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1岁丈夫消失她卖房还债，重返户外后攀登14座雪山打破记录

　　完登十四座8000米雪山，是无数户外冒险者梦寐以求的圣杯。作为一个女性登山者，罗静历经雪崩、滑坠、落石，多位友人的遇难，在2017年结束时，她面前只剩最后一座山了。她能完成吗？
　　文谢梦遥
　　编辑楚明
　　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女性登山者
　　想象一个女性登山者，想象一个攀登海拔8000米高峰的女性登山者。她是什么样子的？
　　她未婚，没有孩子。她因为参与太多户外运动而皮肤粗砺。她实现了财富自由，所以能够投身这种耗资不菲的活动。她留着脏辫，花臂纹身，有个朋克鼓手的男朋友。她是著名探险家的后人。她是一名前拳击手。她是一名卡车司机。她当过雇佣兵，杀死过7个敌人，还曾与狮子肉搏。
　　放弃那些刻板印象吧。罗静不符合上面任何一条描述。
　　从人群中识别一名越野跑者，你或许看晒日线，但在同属户外领域的登山者身上，你找不到任何外在痕迹。他们在山上包裹得太严实了。穿着便装时，罗静是个身高一米六几、说话细声细气的长发女性。1975年出生于湖南衡阳的她，会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解释她的良好肤质。她体型维持匀称，但也看不出肌肉线条。她怕冷。不登山时，她会锻炼，跑步或爬楼梯为主，但不是你想的那种魔鬼训练。她是一个17岁男孩的母亲。她上一份全职是IT从业者。
　　每年的5月到9月是登山季。在这个时间段里，她是另外一个人。在山上，很多壮年男性也比不上她的体力和速度。她有个诨号，叫兔子。又由于她几次做过登山队长，山友们也喊她罗队。她创下至少6座8000米山峰的中国女性首登纪录。体能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和经验。
　　她对《人物》说起她的一个顿悟时刻，那是在干城章嘉峰的最后一段路，搭档的夏尔巴没有过8000米经验，感到恐惧下撤了，剩下她在裸露的岩石陡坡无保护状态下独攀，手脚害怕地在抖。她调整思绪，保持专注。接下来她发现，抖动消失了。专注控制了恐惧。
　　对于大多数山友来说，从入门到8000米，需要58年，信心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迈过5000米的台阶后，她只爬了一座6000米，一座7000米，在第三年就迈向了8000米。我的思维是容易跨越的，我从内心里头就不是一个有束缚感的那种性格。她说。
　　地球上8000米以上的山峰，共有十四座，全部集中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登顶十四座，是一项壮举。极少数人无争议地跻身到十四座俱乐部里，远远少于进入外太空的宇航员那个数字超过了500。
　　更多的人倒在俱乐部的门外。在山上，事情发生总在计划之外。一个微小错误会导向可怕后果。极寒与缺氧让人意识凝滞、思维错乱，经验丰富的夏尔巴向导也会犯错。罗静的夏尔巴曾忘带过食物包，还错带了空的氧气罐。
　　高山上的死亡通常快且没有痛苦。滑坠是常见的厄运。力竭后的失温会让你变成一株雕塑。高山反应引发的肺水肿、脑水肿也会杀死你。雪崩的杀伤力是大面积的，珠峰雪崩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造成了16人和19人遇难。除此之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死亡发生，有年在马卡鲁峰，两个夏尔巴由于把帐篷拉得太严造成窒息。这是个低级失误。我们都会知道，留道空。罗静说。
　　恰恰是死亡，让山有了黑魔法般的魅力。没有死亡威胁，那么登山就什么也不是了。那只会是幼儿园。不会是冒险，也不会是艺术。意大利人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说。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登山家，是无氧登上珠峰的第一人。某种意义上，他创造了十四座俱乐部，1986年他成为全球十四座8000米山峰的首位完攀者，自此，十四座成为户外冒险者们梦寐以求的圣杯。
　　然而所有这些成功并不能令梅斯纳尔骄傲，他在自传中写道，值得我骄傲的只有一件事，我生存下来了。某种程度上，死亡就像抽奖，你总有可能被抽中，无论你的名气、技术，无论你是男是女。
　　罗静遭遇过两次雪崩，数次滑坠，踩踏过悬空的雪檐，差点坠入冰裂缝，还被其他人踩落的石头击中过，她都幸运地活了下来，也没有像一些同行那样，失去身体的某一部分。因为冻伤坏死，常见需要切除的器官包括手指或者脚趾，再严重是整只的手脚，也可能是鼻子或者耳朵。
　　山不会区别对待女性，但女性登山确实比男性多了些不便。换卫生巾有点麻烦，那玩意冻得像冰块似的，你想要用湿纸巾做清洁，拿出来立刻就冻住了，得揣怀里头给它捂化了。早年为了更好状态，罗静会用一款叫妈富隆的药推迟月经，后来也不在乎了，那些末端的事情影响不了她。
　　还有如厕问题。夜里男女经常同挤在一个帐篷里睡，罗静有过教训，夜里穿着秋裤外出小解，转天就感冒了。后来她便允许自己在帐篷里解决。这主要也是为了安全，很多时候帐篷搭在陡峭山坡上，黑夜贸然出来找厕所很容易发生滑坠。她在大本营备一个夜壶，上山背一个。在山上，隐私和体面都是可以放下的，有女登山者为了轻装上阵，竟然连夜壶也不带，如厕时让夏尔巴在后头帮着拎塑料袋。我是有我的底线的，我是做不到的。罗静说。
