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虽然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其战术得当，造成的影响很大

　　绥远抗战又称为百灵庙战役，是1936年中国绥远地方当局傅作义部，与日本支持的德王等蒙古分裂分子之间发生的一场局部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以中国晋绥军、中央军全胜而告终。
　　虽然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傅作义将军运用战术得当，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绥远抗战的胜利曾掀起了全国的抗战热潮，甚至还诱发了西安事变。
　　绥远抗战示意图
　　下面就来回顾一下绥远抗战中所运用的成功战术，及其胜利给全国造成了哪些影响？
　　一、绥远抗战的背景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然而对于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而言，建立伪满洲国只是经营满蒙战略的第一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控制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并开发当地资源，将其经营成一个战略基地，然后依托这个基地对苏或对美开战。
　　于是，在中日之间爆发了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战败、让长城以北成了伪满洲国的地盘之后，日军转而西进，目标直指察哈尔、绥远。入侵察哈尔和绥远，日军采取的是代理人战争模式，即日军出钱、出枪、出顾问，扶植汉奸政权，策划分裂独立。
　　由日本人出钱、出枪而成立的蒙古伪军，于1936年2月12日在察哈尔化德建立了蒙古军政府，察哈尔彻底沦陷，绥远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
　　绥远抗战经过示意图
　　1936年11月5日，伪蒙古军正、副总司令德王和卓特巴扎布，向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发出通电，为侵绥战争制造借口。1936年11月8日，傅作义在复电中对德王作了驳斥。蒋介石也致电德王，对其进行规劝和责备。但德王在关东军的怂恿指挥下发动了对绥远的进攻，从而引发了绥远抗战。
　　二、傅将军用不同战术，取得最终胜利
　　绥远抗战从1936年11月15日开始，到12月19日结束。整个抗战又分为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三个阶段。指挥作战的傅作义将军，在这三个阶段中分别采用了三套不同的战术，率领我军将士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第一阶段的红格尔图之战中，傅将军一扫1933年时长城抗战中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方针，采取了主动出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我军掌握优势，机动兵力，把打击目标首先指向对中国威胁最大、敌主力所在之红格尔图，尔后再及其他。在正面部队顽强阻击敌军的同时，傅将军命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出敌不意地抄袭敌人后方，使其猝不及防。然后实施合围，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来犯之敌，让红格尔图初战告捷。
　　傅作义将军
　　到第二阶段的百灵庙之战时，傅将军又采取了奇袭战术，他首先乘敌在红格尔图之战失败，一时难以再犯之机，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他命令各部队昼伏夜行，竭力秘密，迅速逼近敌阵地；当全部攻击部队进入攻击位置时，百灵庙守敌仍在酣睡，竟一点也未发觉。
　　经过反复搏斗，我军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激战后将敌歼灭大半。至1936年11月24日上午9时30分，晋绥军收复了百灵庙。
　　日本人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命令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率领所属金宪章、石玉山、葛子原、赵奎阁等部在锡拉木楞庙集结，向百灵庙反扑。绥远抗战进入了第三阶段：锡拉木楞庙之战。敌以汽车100余辆运兵3000余人到锡拉木楞庙，准备反攻百灵庙。
　　在这一阶段中，我军除了奋勇阻击敌军的反攻外，还重视心理战、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来瓦解敌军阵营。傅将军认为，虽然对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死硬分子难以策反，但广大的汉、蒙官兵一般都有爱国思想，是不甘心当汉奸的。
　　绥远抗战中的我军装备
　　为了策反、瓦解敌之营垒，驻绥军在1936年夏即成立专门机构，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与伪军接洽。1936年12月8日，石玉山部1个旅在阵地反正。9日凌晨，金宪章也率部反正，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以下日本军官27名悉数杀死，同时向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突袭，将其大部歼灭。
　　1936年12月9日上午，晋绥军在顺利阻止了敌军反攻后，又攻占了锡拉木楞庙。此时，伪蒙军呈土崩瓦解之势，伪旅长安华亭率领2个团、伪团长王子修率1个团于1936年12月18日宣布反正。1936年12月19日，伪军吕存义部闻安、王反正，也率部投诚。
　　随着日、伪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伪军纷纷反正，使敌力大减，敌气沮丧，从而我军得以较小的代价获得重大的胜利。
　　1936年参加绥远抗战的晋绥军
　　在绥远抗战中，傅作义将军先后采取先发制人、远程奔袭的手段奇袭红格尔图与百灵庙；结合心理战与政治攻势，争取敌军纷纷反水，最终取得了胜利，绥远抗战的胜利，还让全国掀起了援助绥远抗战的运动高潮。
　　三、胜利后造成的轰动效应
　　绥远抗战是在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丧权辱国条约的情况下，我军所获得的胜利。它的取胜，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
　　绥远抗战的胜利，还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当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各地时，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捐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
　　更加可喜的是：绥远抗战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甚至诱发了西安事变。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1936年12月3日、7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
　　当时的报纸记载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决心。张、杨于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
　　总之，虽然绥远抗战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傅作义将军在此战中，先后采取了主动出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与出敌不意地抄袭敌人后方，及心理战与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三套不同战术，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此战的胜利还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甚至诱发了西安事变。
　　我们应该向英勇善战的抗日将领、战士们致敬，学习他们不怕牺牲，敢于痛击来犯之敌与汉奸走狗的英雄气概。巩固与建设好来之不易的大好河山，让人民永远享有幸福生活。
　　指挥绥远抗战的我方领导人（居中者为傅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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