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的故乡

　　我的故乡在景泰县城西北二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山村，这里三面环山，只有村子的东北方向敞开着，站在紧挨村庄西北的后大山上极目远眺，辽阔的内蒙古阿拉善草原尽收眼底。
　　不大的村庄被一条沙沟分割成南北两半。南岸地盘较小，称做南台，北岸占地大一点，是一座古堡，村民们都习惯叫城里。沙河两边是沉积了几百年的陈灰堆积而成的堤岸，高有一丈有余。
　　村子叫三眼井，的确，在城里有三口水井。一口在村西北的后大山脚下，叫上马泉，一口在城中心的戏台的旁边，叫中泉，一口在村子最东头，叫下马泉。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将地势较高的上马泉用管道引至地势稍低的村东头成为泉水，至今汩汩流淌，昼夜不舍，供应着全村的人畜用水，并且形成一个涝坝，浇灌着附近的菜地和麦田。中泉被填平干枯，下马泉废弃，但仍有泉涌出，废而不弃。这里泉水清冽甘甜，所以方圆几十里都有一个巴掌打到三眼井喝凉水的说法。
　　既然是古堡，肯定有一定的历史传承，翻阅史书果然有明确记载。据明史记录，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兵部侍郎兼三边总督李汶率军在大、小松山（今甘肃景泰、天祝寿鹿山昌林山一带）击败蒙古阿赤免和海部，将明朝国境线东扩400里，李汶上书朝廷废原来从靖远过兰州经永登天祝古浪到武威千余里的旧长城，修筑了一条从靖远过黄河经索罕堡直达武威只有400里的新长城，省时省力，这就是松山新边。为了加强对新边的支援和控制，新建镇虏堡、芦阳堡、三眼井堡、红水堡，连接省城，后又增修永泰堡（公元1608年）。据时任兵备道副使荊州俊所著《三眼井堡记》记载，三眼井堡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完工，规制和红水堡相同。
　　明亡清兴，这里失去了防御作用，虽然久为内地，仍然有兵驻守。至迟在清顺治时，三眼井设都司一员，属于四品武官。根据乾隆年间修的《皋兰县志》记载，三眼井有都司一员，把总一员，外委一员，马战兵十三名，守兵一百二十九名，在新边诸堡中驻兵最多。这主要是因为年羹尧在平定青海后，建议以明边为界，内地与青海诸部只可通市，不得互迁。因此，虽为一国，但在边内边外之间流动的人口，需要有通行证，得到批准，交纳税金后，方能迁徙。主要控制的是蒙古刺嘛到青海塔尔寺敬香，以及因蒙古各部之间的互动而引起的地方不安，所以这条道也叫喇嘛路。这在法国传教士古察伯的《鞑靼西行旅记中》有详细的记录。这个法国人装作蒙古喇嘛从北京去西藏，沿途路过三眼井，并在这里的驿站住了一晚，由于通关时，文件不全，遭受了边兵敲诈，他对三眼井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估计他是有史料可靠的第一个到达三眼井的欧洲人。
　　除此之外，在清朝，三眼井也是一个驿站。按清实录记载，应该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在裁汰武威，古浪等九驿后，新设了三眼井驿、宽沟驿和营盘水驿。在三眼井的过客中，最有身份地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康熙的十四皇子胤禵，他在西征的时候，路过并在三眼井住了一宿。在康熙五十八（公元1719年）年三月初五这天，这位西征途中的皇子在写给康熙帝的请安折中汇报到二月十二日宿于三眼井地方，恭阅请安折内朱批谕旨。另外一位是班禅额尔德尼贝丹益西即六世班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的清实录曾多次记载如何安排班禅喇嘛从西宁到三眼井的路线以及沿途驿站的料理事项，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六世班禅终于顺利到达热河朝谨乾隆皇帝。这个驿站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但作为税卡一直存在到民国初年。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以前，在三眼井这个弹丸之地，有人口一千余，三百来户。先有申、尚、牛，后有顾、梁、侯的说法，至今村里大人小孩皆知，这不光是说这六姓是较早来三眼井的，而是说当时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是当地殷实之家，家境富裕，有实力购置田产，有很多田产地名，都是按其姓氏叫的，如申家湾、顾家沟、侯家窑、牛家庄子，于家窑、于家淌、王家庄子等，城内有王家巷子、申家园子、侯家园子，城外有余家上园子、马家园子、马家街等等，这一切都是历史的见证。