　　登山途中，就必须在雪地里解决了。脱裤子前，跟下坡的人打声招呼，人家就背过（身）去了。
　　这些事情在罗静看来，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她这样的女性登山者来说，山下的世界才是更困难的。在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的同时，你要想再照顾你的梦想、自我需求，其实是很难平衡的。她说。
　　在2017年结束时，她的面前只剩最后一座了。她有机会成为十四座俱乐部里的第40人，中国民间第一人，还无限接近一个纪录，攀登十四座的最快用时。当时纪录是7年10个月6天，由韩国登山者金昌镐创造。
　　攀登中的罗静
　　温和抵抗
　　在户外论坛8264和登山圈里，罗静是名人，但在这个领域之外，对大众而言这是个陌生的名字。我注意到罗静，是在2021年5月的黄河石林越野赛事故之后。在那个由极端天气和主办方失职共同造成了21人失温遇难（另有一人在昏迷半年后离世）的悲剧里，罗静是幸存者。她跑了28公里，再往前1公里，就是死亡区域了，大部分遇难者是在那片光秃秃的山脊上找到的。
　　2021年10月，《人物》与她相约见面。新闻里称她是一位登山家，但她谦虚地否认了，她认为她还未达到登山家那种更纯粹的境界。她没有明确说出来，但她应该指的是阿尔卑斯式攀登，以开辟新路线、轻装快速、单人或者两三人的小团队为特点。而她属于喜马拉雅式，主要体现为商业登山，以逐步推进建立营地的团队行动展开，有后勤保障。
　　我们想写她的登山故事，带着巨大的热情而来，但很快就被浇了冷水。她讲述的内容缺少场景和细节，似乎没有感染力。明明是激动人心的故事，在她这里变得很平淡，好像登山不是什么英雄史诗，不承担宏大叙事的功能，只是私人爱好，或者某种更轻的东西，是对自己而非其他任何人的交代。
　　在4天的相处里，她有些看似固执的坚持。她会告诉我一段故事，然后再要求我不能写出来，因为她想避免任何与他人可能的冲突。每次受访不能超过1个小时，但实际上只要过了40分钟，她眼神就低垂下来，声音越来越小，回答的字数也越来越少。聊到后来，简直像一场苦苦支撑的彼此折磨。
　　有些话题刚刚打开，她就宣告关闭。这个事我就不想聊了，太累了。你可以看那些报道就都有了。她说，反反复复讲太多了，真的很烦，就不想聊这些东西。
　　偶尔，她可以变成非常开放的交谈者。一次晚饭时，话题引到山上如厕，她讲了很多细节。我每天早晨要上个大号，这是很好的习惯。她说，因为你上完之后，再去登山，一整天你都是很安全、很舒服的。但就像山上的天气一样，你无法预测她什么时候就陷入了消极状态。
　　很多问题，她的答案是，我哪儿知道，没想过，不记得了。我和她聊到乔恩克拉考尔写1996年珠峰山难的名作《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她很早读过，连同还读了克拉考尔的另一本《荒野生存》。我问她，看完是什么感受？
　　我们当然需要那些故事，那里面有惨烈的死亡、自私的决定与惊心动魄的竞争。那些故事能展现人类的渺小，也能展现人类的伟大。在那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上与下，进与退，救人或不救，没有中间立场。你要认真阅读山给你的信号，在两个选择中做出正确的那个。像我这样从未登过山的人，是那些故事提供了大量对山的想象。
　　没任何感触，就是看故事一样看的。罗静说。这个话题就此结束。她可以一直沉默下去，直到对手在这场气场角力中败阵下来，换一个话题。但随后，她轻声地抱怨，提问跳跃性太强，彼此毫无关联。
　　她是个棘手的访问对象，但她也是一个温和的人。在表达抗拒态度时，她语气淡然地使用反问句。山难之后，我为什么要有幸存者的愧疚感呢？我存活下来了，我为什么要做噩梦呢？
　　这种温柔抵抗，可以在她与赞助商的合作中找到痕迹。她是挺任性的一个人。一个品牌的市场负责人说，很多商业规则对于我们是很正常、约定俗成的，她就觉得这样不好。她很怕别人给她贴一个商业推广的标签。接近她的人都说，她缺少商业意识，抗拒自我推销。有一些商业履约的事情，比如要她念稿子，她都不太做得来。罗静的朋友张大校说。每个人都多少被他人看法和反馈塑造着自己的行为模式，罗静仿佛得到了某种豁免，我行我素，从未顺从。
　　表象之下，她的内在是叛逆的。小时候母亲打她耳光，眼睛里冒着星星，可我就是不哭。大学毕业，男友让她跟去东北，给她找份铁饭碗，但她觉得那种日子一眼望到头，宁可当个北漂。
　　相比阿式登山，商业登山相对安全。一位个性张扬的企业家曾告诉我，在他看来某些企业家对珠峰的痴迷，不过是为了做公关，找几个人把自己扛上去。这代表着一种典型谬论。高海拔山峰没有一座是容易的，只有困难，和更困难。很多路段是没有路绳，需要两人结组的。
　　对于种种偏见，罗静的观点是：关她什么事。
　　他怎么看待（商业）登山，这是他们的事。她说，我不希望对任何人解释任何事情。无论把我看得多高，或者觉得我的成绩不怎么样，对我来说没有影响，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反正各种点评，我无所谓。
　　我问她，冲顶是什么感觉。没感觉，赶紧下撤。会不会想象自己站在世界之巅？没想象，是大家的想象。她说，实际登过山的人，一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就知道攀登过程是最主要的。
