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的回忆2016年9月10日北京国家博物馆

　　2016年9月10日北京国家博物馆
　　北京出差，忙里偷闲去逛了一次心心念念的国家博物馆。酒店在王府井，从东四沿着东交民巷以前的使馆区慢慢得走，想象着1900年义和团在这里忙活了两个多月，10万多人居然就没有打下来。慈禧老佛爷就住在近在咫尺的紫禁城内，估计天天都能听到枪炮声，不知道她这两个月是怎么过来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她这两个月过得不会踏实。
　　进入天安门广场要安检了，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天安门，心中会自然涌起一股豪情，这就是发自内心的爱国之情吧。
　　这几年在全国各地出差，只要有时间，都会去逛一下当地的博物馆，特别是省级的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基本上在各地博物馆内就是镇馆之宝级别的文物了。那天在朋友圈发了九张照片，都是代表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物了。
　　第一张是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这是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为新石器时代前期陶器，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它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
　　第二张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这是是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祭器礼器），于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完整无缺，体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有鬣。龙背有对称的单孔。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颚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被誉为三星塔拉红山文化玉龙，也称为中华第一龙。
　　第三张是象首耳卷体夔纹青铜罍，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1980年在四川彭县竹庄出土。它是一件容器，有盖，直口，方唇，双耳，圈足。盔形盖，饰四鸟形突棱，突棱恰成夔鼻。盔形盖中饰夔龙，肩部饰立体长鼻象双耳，双耳间各铸一立体卷鼻象首。肩上中间为一蟠龙，两边间以夔纹。腹部为卷耳大眼之夔龙，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是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它出土于四川，表明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西周初年就有很好的交融和交流。
　　第四张是四羊方尊，它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属炭河里遗址。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第五张是战国时期的青铜缶，它于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是战国时期曾国的物品，高124。5厘米、口径48。4厘米。缶盖上有4个环钮，盖用环链扣在肩上的龙形拱钮上。腹部有4个环钮，大概是供移动时捆绑绳索所用。缶的颈和下腹部饰有蟠虺纹组成的蕉叶纹，其上为3匝蟠虺纹，颈部有曾侯乙乍持，用冬（终）的铭文，表明它是曾侯乙王室所用的大型储酒器。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铜缶，也是战国时期最大的铜器。这件青铜缶采用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曾国是一个姬姓小国，战国时期为楚国的附庸国，与楚国的关系极为密切。曾侯乙在位时间是公元前453年前433年，被称为曾国的中兴之君。
　　第六张是秦兵马俑。国博的秦兵马俑展厅是两人一马，后面则是秦兵马俑的实地照片。秦朝留存至今最著名的文物，当然是西安的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兵马俑的雕塑技艺和雕塑手法极其精致，每一件都精雕细刻。大到身体结构，小到须发眉毛，都雕刻的一丝不苟。秦代工匠在雕刻技法上，把圆雕、浮雕、线刻有机地结合，对细部做了精细的刻画。如武士俑的铠甲，甲片的叠压关系和编缀方法被表现地清晰明了。在面部细节方面，制作者没有拘泥于刻画毛根出肉的真实，而是借用夸张手法，把一些细节塑造得有角有棱，比如说俑的眉毛和胡须，有的竖起、有的翻卷起来。这种夸张使人并不感到意外和失真，反而有助于人物精神、气质的表现，使其个性十分鲜明，诚挚地、逼真地再现了秦军的形象。2019年我才去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和秦兵马俑博物馆，真正领略了当年秦汉的波澜壮阔。
　　第七张是东汉击鼓说唱陶俑，它于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为东汉明器。东汉击鼓说唱陶俑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头上戴帻，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东汉击鼓说唱陶俑被称为汉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第八张是东汉的石天禄，出土于河南洛阳西郊，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作所作。天禄辟邪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第九张是西周的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间（公元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它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大盂鼎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这个鼎的收藏故事有点曲折，它出土后，被贩卖至文物市场，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把铜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购得了宝鼎，在他去世后，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毕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易示人。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日军侵华时，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英雄出少年，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潘承厚、潘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无所见，日军也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中国解放了。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同时也希望将两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大盂鼎藏入此馆。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走走停停，整整逛了六个小时，才算走马观花般逛完了整个国家博物馆。据说有文物爱好者用了整整三个月，天天来这里，认真观赏每件文物，做了扎实的笔记，才算对国博的文物小有了解。我在2020年计划用半个月时间走一下北京的大街小巷，主要看看名人故居和博物馆。没想到疫情居然肆虐全球已经两年了，还是未见好转，只能悻悻作罢。待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但愿疫情能暂告一段落，想着能在胡同走走，再逛一次国博，再次感受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风采。
　　PS：文中关于文物的详细描述，大多数来自于国家博物馆关于该文物的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