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第三天，李克农密电陈毅寻一位同志，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49年5月30日，在上海刚刚解放的第三天，陈毅市长接到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李克农发来的密电，恳请陈毅帮忙寻找一位名叫李静安的同志，并且告诉陈毅，这位同志对党组织而言极为重要，如活着一定要火速把他护送到北平；如不幸牺牲了，尽可能找到他的遗体
　　1949年6月17日，陈毅以军管会的名义向上海市公安局发出008号电文：兹于1937年冬，延安党中央派往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同志，去向不明，特劳查。
　　很多公安一线的同志感到费解，李静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竟然让中央层面直接下令寻找，还能让刚刚担任上海市长日理万机的陈毅如此重视，而且找的这个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当然，谁也不会拒绝执行这样一个严肃的命令，市公安局接到电报后，通过线索找到了李静安的夫人裘慧英同志，通过从裘慧英那里了解才得知，原来李静安并非他的本名，他的本名叫李白。
　　在上海解放后，裘慧英一直在寻找丈夫下落，根据裘慧英得到的消息来看，李白大概率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只是还没有找到尸体。
　　之前，她曾在《解放日报》上看到报道说虹桥公墓、闸北宋公园等地，发现了数百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志士的遗体，裘慧英前去辨认，在认真仔细的看了几百具尸体后，裘慧英都没有找到丈夫的遗体。
　　不久，报纸上又登出普善山庄发现一百多名革命志士的遗体，裘慧英再次前去辨认，依然没有发现丈夫的遗体。
　　寻找丈夫遗体的过程是艰难且痛苦的，仔细辨认遗体的过程更是视觉与精神的双重冲击，她想要找到丈夫，假如丈夫牺牲了，一定要让他早点入土为安；可是她又害怕找到丈夫，没有找到遗体，那就说明丈夫还有生还的可能。
　　上海解放了，新中国即将成立，她和丈夫为之奋斗努力的目标终于要实现了，可是在上海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裘慧英都在这样的煎熬中度过，她多想她的丈夫某一天突然的出现，跟她一块分享革命胜利的喜悦。
　　然而现实很快打破了裘慧英心底仅存的那点幻想
　　一天下午，上海公安局的查访人员在寻找李白的下落的时候，从上海蓬莱公安分局一位留用的警察那里得知，在5月7日傍晚，确有一位穿长衫的囚犯被押上刑车提去，后来不又听说他在浦东杨思地区被枪杀。
　　根据这一条线索，杨思地区军政机关派人深入访问当地群众，终于在6月20日杨思附近的一块荒地中，挖出了12位被还革命志士的遗体。
　　裘慧英来到现场，看到一具穿着破旧长衫，身上早已是弹痕累累的尸体，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丈夫李白的尸体。
　　裘慧英当时痛哭流涕，悲痛欲绝，她想到过丈夫会牺牲，却没有想到牺牲后，还要被藏尸在这荒山野岭中，那一刻，她对敌人恨得痛彻心扉，发誓一定要替丈夫报仇，找到杀害李白的凶手
　　李白与她是在执行潜伏任务的时候相恋的，那是在1939年10月，当时年仅23岁的裘慧英受上级指示，让她到苏州河畔与一位同志接头，与他组建一个家庭，假扮夫妻，她的任务是掩护这位同志完成极为秘密的工作。
　　本来裘慧英一直想要到江南新四军的敌后根据地参加工作，但是对于上级指派的任务，她不能拒绝，于是很不情愿的来到苏州河畔的指定地点。
　　与他接头的人，个子很高，又特别清瘦，穿着一个长衫，模样也很清秀，这个同志就是李白。
　　裘慧英认为，只有地主豪绅资本家才能穿长衫，因此对李白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上级领导早就给裘慧英打过预防针，告诉她，这里是上海，李白同志是隐蔽战线的同志，他对外公开的职业是企业职员，你让他身穿八路军军服，还是苦大力打扮？
　　裘慧英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为了不露出破绽，两个人住在一起，她目睹了李白夜以继日的工作态度，了解了他的身世后，渐渐产生了感情，经组织批准，两人于1940年经组织批准结为真实夫妻。
　　尽管李白的年纪并不大，但是他的历史却十分丰富，不到30岁的他，在当时已经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了。
　　李白本是湖南浏阳的一个普通农家子弟，居住在张坊区白石乡一个偏僻的乡村，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13岁的时候就因为贫困而辍学，为了谋生，父亲把他送到了离家十多里元的乾源裕染坊当学徒。
　　旧社会做学徒是十分苦的事情，不但没有工资，还要做各种杂活，一旦哪里没做好，就要受到老板的责罚，很小的时候，李白就已经看透旧社会的不公。