　　其他一些登山者在采访中的表述与罗静是类似的。张洪是亚洲首位登上珠峰的盲人，他说那一刻没有激动、兴奋，甚至都没有多少感想。双脚截肢的夏伯渝，在他69岁这年第五次攀珠峰终于登顶，那感觉却比他之前无数次的想象的要平淡许多，反倒是下撤时的惊险留下更多印象。
　　与张大校聊起访问中的受挫，这位与罗静爬过珠峰的商界精英笑了：绝大多数登山的人，只和同类聊相关的话题。
　　要辨别非同类很简单：如果你需要反应几秒才理解煨桑那是每次登山前的固定仪式，请喇嘛诵经，以祈求神山保佑；如果你弄不清那些尼泊尔与藏族名字：桑珠、明玛、达瓦在登山圈，这些名字就像乔丹或刘翔，不需要身份前缀。你是圈外人。
　　但要看到那个高海拔世界的真相，你还能依赖谁呢？你唯有从一个地方寻求答案：从山上回来的人。
　　罗静与队友们
　　逆行
　　遭遇真正的雪崩之前，她人生中的雪崩在2006年发生。儿子才1岁，丈夫突然消失，留下的是夫妻名下的共同债务。催债人找上门，她逃难一样四处辗转。她经常哭，也数次有过自我了结的念头。官司打了几年，北京三环的房子被迫卖掉以还债。她搬去了五环。
　　我总是觉得人生是有一个光亮在召唤着我。它不会让我绝望的。尽管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瞬间，但是仍然还有一个声音就在那说，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说。那段黑暗的日子改变了她对金钱的看法。她很早就是一个户外爱好者，还一度做过论坛版主。官司打完的一刻，她想痛痛快快地干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后来，登山成了那道光。
　　很多山友有着相似的起点。山上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没有雾霾、地铁与摩天大厦，没有家暴、情感欺骗与股市。经历失意与挫折，到山上去是一种常见的选择。罗静的朋友程昕也是如此，2012年，距离他上一次登山过去了12年，他又重新登山了，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那时他卡在了生涯发展的瓶颈期里。山下的问题也许依然要靠下山解决，但山上那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极简与开阔的体验。那段感受是致瘾的毒品，也是救命的药。
　　很多人登8000米会从卓奥友峰开始在中国境内要获得珠峰北坡攀登许可必须曾有过一次8000米以上的攀登经历，而卓奥友是公认商业化成熟，也相对简单的那一座珠峰往往是他们的第二座山。谁不想登珠峰呢？但珠峰太贵了，罗静资金有限。那就优先选择那些少有人去的、名气靠后的山。与绝大多数人不同，她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她无法找到共同进阶的固定伙伴。
　　她在2011年迈向了第一座8000米，马纳斯鲁峰。这座山的花费约在10万元，她把本来用于买车的钱投到了里面。为了省下1000美元直升机费用，她和夏尔巴徒步8天抵达登山大本营。
　　经过两次分别进发到1号营地和2号营地的适应性训练，接下来就是在大本营等待冲顶时机。用她的话说，那时她只是个傀儡，一切由他人说了算。夏尔巴让她提早用氧气，她就用了。冲顶成功，她内心还是有一丝失败感。
　　第一座8000米登完，她就没钱继续了。但她的登山帖子在8264论坛引起了轰动。一个朋友赞助她5万，让她有了登第二次的机会。她参加的是一个尼泊尔探险公司组织的马卡鲁峰攀登。在这种外国组织的队伍里，总是混合不同类型的登山者，她的队友是几个无氧攀登的伊朗人。
　　在冲顶过程中，伊朗人先后放弃了，罗静和她的夏尔巴继续上行。一般攀登关门时间是中午12点，冒险一点的人可能把关门时间延后到下午2点，而一旦到了这个节点，无论登顶与否，都须放弃以保安全，因为下撤才是更危险的路段。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求胜心切，她与这个死限愈行愈远。
　　登顶时已是晚7点，可怕的黑夜要来了。雪上加霜的是，下撤路上，罗静还出现幻觉，耳边有鸟叫，还听到伊朗队友喊她，那空旷的山上哪儿有其他人呢。在这种状态下，她判断连续失误。一次是因为大意没有系快挂，她在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滑向深渊。另一次是为了省力走捷径，结果踩进冰裂缝里。
　　她幸运地活着回来了。滑坠发生了五六米，她发现腿缠在了路绳上。身子掉落冰裂缝一半，背包卡住救了她。她是第一个登上马卡鲁峰的中国女性。让她意外的是，这件事登上了新闻头条。命运就是这么玄妙，结果要归结于她的技艺、勇气与某种精神力，还有那两次转危为安的好运气，但起点却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再来一次她大概不会选择无视关门时间。晚她十几个小时，另一个中国女性登山者王静也登顶了。第一人才有公共传播价值。
　　这个山登完，那第一就是第一。她说，不是第一我也一样去啊，就没有你们想的，好像非说冲第一去或者是说竞争那种。
　　一条路就这样展开了。她得到了一些有偿的演讲邀请，能够纾解一些她的经济困难。一座座山继续登，钱若不够，她就向合作的尼泊尔探险公司SevenSummitTreks赊账，再通过之后带队登山，抵消掉一些账目。2013年迦舒布鲁姆II峰与I峰，与2014年乔戈里峰（K2），都是赊账才完成的。
