情况立即鸣锣吹号,点起火把,大呼土匪来了!特务不明虚实,仓皇退去。对南委机关另一驻地墩背,郭潜害怕有武装保卫,没敢再去,只在天成商号抓了店员曾友深便急忙退回高坡镇。当晚,武装特务便押着张文彬、涂振农、杜国宗和邱鸿耀乘船离开了高坡镇。至此,因郭潜叛变对南委机关造成的破坏暂时停止。可是,破坏事件并未到此为止。 中统特务袭击南委机关后一个月,郭潜又带领特务到桂林,破坏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1942年7月9日,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桂林市委书记兼省工委妇女部部长罗文坤、市委委员张丽贞,南委交通员张海萍以及梁耀宝、黎赫等6人被捕。梁耀宝被捕后叛变,供出其所掌握的组织和党员。张丽贞被捕后从狱中写信给表姐,将梁耀宝叛变的事通知省工委书记钱兴,让他迅速离开桂林。钱兴得知后,转移到桂西南特委书记彭维之寓所,研究组织撤退转移工作。11日下午,彭维之在家中被捕,钱兴得房东掩护脱险撤到灵川,这就是广西的七九事件。从7月9日到9月1日,国民党中统特务在桂林市内和郊区的临桂、临川县逮捕了中共党员34名、群众多人,梁耀宝所知的中共地下组织全部被破坏。 在郭潜等人的威胁利诱下,彭维之于1943年1月上旬叛变,供出其所掌握的300多名党员名单。特务据此在玉林、南宁等地进行了大逮捕。自13日起在玉林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30多人,群众20多人;14日午夜至15日,在南宁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70余人,群众30多人(即一一五事件)。以上三次事件,被捕的中共党员130多人,群众60多人,广西省工委及桂林市委、南宁市委、武鸣县委和北流、横县、玉林、龙州等特支等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自1941年7月谢育才被捕,至1943年广西南宁的一一五事件,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于叛徒出卖,江西省党组织悉数被破坏,南委和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领导机关及下属组织受到严重损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