　　1926年，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李白积极参加当地农民协会等组织，和农民一块进行农民运动，烧地主家的地契，罚没地主家的钱粮，为农民运动召开会议时站岗放哨，年仅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后，小小年纪的李白不但自己去参加赤卫队，还动员许多青年一块来参加，1928年7月，赤卫军配合红军夜袭张坊，获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李白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
　　1930年，随着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建立，李白和200多名青年一起到根据地，正式加入工农红军，李白被任命为红4军的宣传员，随部队征战在赣南和闽西等地。
　　随着军事斗争的复杂化，日益彰显出通讯联络的重要性，能够第一时间把情报传递出去，对战争的胜负起到重要的作用。
　　当时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缴获了一部电台，领导很重视，决定培养一批自己的情报人才，于是举办了无线电培训班，年轻好学的李白被选派参加了训练班，在训练班里，李白凭借一股子钻劲，很快掌握了无线电通讯使用技术，逐渐成为一名我军中无线电通讯能手。
　　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率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举行暴动，被改编为红5军团，中央军委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宁都工作。
　　正是凭借着过硬的技术，李白很快被调任到红13军担任无线电队政委，据当时13军的报务员靳子云回忆说：别看李政委长得一米八的大个，心可细着呢，战士的鞋破了，他把打好的草鞋悄悄地塞进战士的背包；战士病了，他端水送药，嘘寒问暖；他到无线电队不久，就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赢得了‘老婆婆’的称号。
　　在李白的言传身教下，很快将过硬的无线电技术教给了更多的通讯战士。
　　红军长征后，红5军团负责殿后，任务艰巨，而李白则带着无线电队100多人，带着各种重型器械前进，不但要打仗，还要完成收发报工作。
　　领导看李白太瘦，担心他吃不消，给他配了一匹马，但是李白从来都不骑，不是把马匹用来驮机器，就是给其他病号骑，在长征中，李白经常对战友们讲：只要我们在，那么电台就在，电波就不能中断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誓言。
　　在长征途中，有一次无线电队驻扎在贵州茅台村外的半山坡中，正赶上敌机轰炸，李白为了保护草屋门口还竖着的两根天线杆，他不顾生命安全，对准天线杆猛踢两脚，使其立住，敌机投下的炸弹就在离他不远处爆炸了，李白随即端起一挺机枪，对着敌机进行扫射，一架敌机被击中，李白也因此成了红军队伍中的名人。
　　到达陕甘宁根据地后，李白调任到红4军担任无线电台台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白早已做好了准备，随时准备开拔，随部队前去一块打鬼子。
　　然而李白没有等到出发的通知，却接到一个特殊的命令，一天傍晚，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来到李白那里，告诉李白，抗战爆发后，情报工作日趋重要，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围困，跟外界联系已经出现障碍。
　　为了打通情报渠道，党中央决定委派一个同志到国统区设置秘密电台，李克农推荐李白前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李白虽然不情愿，但是表示愿意服从党的指示，1937年10月，李白化名为李霞，来到了上海滩，住进新闸旅社，负责向敌占区转达党中央的政策，以及收集敌人的情报再转回党中央。
　　当时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指派机务员涂作潮和交通员王少春分别到新闸旅社与李白取得联系，随即开展建立秘密电台的任务。
　　想要在沦陷区建立电台十分困难，组建电台所需的零件都被当局严格限制购买，只能通过特殊渠道，一点点购买，在凑齐组装电台所需的材料后，想要找一处安全的架设电台房屋也极为不易。
　　只有租界相对较为安全，然而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来，租界早已人满为患，经党组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法租界租了一栋三层楼房，李克农有一位同乡朋友单志伊，为人正直，同情革命，其儿子是个医生，党组织于是决定将一楼作为诊所作为掩护，二楼作为李白的家，在三楼搭建电台。
