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

　　八百米故乡
　　苏童
　　八百米的世界，对我们一家，曾经是一种宿命。
　　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的记忆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所谓我的字典，是一本写作者的字典，我需要的一切词汇，都经过了打包处理，便于携带，包括故乡这两个沉重而庞大的字眼。
　　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存在，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象故乡，发现故乡。
　　1982年夏天，在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之后，在把四个子女都养大成人之后，我父母乔迁新居，从苏州城最北端的那条老街上继续往北五百米，过一座桥，再穿越一条很短、很狭窄的街道，左手是我母亲工作的水泥厂，右手的工厂宿舍楼，就是他们的新家。
　　这次乔迁的直线距离，没有超过八百米，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在千里之外，对新家充满了热情的想象，因为那是新房，在三层楼上，新居的高度和抽水马桶、阳台之类的东西已经让我足够兴奋。我清楚地记得暑假回家的第一个下午，我在新居的阳台上眺望着远处的风景，怀着一种新生的心情。远处的风景，正面方向是水泥厂工厂区白色的大烟囱和水泥窑，侧面远眺，能看见一家炭黑厂黑色的烟囱和黑色的厂房，在水泥窑的后面，有京沪铁路通过，可惜水泥窑能看见铁路和火车，我看不见。我从小生活的旧屋，其实就在东南方向八百米处，我视线能及的地方，但是其他的房屋挡住了那旧屋，我什么也看不见。
　　那是很多年来我们家的第一次搬迁，是在对环境污染一无所知的年代里，我们从一家化工厂的对面搬到一家水泥厂和一家炭黑厂之间，从被苯酐生产污染的空气里扑向水泥粉尘和炭黑粉尘的怀抱。空气质量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并没有太多的妨碍，唯一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直径改变了。正负八百米，我父亲去市中心上班，骑自行车要多走八百米，我母亲上班少走八百米，可是去看望我外祖母和舅舅们要多走八百米。
　　对我来说，八百米是一次直径的扩展，美中不足的是这次扩展规模太小，我的生活从一条街到另外一条街，仅仅延伸了八百米，不能遗忘什么，也不能获得什么。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故乡这个词，可是我所想象的故乡似乎并不存在于这八百米的世界里。
　　八百米成为一个象征，就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也很长。
　　我对苏州城北再熟悉不过了。每一条街路，每一间工厂，甚至大街小巷里的好多户人家，我都知道他们的底细。但是那个地区太拥挤了，太低矮了，我从没有机会彻底解放我的目光，我从来没有获得过登高远眺一览江山的经验。那年夏天，我意识到我对新居的期待是一场空欢喜，三层楼，视线还是被遮蔽的。我无法获得一个观察者的视线，即使是描写一条街的街景，我仍然要通过脑子里的记忆，还有想象。
　　但是从文学意义上说，八百米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故乡了，只是稍显局促而已。从孩提时代到二十岁，我主要是在苏州城北的这八百米范围内活动，成长。我的写作，其实一直在利用这局促的八百米的故乡，有一些事物总是在我创作过程中浮现在脑海里，分别是河水、铁路、工厂、河里的客船、驳船和农用船。许多敞开的房屋的门洞，早晨和黄昏街上的人流和嘈杂的市声。
　　那八百米范围里的居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好多人脸会在我写作的时候悄悄一闪，进入我的记忆，那些事物，那些人，都以故乡的名义降临。为了写作，我有一条虚拟的抵达故乡之路，我习惯设定一个出发点，这是故乡模糊的版图中唯一清晰的地标，也就是零公里处。我设定的所谓的零公里处，就是我二十岁以前居住的旧屋。
　　齐门外大街如今拆了一半，保留了一半，被拆去的是临河的房屋，127号，这个门牌号码现在应该是消失了。那曾经是我母亲的家族很多人的旧屋，一面临街，一面临河。临街的那一侧住着我大舅一家，隔着一个小小的天井，临河的两间屋子曾经住着我们一家和我三舅一家，而在天井的耳房里住着我外祖母。
　　我三岁那年三舅买下了隔壁一户人家的私房，住到了我们家的隔壁。这样，一个家族的人各有门户，却又紧紧地靠在一起。我母亲这一家家境贫困，从镇江地区的扬中岛上出外谋生，移民到苏州，一直团结在我大舅的周围，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之前，在我和我哥哥出生之前，我们三家人和外婆一起住在另一条街上，东汇路南田村的一所更拥挤的房子里，很奇怪，我后来算了一下那两所房子间的距离，差不多也是八百米。