　　在登前三座山时，她装备精简，连冲顶包都是借的。直到以首位华人女性身份登顶有杀人峰之称的K2，她有了首个户外品牌的赞助。那时，愿景变得清晰起来，目标是十四座。但也不是非此不可，因为她不知道财力能支持她走到哪里。有次临时急需缴纳登山报名费，她一时拿不出来，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帮朋友把钱凑齐了。
　　罗静攀登乔戈里峰
　　故事的真相就是，这位未来的十四座候选人与富有毫无关联。那些实现了财富自由的人，却未必能实现罗静所实现的。
　　她恪守一个原则，不主动拉赞助。自然发酵，有人找我，我也会回应，她说。她作为特招生免费去读长江商学院为登山她中间还办了8个月的休学在那个充满了人脉资源的矿场里，她根本没有做任何挖掘尝试。
　　我希望我的攀登是很自由，没有约束的。她说，同时也归结于商务是她不擅长的领域。她没有成为网红的打算，在她看来，火起来和实现社会价值有一条微妙的界限。
　　登珠峰是所有山里最昂贵的，需要40万元。这对于罗静来说有很大压力，但因为受邀加入了一个由五个不同国家登山者组成的队伍这是组织方弄的一个噱头，费用得以豁免。也是随着这支队伍，她又登了洛子峰。另一笔重大的赞助来自于朋友程昕。2016年随罗静登山后，他主动邀请她成为他创业公司的品牌代言人，3年签约费达上百万元。
　　但如果没有这些机会，她会就此停步吗？她认真考虑过，实在没钱了，就把北京五环自住的房子卖了。
　　她在生活方面节衣缩食。不舍得在健身房花钱，就在家里锻炼。很少做美容，也不买名牌服饰。在北京生活她一直没有车。好多朋友我们都是轮番当司机。张大校说。到今天她的风格也是如此。我们出去吃饭，每次她都要盯着菜单看很久，肉菜点了又删。
　　生死
　　在山上，人与人很容易缔结深情。在罗静最初的登山生涯里，有两个名字对她很重要。
　　2010年，爬四川雀儿山时，她认识了杨春风。她对他的印象是，黑黝黝的，瘦瘦的，看不出是多厉害的角色。在网上搜了才知道，杨是圈内大神，是当时中国民间登顶8000米最多的人。他来这座海拔只有6000多米、技术难度不高的雀儿山是为了散心。不久前在道拉吉里峰，三位队友死在山上，作为领队的他因为组织混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处于争议漩涡之中。
　　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她和山友去成都找他，住在他的工作室里，大半夜他给大家做饭吃。他很随和，回答问题很有耐心，偶尔也吹牛，而对于外界的一些诋毁，他会发发牢骚。
　　罗静视杨春风为导师，从内心敬佩他，很多想法受他影响。他的经济条件不好，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却把全部激情放在了山上。贫困、山难、愧疚感，任何阻力都不能让他停下来。他常说一句话，你可能技术比我厉害，但是你有我勇敢吗？这句话既是为他的商业登山辩护，也是他自我赋能的方式。
　　那时她刚辞职，她确认她对更高的海拔是有渴望的，在找下一份工作前，可以先用一段时间登山。她知道自己不必成为一个阿式登山者，也可以勇往直前，因为杨春风就是例子。第一座8000米，她就是跟随杨春风组织的商业队伍。
　　在第二座8000米，她与民间登山界的另一个名人相遇了。他叫饶剑峰，也曾在2010年道拉吉里发生山难的那支队伍里。与杨春风处于象限的两极，他是个财务宽裕的企业家。下山后，罗静与饶剑峰走得近了。她还热心张罗了一场分享会，把后者专程从深圳邀请到北京。
　　两位老大哥是竞争对手，均想做第一个完成十四座的中国人。两人也合作，在2012年，饶剑峰用了55天连登3座8000米，其中K2就是和杨春风携手完成的。罗静原本也被饶剑峰说动，打算同去，但最终因资金缺口以及信心不足放弃了。2013年，当听说杨春风、饶剑峰准备去巴基斯坦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她报名了。但时间太晚，她未能成行。
　　她是在北京的地铁里听到那个噩耗的。6月23日，南迦帕尔巴特峰的攀登者遇上了恐怖袭击，遇难的11人里，有杨春风、饶剑峰。所有具体的感受都消失了，她不记得在站台的人潮里哭了多久。
　　罗静与杨春风
　　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克曾给记者展示过一份他手写的名单，从他的导师开始，到他的挚友，上面有三十多个相识的名字，几乎都死于攀登。这样一份名单，存在于每一个资深登山者的心里。
　　登山这些年，罗静见证了很多不幸发生。2012年初，她去阳朔攀岩，一众朋友里有个叫严冬冬的阿式攀登者。几个月后，他死在天山的冰裂缝里。2013年在干城章嘉，五个队友登顶后在下撤时滑坠。一张先前拍下的合影里，入镜的几个人除了她都死了，其中包括与她一见如故、格外友善热心的韩国青年Namsoo。而幸存的另一位韩国人金洪彬，2021年死于布洛阿特峰。2015年在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团队里有一人遇难。相识多年的保加利亚人博扬彼得罗夫，2018年失踪在希夏邦马峰。
　　这只是一份来自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罗静不愿意对我谈论名字和数字，记住他们人就行了。
　　她用她的方式纪念他们。杨春风、饶剑峰遇难后一个月，在巴基斯坦的迦舒布鲁姆II峰的峰顶，她把友人的照片埋进雪里。她在那里哭了一会儿。她后来去山上，一直带着韩国朋友Namsoo的睡袋，而她的睡袋，陪他留在了干城章嘉。