　　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住在这样大的房子里，身份必然是有钱人家的大少爷，李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又行军打仗多年，哪里有一个纨绔子弟的样子，因此李白不得不学习如何去当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在吃饭和喝茶方面都要去学习，还要每天到灯红酒绿的地方去适应环境，对此，李白感觉十分别扭，心里也十分不安，战友们都在前线艰苦的打仗，而自己则在上海花天酒地？
　　有一次，李白情绪激动地对同志们说：我的战友都在前方流血战斗，可是我却在这里过着安逸的生活，我的心不安啊！
　　很快李白就克服了心理的障碍，他想到，只有以更加努力的工作，创作出更大的价值，才能对得起战场上的战友，很快他就投入到电台的搭建工作当中。
　　上海沦陷后，八路军办事处随即转入地下工作，后受组织安排，李克农奉命离开上海，电台的领导工作交给刘少文担任。
　　1938年春天，中共在上海的秘密电台终于搭建完成，那一天晚上，李白在家中拉上窗帘，把收发报机搬到写字桌上，接通电源后，然后开始向延安发出呼号，很快有了延安方面的回应，他知道，电台搭建成功了。
　　由于是临时拼凑的电台，功率并不稳定，在通报的时候，会有灯光和电键的声音，电波感应还会引起附近居民的电压的不稳，使得灯泡忽明忽暗。
　　为了减轻这种现象，李白的机务员涂作潮把发报机的功率由原来的75瓦降低到30瓦。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上海和延安相距过远，如果功率过小的话，经过干扰等因素后，有的消息无法传递到延安。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拥有过硬无线电技术的李白与涂作潮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
　　他们琢磨出一个新的发报方法，就是用收音机的天线作掩护，选择在敌人侦察较少的凌晨作为收发报的时间，这样相对较为安全。
　　然而凌晨是一个人困意最浓的时候，每天的这个时候，李白悄悄起床，安装好电台后，先把25瓦的灯泡换成5瓦的，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为了静音，还把一个小纸片贴在电键接触点上，这样就能避免光线从窗户照射出去，也能减少声音。
　　经过李白等同志的不懈努力，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终于架设了起来，中共中央通过上海可以把情报传递到全国各地，各种情报也可以从这里发往延安。
　　用收音机的天线作掩护，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察相对较少的零点和四点之间为通报时间。
　　鉴于李白电台的重要性，为了更好的领导电台，党中央于1939年2月，派遣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龚饮冰接任电台领导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湖南万源湘绣庄的总经理。
　　在5月的时候，李白居住的地方出了一些问题，龚饮冰指示李白撤出这个洋楼，然后另找电台搭建地点。
　　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龚饮冰认为，李白已经30多岁，却孤身一人，很难不让人怀疑，于是他决定物色一位在政治上可靠的女同志到电台来工作，扮作李白的妻子，可以更好的掩护李白，并且保护电台。
　　组织经过慎重的挑选，最终找到了早已入党的青年女工裘慧英，李白与裘慧英很快住进蒲石路蒲石村18号楼的一个房间。
　　按照当地居民的经济水平，组织上为他们购置了几件普通的家居，让他们像正常的夫妻那样隐蔽在那里，邻居们也都信以为真。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秘密电台的任务也很快加重，各方复杂的情报都要通过李白的电台传递到延安。
　　在夏天的时候，李白白天的时候把门窗关好，浑身湿透的情况下，把情报传递出去，在冬天的时候，温度十分低，李白在手指冻紫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发送电报，在李白发报的时候，裘慧英都会站在窗前或者门边，警惕地监视着周围的动静，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通知李白停止收发报。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了《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团结到底》《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文章，以及党中央对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具体指示灯内容，都通过李白传递出去。
　　为了减少交通员的露面，有的时候裘慧英会和李白装作散步的样子，把密电悄悄送到交通员的手中，两个人的默契配合，并且逐渐产生了爱情，经党组织批准，两人于1940年秋结为伴侣。
　　随着工作量的增加，这部由陈旧零件拼凑起来的电台经常发生故障，这大大降低了李白收发报的效率。
