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怎么丢失的省会地位？

　　直隶大剧院
　　时间，已永久定格在1968年1月30日，农历大年初一。
　　虽说那是一个晴天，但空气异常的清冷。清晨，一支25辆小车组成的车队，从保定市区悄悄开出，一路往南而去。
　　深冬的冀中大地，苍茫悲凉，一望无垠。这支由吉普和轿车组成的车队，绵延百米，在空旷的原野上卷起一路黄尘。
　　省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拉开了保定之殇的序幕，是每个保定人心中永远的痛！
　　保定从清代起，就是河北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清代直隶省时期，保定作为省会城市为244年，天津为15年；在民国时期，保定4年，天津7年；在日伪时期，保定7年，天津1年；解放后，保定10年，天津8年。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像河北省这样频繁更换省会的省份了。仅19131969的短短56年间，河北省会搬迁就有11次之多。
　　过去，河北省会基本是在天津和保定之间频频倒手，为什么最后被石家庄截胡了呢？
　　应该说，这里既有外来因素，也有自己的作死！
　　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将保定确定为河北省会。
　　1958年，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为了让天津这个工业中心，带动河北这个农业大省发展，省会由保定迁往了天津。
　　六十年代，国际形势恶化，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国的威胁。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的天津不再适合作为省会，于是在1966年，河北省会再次迁回保定。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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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六通知》说：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通知》号召，要对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清洗。
　　保定的红卫兵率先响应，造反矛头直指省里的当权派。省人委很快被夺权，河北省地方政权进入无政府状态。
　　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和驻保69军奉命介入保定地区文化大革命。2月11日，宣布有三万人之众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并出动27个连队，武力取缔了八一总部等群众性组织，逮捕1200余人，入狱238人。
　　保定的造反浪潮一时得到平息。
　　1967年2月15日，中央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69军、38军的部署作出调整，由38军接替69军的防务，并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38军的到来，给保定地区的文革形势带来了变数。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总部是否平反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
　　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了省军区的支持。较为激进的工总派，则主动对新来乍到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倾向工总派，于是公开表态支持。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终致水火不容。保定两派各恃有军队方面的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
　　最厉害的一次，发生在1967年6月2223日，当时在河北农业大学内，两派近万人展开了大规模混战。38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最后造成7人死亡，近300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
　　当时的保定，大街上随处可见武斗工事，天空中不时响起零星枪声。斗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一方。
　　那时候的省会，就像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舟，不知道驶向何方。没有人关心省会的命运，也没有人认为省会是什么值得珍惜的好东西。
　　那个时代人们的眼里，成群结队去省委、省人委机关贴大字报，呼口号，搞打砸抢才算正常。狂热中的人们哪里知道，一个数十年后才明白过来的历史性遗憾，正在悄悄降临这座灾难中的古城
　　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人陪同下，来到河北视察。视察的目的，就是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清除障碍。
　　当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包括北京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38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站在军区的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给予严厉批评。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的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文批准了郑、李的报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抢班夺权的野心暴露，投靠到林彪麾下的陈伯达翻了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到牵连。于是，河北省省会搬迁的内幕，也当成了问题被揭发出来。
　　庭审时的陈伯达
　　1971年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检讨了此事的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三十八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
　　根据李雪峰的这一检查，说省会搬家是他们策划的一个阴谋也不为过，难怪事后有人说，省会搬家是郑、李故意让38军难堪，此说也不无道理。
　　到1971年1月，当时的省革委会领导人刘子厚等向中共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好。
　　但是这些年来，河北省会搬来搬去，已经把中央烦透了。这次周恩来明确批示：河北省会不要再迁。从此，河北省省会便一直设在石家庄，直到今天。
　　所以，有人讲，保定失去省会的地位，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无奈，是政治的牺牲品。但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没有保定一些人自己的窝里反、窝里斗，能落到这样悲催下场吗？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虽然不再是省会城市，但保定的大镇地位从来没有被弱化过，在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规划中，保定更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区。
　　但是，这些年来，保定一直未雄起，始终被超越。不仅被石家庄、唐山越落越远，沧州、廊坊、邯郸等市也已迎头赶上，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地级市，所处境地越来越尴尬。
　　说到底，就像省会被逼搬走一样，保定存在的问题，主要还应从自身找原因。
　　不客气地说，保定从来都不缺少机遇，缺少的是一个包容大气的环境，一种务实干事的氛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当我们回首保定那近300年省会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想起省会搬走这件伤心往事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深深思考的是：
　　作为一名普通的保定人，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才不会留下历史的遗憾和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