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行万里路

　　《史记》的伟大成就，有当时的时代精神为条件，而司马迁的文化理想、学术资质、历史理念与人生意志，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行旅实践，以行迹之遥远，旅程之漫长，特别是与史学考察相结合，从而在史学史记录中显出特别的光辉。与历代史家比较，司马迁作为特别重视行走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现场有亲近真切的体验，其历史感觉逸致超绝，其历史记录具体真实，其历史理解也十分准确高明。司马迁的行旅生活与他的学术努力及文化贡献的特殊关系，能够为我们的读书思考与学术进取提供积极的启示。
　　二十出游与奉使西南之行
　　司马迁自述生平，回顾了自己最初的文化之旅：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长途行走，司马迁从秦地出发，向东方与东南方向游历考察。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重点地带均一一行历。对于各地文化名城、历史胜迹，则齐、鲁之都，以及邹、峄，鄱、薛、彭城，梁、楚等地，均千里寻访。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回顾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长途辗转，最终过梁、楚以归之后，又写道：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的这次行程体验，使他对巴蜀以及西南方向更遥远的地方，有了切身的了解。
　　秦兼并巴蜀，建设了关中与蜀中两处天府，取得了向东扩张的坚实有力的经济后援。特别是与楚国对抗，因此而占有优势地位。巴蜀在战国后期以及秦代和楚汉相争时代的经济作用显著。而汉初又发育出富有的工商经济。汉武帝时代从这里起始，开始探寻丝绸之路的西夷西方向。
　　这些历史现象在《史记》中都有明确具体的记述，体现出司马迁对巴蜀及西南夷历史文化的熟悉。这应当与他奉使西南的交通实践有关。王国维总体评价了司马迁的出行：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
　　历史的实地访问与历史现场的考察
　　司马迁走了那么多地方，他在万里行途中，并不是一般的旅行游览。他的每一步行程，都是其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司马迁游踪万里的实践，实际上可以说是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除了《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关二十出游的回顾之外，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的很多篇章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说到通过行旅实践艰苦的史学考察历程。例如，在《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的最后，司马迁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他在传说中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对当地长老进行以口述史学为形式的访古调查。
　　《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说薛地民风自有区域文化个性，于是问其故。此外，《史记魏世家》说秦之破梁，墟中人说者有自己的理解。这些都是实地访问得到的信息。问其故以及对说者言辞的记录与分析，是司马迁史学行旅的重要任务。《史记河渠书》作为最早的水利史文献，是在现场考察的基础上撰述完成的。余从负薪塞宣房，是亲身参加抗洪抢险工程的实践。
　　古来英雄名士的遗迹，包括古都城、古战场，司马迁的实地考察体会融入了他的历史理解，完善了他的历史记述，提升了他的历史说明。如《史记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登箕山吊荒陵，得到了特殊的文化感知。
　　对于孔子这样的文化巨人，司马迁除了前引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考察其事迹，体会其精神之外，《史记孔子世家》还写道：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为历史学者，对孔学的深刻理解和崇高景仰，会因现场考察而有所增益。所谓至圣的赞美，后世得以继承。
　　对于历史文化信息之世之传者，司马迁有所采纳，但是也进行了认真的考量和思索。如《史记魏世家》写道：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可知司马迁的实地调查，在倾听当地民间声音之外，还加入了自己的深刻思考。
　　司马迁行旅感念涉及秦朝史迹的，有《史记蒙恬列传》所说：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对蒙恬等人严肃的历史批评，是在考察秦朝长城和直道之后形成的真知。这里所发布的重要史论，有长久的影响。胡亥明确取得帝位继承权后，蒙恬被迫吞药自杀，临终前有关于主持修筑长城与直道绝地脉，可能罪于天的感叹。对于所谓绝地脉，司马迁发表的否定性意见，体现了他清醒的历史认识。
　　山川行历与文气养成
　　司马迁远程行旅的意义，文论家和史论家多以为有益于其精神与文气的涵养。《史记》非凡文化品质的形成，确实与作者的行旅体验有关。
　　苏辙曾经写道：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马存语，又是这样评价司马迁出游的：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他说，司马迁的出行并不是简单地为出行而出行，而是有更高的文化追求：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根据这样的总结，司马迁的行迹均有助于他的文章：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
　　司马迁远游，百千路径，万里山川，四方传统，九州民风，当然有益于《史记》这部巨著文采神韵的焕发，同时，这位伟大史学家的辛苦行旅，其文化意义是复杂的，其文化作用也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