　　李白虽然有过硬的无线电技术，但是都是在报务方面，并不精通维修电台，一旦电台出现复杂的故障时，就不得不找机务人员前来维修，越来越频繁的维修，增加了暴露的危险，也使得李白产生了学习机务的想法，他想到如果自己会维修电台，这样当电台出现小毛病的时候，也不用总找机务员了。
　　对于李白的想法，龚饮冰十分赞同，为此，党组织在威海卫路338号开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有之前的机务员涂作潮伪装成老板，李白做账房先生，两层楼的公司中，一楼作为公司，二楼的两个房间作为李白夫妇和涂作潮一家的居住场所。
　　两层楼中间有一个4平方米的亭子间，十分隐蔽，用来放电台，这样的话，李白不仅能够跟涂作潮学习维修电台的技术，出了问题，也容易维修。
　　当然，作为一家私人无线电公司，必须要对外开设业务，不然很容易暴露，他们就以修理收音机为主，由于涂作潮技术水平高，收费低，公司的生意很快好了起来，附近的老百姓都把收音机送来修理，而李白更是在涂作潮的教导下，从容学习电台的安装和维修技术。
　　龚饮冰
　　经过半年的学习，到1941年春，李白已经能够十分熟练地修理电台，党组织决定让李白和涂作潮撤出338号。
　　1942年7月，李白夫妇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临时转移到福履理路福禄村10号，准备在这里搭建电台。
　　然而在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对英法等国家也不再容忍，很快把军队开进租界，并且公然搜捕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
　　为了收发报，李白把电台的功率降低到只有15瓦，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日本早已更新了无线电雷达侦测技术，很快锁定了李白发送电报的位置。
　　在阴历八月十四日夜晚，李白照常在阁楼里发送电报，突然之间，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翻越围墙，闯入李白的家中。
　　裘慧英在一楼发现时，立即上楼通知李白，李白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再发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这里出了状况，接着开始拆散发报机，然后藏了起来。
　　敌人闯进来后，不由分手就开始搜寻电台，很快在地板中找到了已经被拆散成一堆零件的电台，尽管李白再三解释，这不是自己的，但是一个狡猾的日本人，拿起李白的手说，指着手指上的茧子说：你是老资格啦！
　　李白和裘慧英很快被逮捕起来，关押到监狱中，敌人对李白进行了严刑拷打，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于是又把裘慧英一块叫了出去，看他们打李白，以期从她那里打开突破口。
　　当时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敌人不断地在他的脚后跟上加砖头，然后质询他们是给延安方面发报还是给重庆方面发报。
　　李白和裘慧英通过这个询问，猜测日本人并没有掌握实情，于是坚持声称是为朋友了解商业行情，做投机倒把生意用的。
　　敌人见李白没有说实话，继续用刑，不但用老虎钳拔掉了他的手指甲，还对他用了电刑，但是李白都经受住了，裘慧英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她依然没有出卖组织。
　　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一个月后，敌人先是释放了裘慧英，敌人派了特务跟踪她，想要抓捕更多的人，然而敌人的小伎俩很快被裘慧英识破了，并没有直接去找党组织，而是回到工厂做工。
　　为了营救李白，潘汉年亲自出马，利用特殊关系，将李白引渡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甚至不惜前去找汪伪特工总部镇江站的负责人，也是中共叛徒胡均鹤，让他帮忙想办法，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潘汉年绝不会去找一个叛徒来帮忙。
　　在76号李白依然坚持自己的电台就是私人商业电台，当时上海租界投机倒把的人并不少，大商人假设私人电台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关押了6个月后，经过一家酒店做担保，76号就释放了李白。
　　李白于1943年5月10日获释，然而却依然处于敌特的监视当中，敌特要求他不得离开上海、随时接受传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白无法开展工作，只得暂停下来。
　　潘汉年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白夫妇在威海路的一个路口，开了一个糖果店，这时他们有了一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但是李白却一再向组织申请出来工作。
　　裘慧英安慰他说：你这身体不好好调养一阵也没法工作呀。
