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的九州五服制度与天下大一统思想

　　早在帝舜时代，所统治的天下已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抚交阯，北及幽州，广袤数百万平方公里。
　　治理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度而又要保证国泰民安，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王，更需要一个使天下各部族甘愿顺服的制度设计。
　　显然，像斯巴达、雅典这些占地百十平方公里、公民不及5万人的城邦国家那样，由全体公民（每次公民大会实际参加者不足万人）投票表决来议决国事的方法根本行不通。
　　卢梭和孟德斯鸠也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两位比较不赞同在法国实行共和制。于是大禹便分两次（第一次在涂山，今陕西潼关；第二次在会稽，今浙江会稽，别说在今河南伊川）召集天下部族首领协商意见，大家同意按各部族与大禹所在都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距离远近，将全国分为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并明确各服之地及百姓与大禹部族之间的关系和义务。
　　大禹五服制度示意图
　　南宋学者蔡沈（11671230）在其《书经集传。夏书。禹贡》中对五服的介绍是：
　　甸服：距都邑500里，由君王直接治理并收取赋税，分为五等。一等百里赋纳緫禾（青緫禾草可饲马），二百里纳铚（干禾带穗），三百里纳秸（去禾秸后的谷穗），四百里纳粟（含壳曰粟，即俗语的谷），五百里纳米（谷去壳曰米）。
　　侯服：距都邑1000里，君王不直接治理，仅控制部族领袖（诸侯），由诸侯定期向君王纳贡，分为三等。百里卿大夫邑地，再二百里男爵之国，三百里（起）为侯国。由内而外以邑地、小国、大国安排，自有道理，蔡沈对此的解释是：大可以御外侮，小可以安内附也。
　　绥服：侯服之外距都邑1500里，绥服之地只要安安定定服从君王的政教就行了，分为二等。三百里服文教，再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区域内的各部族安定了，君王和都邑的安全就有了可靠保障，前提是侯服及甸服也同样安定。可将绥服看作是君王权力直接所及的范围。
　　要服：绥服之外距都邑2000里，只要求服从君王的文教就行了，分为二等。三百里只要表明接受君王的文教就行，再往外二百里只需表示接受君王的刑法即可，亦为流放罪人之地（较之荒服流放要轻）。
　　荒服：要服之外距都邑2500里，不要求严格遵从君王的政教，只要按各部族礼俗进行治理就行了，分为二等。三百里礼简怠慢，来不距，去不禁，即政教之外，部族可自由便宜行事，再往外二百里不做任何限制，亦为罪人去国流放之地。这荒服应是针对蛮族和化外之民制定的政策。
　　大禹的五服制之智慧，不是今天的人所能完全理解的。坦率来讲，没有胸怀天下之仁心，设计不了这样的制度架构。
　　五服之地，连夏都安邑500里，理论上方5000里（周时1里约今415。8米，方5000里约合今制432万平方公里。下文方3000里约合今制156万平方公里），对于大禹的时代来说也太大了。
　　实际上荒服之地并不受帝禹节制，甚至影响力都很小，夏代君王实际统治的地区以要服之内为主，称为王制九州（因《礼记王制》而得名），而绥服之内被史家称为禹贡九州（因《尚书夏书禹贡》而得名）。
　　这王制九州实际上正是帝禹划分的九大行政区域，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雍州、梁州、扬州和荆州。
　　禹贡九州示例图
　　九州之名，今天还在使用，其范围大约限于北恒山（今河北曲阳县西北）、南衡山（今湖南衡山县东南）、西张掖（今居延县东北）、东东海构成的差不多方形的区域，大约156万余平方公里（即方三千里），《礼记王制》估算的面积为田八十一万亿亩。
　　《礼记王制》对四海之内的叙述为：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这里的近可理解为不足且接近于，遥可理解为有余或多一些。
　　九州之中，豫州居中（今河南为豫，亦以中原称之）。尽管夏都安邑不在豫州之内（在冀州西南角与豫州西北角附近）但接近豫州，也就马马虎虎可以算作国之中央了。
　　而帝禹所辖九州，便是王制所及的天下，这便是九州常与中国等同的缘由。而居中的豫州在夏代之后的王制时代，基本上成为君王都邑所在地。【注：夏亡后，成汤建都亳（应为西亳，今河南偃师，另有东亳在今山东曹县），商代曾经因黄河泛滥等原因，六次迁都，先后迁至隞邑（河南荥阳）、相邑（河南内黄）、耿邑（河南温县）、邢邑（河北邢台）、殷邑（河南安阳）、朝歌（河南箕县），除邢台在冀州外，其余在豫州；当然殷商迁都地点史家存有异议。周代定都镐京、洛邑，均在豫州。】
　　因此，强化了君王所在之地为中央之国的概念，相应地使天下范畴以中国为核心而向四周扩展，无所扩展之地便被称为四海。
　　就中国人在三代时期的地理知识而言，四海之内被理解为天下的全部，是不能去作任何责怪的。
　　所以，天下一统的观念包含着王制的地缘认知，任何君王都希望自己能力所及，使文教武卫及于四海之内的所有地区，而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怀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志，大概算不上什么错误。
　　至于后人强加给这句话的对王制国体的批判性误解，实是不理解中国王制国体的内涵所致。
　　而九州、五服、四海等概念，既在地理上无疑，也在君王和百姓的观念中无疑，它们体现的是中国人由内而外的对德治对象不断扩展的一种期望。