　　过后就很平淡了，他们选择的路子，她说。她不是那种情感充沛的人，把痛感反复咀嚼。我学理科的，很理性的。
　　理性体现在她看待事情的许多方面。《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中记录了两名日本人为了冲顶，漠视半途遇到的奄奄一息的人的求救。如果把她放到同样情景呢？罗静不愿说她一定会做出相反的选择，那都是在瞎吹牛呢，只有做过的事情你才可以说。她能够理解在干城章嘉弃她而去的搭档夏尔巴，在生命安全面前，他做任何选择都是对的，还发文为他辩解。她拒绝道德绑架。
　　幸存者愧疚是创伤性事件亲历者常有的一种体验，对他人死亡而自己活着这一事实感到有过错并内疚。罗静从未陷入这种感受，她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你应该客观冷静去分析整个事情，为什么他会遇难，只有分析清楚了，这才是对死者更好的尊重。
　　她谈到不久前父亲身体衰竭去世，她很快接受了事实。可能失去某个亲人我们就更加孤单一点，就仅此，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要面临的。为什么要沉重呢？我就觉得自己以后看不见他了，他以另外一个方式存在。她并不是在做宗教式表达。
　　她没有宗教信仰，从不祈祷，祈祷不如做好你自己本分的事情。她不愿意自我悲情化。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搞得很悲壮？一定要弄得我们要写好遗书出去？我觉得就是很没意思的一种宣传。
　　我与罗静聊到登山圈内存在的一种殉道者心态，死在山上亦是美好的归宿。她笑了，不置可否。后来我看到她发表的一则帖子，意识到她肯定不是上述观点的支持者。她回忆与一个山难者遗体近距离相遇的感受，我相信，最后一刻，他仍然是想回到亲人身边，正如我自己从未想过要留在山上一样。
　　危险始终是在那里的。K2的攀登死亡率（登山中遇难人数和成功登顶并返回人数的比率）是27，安纳普尔纳峰是32。
　　她当然知道那些数据统计，但聊到这里，理科生的理性却好像消失了。有坠机难道就不坐飞机了，有车祸就不再开车了？但她好像完全忽略了概率的区别。
　　她想象过自己陷入险境，但从未想到英年早逝的可能性，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攀登死亡率里的那个分子至少她是那么说的。死就闭眼了，啥都不知道了，那还用想啥。
　　登顶之外的东西
　　进入2015年之时，一切进展很顺，罗静已登顶7座8000米。她情绪高涨，有了一个小目标，想在这一年攀完剩下的七座，她把时间排满了。这个计划她藏在心里。
　　但这一年结束的时候，完成数字为零。尼泊尔大地震打乱了她的部分计划，而她尝试的四座山，无一成功。
　　这一年，她陷入攀登以来最多的危险。生涯里的两场雪崩相继发生。一次，只差半米，她的整个帐篷就会滚下悬崖。更致命的另一次，雪团挟裹她往下冲出50米，她以倒V字姿势插入雪地，在接近窒息的一刻，是夏尔巴Nurbu把她拉了出来。
　　重要的是，她还活着。她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但相比初出茅庐时，她已知道在什么时候放弃。在安纳普尔纳，其他人在早上6点半之前就下撤了。从众是容易的，但她认为时间还够，单独又上爬了6个小时，抵达顶峰百米之下的一处地方。她的夏尔巴Nurbu的氧气用完，而再往上要经过一块无路绳的冰岩混合的崖壁。山顶好像近在咫尺，但她评估结组而上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抵抗住诱惑，掉头而去。
　　嘴上说全力以赴就没有遗憾，但在年底的朋友聚会上，罗静突然就哭了。
　　经历失败之年，她变得愈发谦卑。知道得越多，恐惧越多，更要谨慎。她说。像许多真正的登山者一样，她不用征服这个词来描述人与山的关系。山峰可以接纳你，你要挑人家天气好的时候，你要挑人家脾气好的时候，这个怎么就谈征服呢？人征服的只能是昨日的自己。
　　也有另外一些变化发生。早年，她在8264论坛很活跃，其中一些帖子会事无巨细地谈论山上的见闻。从这一年起，她不再更新。新鲜劲过去了。时间观念改变了，我不再把时间耗费在论坛上了。
　　最初的激情、好奇以及诸多感慨淡去，就连记忆也日渐交叉混淆，那登山还意味着什么？
　　一开始，她就不是那种一切依赖夏尔巴、不愿自己背负装备的登山者。从2016年起，她决定更进一步，不止做一个普通的商业客户，而是自己组队。她负责审核和挑选夏尔巴和背夫，给队员制定训练计划，准备路绳、帐篷、煤气等装备，监督后勤与运输。对于她个人而言，这种自主模式其实花钱还多了，但她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得以成长。
　　随着经验增长，她为自己设定了更多进阶要求。连续登山对体力有很大挑战，在2013年，她就尝试迦舒布鲁姆的两峰连登。在2016年，她连登安纳普尔纳峰与珠穆朗玛峰。
　　在第三座8000米时，她是无氧下撤的。但那是因为氧气用完了，并非她的意愿。但在2015年之后的多次攀登中，她主动尝试无氧，因此每次需要比他人提前出发。她对《人物》指出，她终究戴着氧气面罩备用，与严格意义的无氧有很大区别。人家是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出发的时候不带氧。
