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传奇连载9】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着三次被打倒的经历,毛泽东称他为打不倒的小个子。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时,是在1933年的中央苏区。刚到苏区担任党的最高领导的博古为了搞掉毛泽东,制造了党史上著名的反邓、毛、谢、古事件。 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师邓小平 当时,由于毛泽东在红军和苏区的威望,博古不敢对其直接下手,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毛泽东身边的人和亲近的人下手。博古把持的党中央机关报《斗争》刊文《什么是进攻路线》,批评永吉泰和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所谓永吉泰,就是指永丰、吉水、泰和三县,位于江西的中西部,红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以后,为便于领导,就三县联合,设立中心县委,书记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所谓会寻安,就是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亦联合设中心县委,书记便是邓小平。 博古决定抓住这两个中心县委做文章。原因同样简单,那便是这两个县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这自然与王明遥控下的博古路线是相对立的,特别是这两个中心县委坚持游击战术,使博古再一次看到了他不愿看到的毛泽东的影响力。他总感到,你们不贯彻我的路线,而总去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博古仍觉不够劲儿,他要拔出萝卜带出泥,带谁?博古把眼睛盯在了谢唯俊和古柏这两个人身上。为什么盯上了这两个人?没别的,就是因为他们与毛泽东走得近。这两个人都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当然,这两个人与邓小平、毛泽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抵制王明和博古他们那一套。就因为这些,博古后来就将邓、毛、谢、古捆在一起推出来批,并指责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 在博古的推动下,反邓、毛、谢、古不断地升级。中共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苏维埃主席张鼎丞被撤职;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被指责为右倾,后来也被撤职。当时毛泽东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在批邓、毛、谢、古的声浪中,博古还要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当时,临时中央还做出决议,要邓、毛、谢、古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这个决议,目的就是要让这四人把博古认为的毛泽东是小组织的头目供出来,如果当时他们四人中有一人违心地编造事实,说毛泽东是他们的头目,那毛泽东和邓小平等的政治生命可能就到此结束了。博古的这一招完全是从苏联大清洗中学来的,实在是太阴毒了。 红军时期的邓小平 而毛泽东也觉察出这令人窒息的风声,便不再与别人单独往来,甚至很少与别人说话,他怕牵连别人。落到这个地步,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毛泽东还向外国友人说起过这段最痛苦的时期: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毛泽东这话并没有夸张。当时,博古把反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同已进行长达几年的苏区肃反结合起来,使大批的中共优秀干部被清洗或被处理。后来,博古自己也反思道: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邓小平的脑袋也差点被砍掉。当时他作为邓、毛、谢、古的毛派头子,不仅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而且已经被关了起来,受到不人道的待遇。美国记者索尔兹伯在《长征闻所未闻》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到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邓小平在这次事件中虽然没被砍脑袋,但自己的老婆却丢了。 给邓小平送鸡吃的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后来久在苏区坚持斗争,被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 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谈到中央苏区左倾路线开展反邓、毛、谢、古斗争时,颇动感情地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望邓要为党争气。此话表明,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反邓、毛、谢、古一事是感怀至深、念念不忘的。 再后来,当邓小平在文革中再一次被打倒被当作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被打倒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邓小平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很快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那么,作为在邓、毛、谢、古事件中唯一活下来的邓小平,在当时那么严厉的政治形势下,是谁出手挽救了他呢?此人便是邓小平的老上级、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的贺昌。 