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谁说的更有理

　　吴钩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私生活方面存在诸多共同点。宋人说：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但他们在政见方面却几乎存在着全面的分歧：司马光维护祖制，王安石强调变法；司马光赞同藏富于民，王安石重视富国强兵；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认为开源即意味着政府要增设苛捐杂税，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王安石则认为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抛开情感与价值偏好的因素，是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有道理，还是司马光的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有道理？
　　如果司马光说的更有道理，那么显然，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将不会有任何进步，因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但肉眼可见的事实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相比，货财百物何止增长了千万倍？因此，哪怕是替司马光辩护的学人，也不得不承认司马光的判断不合现代社会。但是，赞成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往往又补充说：司马光的判断虽然不合现代社会，却适用于古代社会，比如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财富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制度革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而这些，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讨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没有上述这些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长，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配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问题。司马光所言，诚为不谬。
　　类似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写《苏东坡传》的林语堂：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然而，就算在王安石时代，理财只能是一个分配问题，货财百物也未必是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南宋陆游对此有过一番阐述：司马丞相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其说辩矣，理则不如是也。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方是时也，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自非治世，何代无之？
　　赵宋开国，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因此贫富悬殊，赋税不均，田连阡陌者多隐瞒田产，以逃避田赋。王安石推行的方田均税法，用意即是使分配更为得当，让兼并之家承担更多的赋税，平民相对减轻税负，这不正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办法之一？
　　更何况，在王安石那个时代，通过发展生产来增进社会财富真的绝无可能吗？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就是：宋朝去唐朝未远，宋朝的国土面积小于唐朝，但宋政府通过垦荒、灌淤、精耕细作、引进并推广良种占城稻、保护私有产权等方法，使得耕地面积大大增加，粮食亩产量也高于唐朝，所以宋朝才有大量剩余粮食用于酿酒，酒业空前发达；宋人才有底气称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
　　可以肯定地说，宋朝的社会财富总量与人均收入水平都超过了唐朝，而且同时还保持着人口的快速增长。这难道不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
　　王安石曾提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明代李贽有一段批评司马光的话，可作为王安石这一主张的注脚：（司马）光既知财货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则乌可已也，而可以数计邪？今夫山海之藏、丽水之金、昆山之璧、铜铅银锡、五金百宝之产于地者，日入商贾之肆，时充贪墨之囊，不知其几也。所贵长国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
　　王安石的变法，既是再分配的过程所谓抑兼并是也；同时也是扩大生产的过程所谓资之天地是也，比如有学者指出，在农田水利法施行期间，中央政府修建了超过11000个灌溉和防洪工程。除了农业水利工程建设，神宗时代的宋政府还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于运河、码头、桥梁、水磨的修建，投入于铜矿、铁矿、煤矿的开发，投入于对工商业的扶持与刺激。
　　所以，如果要我总结一句，我会引述黄仁宇的这个论断：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