　　无氧登顶是一个理想目标，2017年在南迦巴尔巴特，她几乎要实现了。距出发13小时后，最后那段路充满不确定性，她陷入纠结，我不用氧也可以，但没必要因为自己这么一个愿望，拖累大家面临一些风险。她用了一个多小时氧气，登顶一路痛哭，觉得自己使尽全力也实现不了（无氧），一种复杂的情绪。
　　计划已经悄悄发生改变。如果一切是为了跻身十四座俱乐部，那么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附加难度。她感到登山越来越像一种自我挑战，而不是对外的证明。
　　2011年她在马纳斯鲁峰认识了西班牙老头奥斯卡（scarCadiach）。此后他们不断在山上相遇，每年她对他的了解会加深一些。2013年在干城章嘉峰，他给她讲述了前三次在那里失败的经历，第四次依然选择无氧。在杨春风等人在巴基斯坦遇袭后，对于是否按原计划去巴基斯坦登山，罗静一度犹豫，是奥斯卡发邮件告诉她，不要被外界的恐惧控制内心。
　　2017年7月，罗静登顶布洛阿特峰时这是她的第十三座8000，与她同行的奥斯卡也完成属于他的全部8000米。他成为十四座俱乐部的第39个人的这一刻，距离他登上第一座8000米，过去了33年。耗时这么长，是因为很多次他都在尝试新路线。光是布洛阿特就是第6次来了。这让罗静感慨良多，他真正喜欢爬山，不是追求名次。
　　在第十四座山前，罗静的身后有几位中国追赶者，他们构成一个共同行动团队，与她关系微妙。但在她这里，成为第一的竞争意识，消失了。
　　罗静与奥斯卡
　　母子
　　回到登山起点，债务官司刚结束，她处于低谷，想着首先应该把自己调整到好的状态，才能更好面对家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哪儿都不去，把自己锁在这么小的环境里头，人很难。她不在的日子，她把儿子诺诺托给外婆照顾。
　　自我拯救变成自我实现。连续5年，她没有陪儿子过生日。他生日在7月，而她身在山中。2017年，诺诺12岁，初中才读了半年，她就把他送去泰国清迈的寄宿式国际学校了。刚开始那段日子，12岁的儿子在宿舍里和她通话时哭，过了一段就适应了。
　　在山里，她与儿子想起来了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很长时间也不打电话。有人会答应家里每天一个固定电话，有时耽误了，那边就焦虑得不行。你这是徒给家里头增加不安的情绪。她说。
　　随着她的故事被传播，网络有杂音出现，认为她作为母亲投入几乎全部去做那么危险的事，太自私了。她后来索性把自己屏蔽，不再看那些评论。井底之蛙，根本就不用关注。
　　关于登山与家庭的平衡，如果纳入女权主义的理论框架进行讨论社会对于男女在家庭付出的不同预期与评价、僵化的性别秩序、母职实践的重新定义或许更有说服力，但她承认，她对女权并无意识。她的辩解可以归结到一句话，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我做任何事情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无论我有没有孩子，我有没有父母。
　　作为母亲，她承认并非对孩子没有任何亏欠感，但那具体是什么，她说不清楚。是陪伴时间不够吗？她认为精神力量才是能陪伴终生的，况且不在山上时，她几乎全部时间陪在儿子身边，以前热衷的朋友聚会极少参加。是花掉太多钱？她说当初卖掉房子，她就预留了孩子未来教育与生活的那部分经费。是意外的不可抗力？在我的感知里面，它跟普通运动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与她从未考虑过死亡是逻辑统一的，我一定会尽力减少风险的出现。
　　每一个线头都被她切断了。她不是告解。
　　我能理解那种状态。健康的方式是，你不能活在愧疚感里。朋友张大校说，至少她能过心里自洽的这一关。
　　她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儿子五六岁时，她带他去泰国玩，挤在一堆人里坐公交船，睡青年旅社的床位。高档享受，不是她想给他的旅行体验。她从来不把死亡看得太重，带儿子去欧洲，特意带他去墓地转了一圈，你看这些人都躺在这儿，（让他）很正常地接受。
　　她从来不在乎仪式感。为什么生日一定要吃大餐？为什么一定要回家过年？她从来没有归属地的概念，哪儿都行。她在湖南长到13岁，举家迁往山西，上大学去了北京，从未有过北京户口。
　　儿子去学校忘带试卷，老师催他打电话让家长来送。罗静拒绝了，她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他，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老师说，妈妈太不负责了。这跟登山一点没有关系。但她被不负责几个字刺痛了。
　　她不像一般的妈妈，比较粗线条。张大校说。
　　这对母子相处的模式，某些方面也像罗静与她的父母，我家的关系比较独立，他们不管我。不管，不劝，不鼓励，不打击，他们爱着彼此，但登山的话题是房间里的大象，避而不谈。
　　罗静不喜欢国内学校的老师，一个一个很厉害，慈禧似的。我就只能给他释放压力。我还主动帮他经常请假，带他出去玩。罗静说。让儿子去泰国读书有个好处，她再也不用纠结他的分数了，那里学校氛围轻松自由，消费也低。她想得很清楚，只要他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并且可以维持生计，那就不必担心。儿子倒是有雄心，想考加州伯克利大学。那可不好考，你自己拿主意。罗静对他说。