　　据老人口口相传，当时堡内的王家巷、马家街、余家店铺、杂摊小吃馆、医药当铺，客栈粮店，生意红火；都司署、营务处人员进进出出，忙于办理公务，；营盘台子、教场滩，兵卒有序地操练；马号梁上的马号里，马夫牵马备鞍，驿员背挎公文袋，准备往下一站交送文书。庶民百姓，春种秋收，安居乐业，军民共处，其乐融融，在明末清初近两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也是三眼井兴盛之时。
　　到了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陕甘回乱，宁夏金积堡新教（哲合忍耶）第五代教主马化龙起兵反清，大肆屠杀汉人，他伙同从陕西西窜的回族叛匪马士彦、杨文治部杀入红水、三眼井一带，攻陷三眼井堡，他们将堡内变成人间地狱。叛匪将躲在关帝庙的数百名村民尽数杀戮，大街小巷，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杀人之后，随即一把大火，将鳞次栉比的民宅和商铺化为灰烬，大火经日不灭，以致于让这个昔日繁荣的山村沦为名符其实的灰堆村，也为古城堡百年后的彻底消失埋下了伏笔。经此一劫，百姓逃亡，人口锐减至三分之一，城垣残破。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驿站撤销，再加上民国战乱，迭遭天灾，三眼井便一厥不振，八十年间衰败不堪。
　　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三眼井这个古老的山村也焕发了生机。经过休养生息，经济逐渐复苏，尤其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恢复到七百余口，一百多户，分成两个生产队，又联合相邻小营盘水和红柳泉两个村子，三村四队，组建了三眼井大队。各种公共设施也陆续建起来了，大队部，供销社，医疗卫生站，兽医站，信用合作站，机磨房，戏台等应有尽有。最让人们高兴的是在原来五年制小学的基础上增加了初一初二两个年级，成为戴帽子初中，让三个村子的学生能够就近上初中读书，学校一度有十四、五名教师，学生达到二百多名，兴盛一时，这里也成为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年产生大中专学生的摇篮。三个村的文艺调演，篮球、拔河、秋千等比赛也是搞得如火如荼。一派兴欣向荣的景象，大有中兴之势。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劣和人口的增长，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加剧。五十年代初，古城堡除城门损坏外，其它四周城墙及角墩基本完好。但由于陕甘回乱造成城内全是深达二米到几十公分不等的陈灰，无土做土坯（盖房砌墙用的土块），村民们只好挖城墙取土建房，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蚕食，最终变得千疮百孔。文化革命时期将遍布村里的十几座庙宇当做四旧悉数拆毁。同时也随着景泰电力提灌工程一、二期的陆续峻工，经过前后两次的人口迁移，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这里日渐沒落，终于在一九八九年随着全体村民的整体搬迁成为无人居住的荒村了，而我也于一九八五年离开了故乡。
　　如今的三眼井，古城堡只剩下残垣断壁，昔日高大的灰堆也因为能做肥料被附近景电灌区的村民拉的荡然无存，若大的村子只有一户牧羊人在这里孤独的守护着羊群，荒草野丛中野免、狐狸时常出没期间，只有那清澈的泉水还在不舍昼夜的流淌着，仿佛它还依稀记忆着这里曾经的荣光。
　　这就是生我的故乡，是哺育我十九年的故土，它陪我度过了一个美好而艰辛的青少年时代，我却在它衰败之时离开了它，而它也成为我永远回不去了的故乡！
　　写到这里本该结束此文，但忽然想到有两点遗憾未能说到，一个遗憾是自始至终故乡都未能留下一张完整的照片，使后人再也无法见到它的真容，它也必将随着见证者的逝去而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另一个遗憾便是故乡到最后消失时也没能通上电，至亡它也没能被现代文明的曙光所照耀，这不能不说是故乡的悲哀了。
　　痛兮故乡，永无相见，鸣呼哀哉！
　　谨以此文敬献给正在消失的故乡！（2022年12月23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