　　这种期望也可理解为是一种追求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不仅要服之内华夏诸方国应该走向大同，即便荒服之外的四海也应该走向大同，这便是《周礼》的天下观念。
　　早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便开始称中国（王畿及诸夏地区）为华夏，称边疆各族为远人，称包括华夏及边疆各族在内的四海为天下，周武王称自己为天子，对远人实行与王畿及诸夏地区不同的政策。
　　这一差等政策的实质还是大禹的九州五服制度。只不过周代所统治的地域更为广大。
　　此时，帝禹制五服的方5000里已经不能尽括，因而五服被改造成九服，且将原来大禹的都邑扩大成为王畿，即君王直辖地，大小方千里（似25万平方公里）。
　　王畿之外每远离王畿500里为一服，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和藩服，构成方9000里的王国。
　　依据《周礼夏官》职方氏及《周礼秋官》大行人记载，西周九服、各服与君王关系、朝贡规则等与大禹五服的对应关系，分列如表：
　　西周九服之制与禹贡五服之制的对应关系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周制九服的伟大创举及高大的国家治理智慧的话，那么现在给你一个方4500里的国度，且这块土地上居住着1500万人左右，你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呢？发挥想象力吧这并不容易。
　　《周礼》九服之制依据大禹五服而制不存疑义。但变动有二，一是扩大了王畿之地，由大禹时的方五百里扩大到方千里，直属君王，亦即君王有自己的直属封地，二是将各服之中诸侯或方国的朝见时间与纳贡之物做了明确规定。
　　这表明周代君王对天下方国和诸侯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增强，且由这一规定可以看到，第七夷服处理的是与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四夷的关系，第八镇服处理的是与化外之民（未开化地区）的关系，第九藩服则处理的是与藩属国（外国）的关系，夷服、镇服和藩服均在九州之外，但或在四海之内，所以被列在王制国体九服之中。而原来禹制九州之地现在只在男服之内，禹制五服之地现在只在卫服之内。
　　九服既定，天下之结构便由九州与四海关系构成，九州中国与天下四海的相抱容，则代表了中国先贤天下大同理想的情怀。此即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理想。
　　华夏壮美江山图
　　前述九州、五服、九服、四海、天下诸观念，奠定了中国王制国体的大一统格局，这一格局在《周礼》中已经具体应用到方九里的王城设计上了。
　　如果将此与井田制之田分九方、中为公田相联系，便不难看出，天下之中居王畿，王畿之中居王宫的国体格局了，而井田制之公田的设置，也出于同样的观念。
　　周朝九服制与夏朝五服制的关系
　　可以说，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理想，自黄帝统一华夏两族开始，就进入了伟大的历史实践，经帝舜及大禹共同制定九州五服制度开始，有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又经夏商周三代发展，到了西周之初时，已经成为完全成熟的国体了。
　　孔子作《春秋》，以鲁国史诠释（微言）王道王权大义，公羊高（战国时代齐国人）为阐释《春秋》大义而作《春秋公羊传》，将孔子《春秋》第一句春王正月之王正月解释为大一统也。
　　左丘明作《春秋左传》，对孔子《春秋》首句春王正月的解释是：元年，春，王周正月。
　　《春秋公羊传》对此的解释是：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何谓？谓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此大一统之大，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解释为推崇、重视之义，而将一统解释为元始的根基、基础之义。
　　孔子《春秋》首句春，王正月四个字，本来是讲文王于正月即位，因使用了春正月三字而被解释为重视王道法统之大义。可见，孔子之言，字字大义也！。
　　这反映的是，至少在孔子时代，王权的法统已经与礼乐制度融为一体，因而大一统的王道观念成为中国王权继替的法理根据。
　　任何为王者，必依据德配天地之品质方能获得天下之元始的尊崇地位，从而获得天下人的拥戴而成为合法的王。
　　中华帝王像
　　当为王者失去这一品质时，比如不行仁政于天下、不能维持天下的统一、不能使五服之内的百姓幸福安康等，其王权也就难以维持了。
　　这种观念，与希腊城邦国家血缘世袭之王（如斯巴达）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也与罗马早期（前510年之前）的国王概念不同。
　　这倒是与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位执政官和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屋大维，获得帝权的性质有几分相似。
　　而在屋大维于前27年由首席执政官成为奥古斯都皇帝的时候，中国的帝制已经有了近200年的历史，到汉成帝（前32年前6年）时间了。
　　【本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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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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