　　她与儿子诺诺的关系有如朋友。程昕记得，第一次与诺诺见面，小孩一点也不怕生。大家说到罗静肯定能吃苦。把那个苦字去掉。她特别能吃。诺诺说。
　　她很少与儿子主动聊登山的话题。但不谈未必能把儿子隔绝在相关信息外。出发K2前，他哭着抱住她，恳求不要去，因为他从书里知道K2的登顶死亡率。罗静安抚很久，他才同意。
　　她从不强制灌输。儿子慢慢与她达成理解。一次他看见罗静的登山文稿，问道，全世界登顶这座山的女人只有五六个，你上去了？他鼓起掌来。后来办登山分享会，她也会带上儿子。
　　儿子对她说，我们吉他老师跟我说，高中毕业后别着急读大学。平常家长听到可能吓坏了，罗静说，我鼓励你，自己赚钱自己养活自己，到世界各地走一趟。
　　生活中的罗静
　　最后一攀
　　最后一座山是希夏邦马峰，海拔8027米，是十四座8000米中最低的一座。它不是犹如馒头包式那种山峰，它的最高点（即主峰）在一段陡峭、绵长的山脊上，辨识不易，屡屡出现登顶争议，错把中央峰当作主峰。拿到山峰所在地的官方登顶证，并不等同于国际认可，真顶假顶其实不过十几米之差。登山文化自有一套国际通行标准。就像真正的连登，指的是从登顶一座山撤到大本营，再转而登另一座山，仅仅撤到4号营地不能算数。罗静前十三座山，都是无争议登顶。
　　希夏邦马是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级山峰，根据规定，中国人只能在圣山探险公司组织下，跟随组织方向导攀登。2018年4月，机会终于来了。为了保证成功率，她从瑞士公司Meteotest购买了气象预测服务，还额外带上两位与她合作默契的夏尔巴协作Nurbu与Sanu。其中Sanu在2006年与2011年均登顶过希峰。
　　5月14日凌晨3点，她从3号营地出发冲顶，4小时后，她到达海拔7950米的位置。但就在这时，组织方做出一个决定，以安全原因命令罗静下撤。
　　当时天气不好，能见度比较差。罗静的登山联络人张越回忆，但毕竟只有早上7点多，远不到关门时间，也已经可以看到主峰。大本营的指挥者替距顶峰不足100米的攀登者做了决定。罗静不理解，两位夏尔巴伙伴也不能理解。过程里有信息沟通的前后不一致在罗静看来那是欺骗，组织方告诉她等几天再冲顶，但紧随其后，却宣布希夏邦马登山季结束。在那座山上，她不是自主的攀登者。
　　一种倦怠情绪占据了她的身体。回来后她就说，这个山不登了。组织方给她打电话，邀请她在秋季窗口期再来。她拒绝了。你先别下决定，对方说。第二次登山报名截止了，她迟迟未动。
　　山的诱惑终究在那里。最终她还是被添加进名单里，于2018年9月再次出发。这次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攀登路线与上次不同，队伍也扩大到17人。一切看起来很顺利。在9月29日，根据组织方的提议，罗静与另外三位民间登山者张梁、董红娟、刘永忠（他们都已完成其他13座）以手握安全绳的方式同时登顶。
　　理论而言，高海拔攀登，每个人应该按自己的节奏走，否则容易乱了呼吸，反而对体能的消耗更大。停下来，还容易造成冻伤与失温。手拉手登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张大校笑了，他眨眨眼睛，这种中国式的登顶，体现国人文化，凡事以和为主，不愿意分所谓的强弱。
　　消息传来，圈内雀跃欢腾。在顶峰拍下的镜头中，罗静很平静，扯着嘴角，努力笑了一下。
　　她隐隐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从中央峰横切到主峰的那段路似乎太短了，只走了10分钟，跟随的是组织方的向导。心存疑问，出山当晚，她就把登顶视频发给国际上两位鉴定专家。她又翻查资料，里面提到了两峰间要走1个多小时路程。
　　一个阴影掠过她的脑海：登错顶了。
　　10月1日，两位专家给她回复，经多方求证认为她没有抵达主峰。晚些时候，与她一起登山的夏尔巴协作Nurbu发来信息，我们只到了第二高点，这次没有成功，并在他拍下的山脊照片上画出了正确的路线。
　　罗静把这些消息告诉给组织方，她希望当即返回，再登一次。对方试图在情绪上安抚她，但当她说到要赶在国内到处宣扬我们登了十四座之前公布声明，对方再也没有回复。
　　她等了36个小时。她知道官方声明不会来了。接下来，她做了一件事。那件事本质上只和她有关，但涟漪扩散开来，必将波及更远地方。
　　10月3日早晨，她在个人平台公布了失败的消息。事实上，这也等于宣布了那支登山队伍所有人的失败，甚至为组织方的过往登顶报告提供了质疑论据。但没有中间地带，要么沉默，要么说，她必须二选一。决定做出的一刻，她就知道，肯定反响会不小。
　　随后，攀登组织方发出声明，认为此次已到达希峰的实际最高点，至于希峰最高点在2015年尼泊尔地震后是否发生变化，需测绘部门进一步论证。
　　那天半夜，程昕下了飞机，赶至罗静家中。他看到一张倦意、浮肿的脸，他从未见过她这个样子。作为她的朋友，他为她担心：赞助商陷入被动；她未来的商业价值严重受损；组织方颜面无存；队友感到背叛；她将成为公敌，中国登山界主流可能从此不见容她。
　　保持沉默有许多个理由，说出来只有一个理由。登山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数字，假如我为了这个头衔选择隐瞒，就背离了攀登精神、探险精神。罗静说。
　　程昕查看了罗静的沟通记录：向国际认证机构8000ers、夏尔巴向导、专业人士的求证，与组织方留言技术细节上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掰扯了。他不再劝解，现在只剩一个想法盘旋在他的脑中。那预示了罗静登山故事的终点，也总结整个故事的核心。