　　八百米的世界，对我们一家，曾经是一种宿命。唯一不同的是1982年夏天的搬迁，让我母亲与这个家族分开了，分开八百米，不算很远，但也不近。这使我母亲在腌咸菜的季节里格外头痛，腌菜的大缸没法搬到新居里去，而且，我母亲特别信任我二舅的脚，认为只有他踩出来的腌菜才好吃。现在，缸没有了，踩缸的脚也不在身边，只好放弃腌菜了。
　　搬家也给我造成了麻烦，且明显大于腌菜的麻烦。我要听从母亲的吩咐走亲戚，暑假或者春节，每年最起码两次，要走八百米的路，回到旧屋去，见过我的外祖母，见过我的大舅大舅母和二舅二舅母，我从127号一个大家庭的一员，变成了一个亲戚，一个客人。这种新的身份让我感到新奇，又很不自在。
　　而我家的房子由于是公房，已经被调配给了一个陌生的家庭。我好奇地打量过从前的家，非常怅然地发现，那确实不是我的家了，那户人家粉刷了墙壁，改变了房子的格局，也改变了我母亲家族聚居的格局，不是陌生人融入了这个家族，就是这个家族融入了陌生人的生活。
　　而我们这个家族，最初就是这个街区的陌生人。我父母是从镇江地区扬中岛上来到苏州的移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所有的身份资料上的籍贯一栏，填写的都是扬中县，改写成苏州是八十年代以后的要求，这个要求忽略了父辈的来历，强调了出生地的重要。自此，我的身份才与苏州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我们这个家庭有点特别，几家人聚拢在一起，在一个新的居留地过着家族式的生活，似乎就是要为下一代更改故乡的名字。但故乡的名字是不容易改变的，我们家周围的邻居大多是苏州的老居民，他们早已接纳了我们这个家族，但是，对于我们127号和125号的日常生活，毕竟是有点好奇的。而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语言在我们这个家族里无法统一，我外祖母不会说苏州话，我大舅母不会说扬中话，我的父母和舅舅们则交替使用家乡方言和苏州话他们互相之间用家乡话交流，对孩子们、对外人都说流利的苏州话。
　　长辈们的家乡方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恐惧，就像一个隐私，唯恐给外人听到，可惜的是，这隐私无法藏匿，因为长辈们从不以他们的家乡为耻。
　　扬中岛的方言听起来接近苏北话，而苏州这个城市的市民文化与上海相仿，地域歧视从来都是存在的，苏北话历来被众人所不齿。尤其是我的姐姐和表姐们，一旦与别的女孩子发生口水仗，必然会因为长辈们的口音受牵连。无论她们怎么强调扬中岛位于扬子江江心，属于镇江地区，镇江地区是在江南，与苏北无关，都无济于事，通常她们得到的回答是：镇江话也是苏北话，不管你们的老家在江南还是江北，反正你们不是苏州人，是苏北人！
　　我们家的下一代都为上一代的家乡辩解过，为地理位置辩解，为口音所属方言辩解，出于虚荣心，或者就是出于恼怒。当你为父母的口音感到恼怒时，你如何体会故乡这两个字带来的荣耀？相反，下一代体验的是一种隔绝故乡和遗忘故乡的艰难。说到底，孩子们是没有故乡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农村移民的孩子。
　　失散，团聚，再失散，是我母亲的家族在扬中、苏州两地迁徙生息的结局，没有土地的家族将永远难逃失散的命运。我母亲的家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里一直聚合在一起，是一个亲密的家族圈的生活，但最终，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一切烟消云散，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第二代，还有第三代，最后还是失散了。
　　五年前，随着苏州齐门外大街的拆迁重建，我的大舅和三舅妈都被安置在了别的居民小区。同样的，由于亲戚关系不可避免地日渐疏远，我甚至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新家。我在苏州城里有好多表姐表哥，但我不知道他们住在哪个地方，他们的孩子纷纷到南京来求学，我设法找到他们，把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叫到家里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过后，接到那些表姐表哥的电话，是致谢的电话，之后，又恢复漫长的疏远，联系中断了。
　　我童年时代热闹的家族圈生活完全萎缩了，家族对于我来说，仅仅是由直系亲属组成，每次回到苏州，我的足迹仅限于我父亲的家和我兄弟姐妹的家，甚至他们都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每两家之间的距离都很遥远，远远超过八百米。对我来说，超过八百米，故乡便开始模糊，开始隐匿，至此，我的八百米的故乡已经飘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