当时,贺昌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是比较高的,也比较有威望。他20岁时赴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回国后成为职业革命家,从事党的共青团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后又赴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着良好的关系。 贺昌 当年,彭德怀上井冈山他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28年6月下旬,滕代远奉湖南省委之命,接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行前,贺昌约他长谈,当面指示滕代远:驻防平江城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团部有党的组织,负责人是邓萍,该团团长彭德怀同志也是党员。如果需要而且可能的话,可以组织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以便与井冈山的红4军互相配合和策应。后来,彭德怀果然率领起义军上了井冈山,与朱毛红军汇合,共同建立了中央苏区。 贺昌参加完中共六大后,致信朱德、毛泽东及红四军军委,传达六大精神,并提出军事建议。4月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去信,要求派贺昌或其他中央同志来井冈山视察,表达了对贺昌的信任。 贺昌与邓小平于1929年7月相识于香港。当时的贺昌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党内职务在邓小平之上。不久,贺昌与邓小平又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贺昌进入苏区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在这期间,他得知邓小平遭到批判,并被关押,心急如焚,他非常了解邓小平,根本就不相信强加在邓身上的那些不实之词。因此,贺昌多次找到博古,要把邓小平调到自己的部门工作。博古经不住贺昌的软磨硬缠,便口头同意了。于是贺昌就把邓小平从关押室里接到了红军总政治部保护起来。然后寻找恰当时机,等风头过去后,非常低调地任命邓小平为总政治部秘书长。正是因为这个秘书长的位置,邓小平才没有被留下而参加了长征,并以此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但贺昌却因此得罪了博古,而被排斥在高级领导人参加长征的名单之外。因为当时高级领导人的走与留都由博古亲自定。而当时邓小平还不在高级领导人之列,他的走与留,贺昌就可以定。贺昌肯定没有想到:他出手挽救邓小平,是挽救了日后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贺昌被留下后,担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而此时,他与陈毅一样,都是腿伤未愈的半残废。 红军主力撤走后,国民党军队很快占领了中央苏区。陈毅与贺昌提出,分散游击,保存力量,待机而动。但遭到项英的反对。项英认为,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的转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不是以打游击之名逃跑。当时跟中央分局一起行动的工农剧社的小演员们,一派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孩子们仍然满以为红军出征不过像往常一样,一两个月打了胜仗就归来,开个祝捷会,大家欢欢喜喜。因而还是每天天刚亮就起身排演、操琴、练歌,准备祝捷会上的演出。贺昌见此情景,只有苦笑。 进入1935年后,形势更加凶险。地主还乡团和国民党军队,穷凶极恶地对中央苏区的每一个地方进行反攻倒算、搜山清剿。他们的口号是: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筷子过斩,人要换种,中央苏区大势已去。无奈之下,项英也开始考虑突围的问题。并于2月4日,恰逢农历春节那天,召集会议,商讨突围计划。正在此时,他们接到了中央在长征途中发来的万万火急的指示电,明确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形式和对敌斗争方式,将部队和机关划整为零,分散行动,坚持游击战争。 正月初四,即2月7日晚上,工农剧社的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举行了在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次演出。此后,他们就要分散到赣南军区去打游击。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很担心贺昌的伤腿,挑了一匹黑骡子给贺昌用。 这时的贺昌因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操劳过度,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3月上旬,送走各路突围部队后,贺昌与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带领身边仅有的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队,向福建长汀西南山区转移。就在突围的当天,贺昌要炊事员把刘伯坚送他那匹黑骡子杀了,煮给已经3天没有吃上饭的同志们好好地吃了一顿。 3月9日下午3时许,突围开始。由于项英坚持要把发往中共中央的电报发出去,一直拖到下午4时,贺昌不得不带领一个营的人先走。陈毅叮嘱他:过会昌河很危险,要特别小心。次日凌晨,会昌河那边传来枪声,陈毅担心的事终于发生:敌人发现突围的贺昌及其所部后,随即重兵合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突围中,贺昌虽身负重伤,但仍以非凡的毅力率部分战士冲出了重围。当他与战士们转移到会昌天门嶂山区归庄村时,再次负伤,并重新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此时大部分红军战士英勇牺牲,重伤在身的贺昌在敌人向他扑来之际,举枪射向自己的胸膛,时年29岁。 贺昌画像 当天下午,陈毅惊闻凶讯,顿足不已。后来,陈毅写诗怀念在突围中牺牲的贺昌和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