　　登山理念、人际关系和商业利益之间，她选了最前者。
　　下山
　　距离那一天，4年过去了。那就是她的最后一座山，她不再攀登。
　　经历漫长时间，后果渐渐浮出水面。她与2019年那支队伍的另外几位民间登山者关系破裂了。张梁拒绝与《人物》谈论罗静。他2020年出版的自传中，完全抹去了她的名字，尽管他们此前多有交集。程昕公司的代言合约到期后，未再续签。
　　国内没有再组织过希夏邦马峰的攀登。但就算有了下一次机会，她知道，在那座山上能够做决定的人依然不是她。
　　外籍人士报批国家体育总局后可自行选择线路攀登希夏邦马峰。理论而言，如果罗静更改国籍，她依然可以登到国际认可的那个峰顶，她依然可以踏入十四座俱乐部。但经历这一切后，十四座作为一个具体的目标，好像不再重要了。
　　曾经她是个雄心勃勃的女人。到底是执念自然而然消失了，还是因为先在客观上认识到完成的不可能，从而不得不把执念放下了？她回答不了。何苦这样自我逼问呢，她反问道，你不觉得那样人会很痛苦吗？
　　她称自己为登上13。5座8000米的人。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很多事没有中间地带，上或者下，生或者死，沉默或者说出来。13。5是怎么回事？0。5，是整个故事里最无力的部分，是希夏邦马峰之下那15米的误差。
　　据她自己说，宣布未登顶的一刻，她就释怀了。我很轻松。这是我的一个节点，我找到真正的自由。什么东西都束缚不住我，包括荣誉，包括我自己最初制定的目标。她重新认识了自己。她从不后悔。
　　无论对儿子还是朋友，她几乎没再聊过那个话题。
　　你说她放下了吗？我认为每个人心里面都会留那么一点点小疙瘩。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某种形式上有缺憾，可能是这个事情的终结。张大校说。他为罗静后半生不会活在执念里而感到欣慰。
　　4年里登山界发生了许多事。十四座俱乐部扩到了45人，其中一位是多次担任她协作的夏尔巴Sanu，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把十四座山全部登顶两次的人。尼泊尔退役军人NirmalPurja在2019年，用6个多月完攀14座，把最快用时提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纪录。我翻看罗静早年的帖子，发现在2014年登道拉吉里峰，他们做过队友。是的，他的第一个8000米跟我们一起。罗静承认。
　　罗静另一位夏尔巴协作Nurbu在2020年去世。他们在2013年认识，关系胜似亲人。他救过她的命。所有山上危险他都踏过去了，困扰他的问题在山下。他陷入情感纠纷，与他爱上的那位女子双双选择殉情自杀。
　　Nurbu没了。噩耗传来，张大校接到罗静电话，那是她说到的第一句话。她没有再说什么，电话那端是长久的哭泣声。
　　Nurbu突然走了，罗静可能离雪山又远了一点。张大校说。
　　她的梦境里从未出现过死亡。在Nurbu离开后，她梦到他了。他揣了个兜，站在她面前。Nurbu，你不是死了吗，罗静说。没有啊，挺好的，Nurbu说。是吗，那就好，挺开心的，特别开心，她说。那是一个开心的梦。
　　每个人终有下山那天。就这样结束了吗？她没有给出确切答案。
　　罗静与Nurbu
　　在她的讲述中，激情从未消失。在2018年末，她玩了一次滑翔伞，说来神奇，马上就爱上了。随后几年，她走遍了国内各个滑翔伞基地，还因此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他是一个滑翔伞教练。她终于还是把北京五环的房子卖了，拿那笔钱买了房车，四处周游。她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属于她。她靠演讲和做户外领队赚钱，维持一种物质极简的生活，每月生活费一度只要几百元。父亲去世后那个秋季，她开着房车带上母亲游历新疆，那是一段有补偿意味的时光，美好悠长。
　　与《人物》见面时，她又有了新的爱好，跳伞。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加自由，我在空中可以自由跳舞。她说。25跳完成，她就有了单人跳伞资格。200跳完成，她可以学翼装飞行。500跳完成，她要做跳伞教练。在她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视频里，她带上了母亲和儿子一起跳，当年的小不点儿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
　　在我停留的最后一天，罗静提议我们一起去跳伞。但在那个晴朗的上午，到达场地才得到通知，因为军事演练，跳伞学校的飞机不让上天。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解禁通知迟迟未至。我必须要离开了。遗憾永远存在，你做好计划，鼓起勇气，但超出你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发生了，这不是你的错。
　　重要的是过程。罗静已找到了答案。山上或者山下，她是同一个人。她是同一个人，无论她是否登上第十四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