　　李白却说：慧英啊，敌人打断了我的筋骨，但是没有摧毁我的意志。想到敌人对我，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的残暴，我更感到自己身上负有工作责任。
　　鉴于此种情况，考虑到李白的状态，龚饮冰曾想安排他到新四军那里继续工作，然而李白在已经准备好行李的情况下，却因为交通线被封锁，无法启程。
　　当时汪伪76号的特务眼见日本江河日下，也在重庆那面寻找退路，于是找到李白，让李白为重庆发报，李白刚开始的时候不同意，但是担心他们的报复，只得同意了，此后就以重庆报务员的身份为国民党和汪伪工作。
　　然而李白有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利用他们的电台，再用特殊频率和呼号，将红色电波传到延安去。
　　在延安的窑洞里，当和李白对接的报务员收到李白的呼号后，激动地说：李白出来了！李白出来了！可等着了，咱们整整等了一年。老李真行，用敌人的电台又干起来了。
　　很快重庆和南京方面报纸上的重要内容，都被李白利用电台及时传递到延安。
　　到1944年秋，李白的组织关系转到潘汉年领导的华中情报局，党组织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党工作。
　　李白于是化名李静安，带着妻子裘慧英一块离开上海，转移到浙江场口，然而不久之后，场口一带战事也开始吃紧，李白奉命离开场口，在撤退时，李白携带电台在船上被国民党士兵搜出，李白掏出自己的证件，敌人却没有认账，直接把他逮了起来。
　　李白故居
　　然而李白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经地下党组织派人出面交涉，李白夫妇于第二天被放了出来。
　　在日本投降后，李白与裘慧英在1945年10月返回上海，在张唯一的领导下，继续从事收发情报的工作，然而随着国民党反共倾向的暴露，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活动也十分猖獗，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也开始变得艰难起来。
　　即使如此，李白还是在黄渡路107弄6号架设了电台，白天去工作，晚上回到家里，用仅7瓦功率的电台与中央保持着联络。
　　从安全角度考虑，1947年上半年，李白将电台从黄渡路107弄6号转移到15号三楼，楼下的住户是党的情报工作者潘子康与何复基夫妇。
　　国共内战爆发后，张唯一等奉命离开上海，电台的领导工作交给了李清风。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解放战争的开展，李白依然紧锣密鼓地将情报传递到党中央。
　　在辽沈战役期间，李白及时将国民党军队经海运从葫芦岛登陆增援东北战场的情报发送到西柏坡，为解放军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淮海战役时，李白及时将黄维兵团由华中地区北上增援淮海战场的情报传递出去，让解放军有了充分的准备。
　　可以说，李白的电台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传递出去，让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十分恼怒。
　　当时国民党特务为了防止秘密电台工作，到了晚上的时候就采取用电管制，进行分区停电，白天又会有大量特务和军警巡逻，让李白的电台工作难度增加。
　　当时李白一边将重要的情报发往中央，一边建议李清风建立预备电台，一旦自己被捕，不至于使得联系中断。
　　在李白的协助下，预备电台很快建立起来，然而由于北平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很快上海这面也受到波及，毛人凤为了破获中共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将原北平电监科长叶舟秋调到上海，配合美国最先进的电台测讯车，很快将李白电台的位置确定下来。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开始在李白家附近进行搜查，放哨的裘慧英发现后，连忙让李白收藏机器。
　　听到这个消息，李白怔了一下，不顾险情，很快将剩下的几段电文发送出去，然后把电文底稿撕碎后扔到厕所里。
　　尽管楼下的潘子康故意拖延时间，让李白有充足的时间把机器藏好，但是敌人还是发现了，于是将李白逮捕。
　　李白被关押在四川北路警备司令部稽查第二大队，敌人对李白进行了连续30多个小时的刑讯逼供，然而李白都没有招，敌人见硬的不行，就采取威胁，将他的妻子和儿子抓来诱供，李白依然不为所动，敌人没有办法，只得把裘慧英和孩子释放了。
　　李白的坚贞不屈，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机密，保护了预备电台，使得自己在被捕后，预备电台依然与党中央顺利联络，为最后解放军顺利解放上海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3月，裘慧英带着孩子到监狱去看李白，发现他的双脚已经断了，根本无法独立行走，还是在两名难友的搀扶下出来的。
　　他们5岁的儿子见了父亲，说了一声：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抱我？
　　李白不知如何回答，但是裘慧英听着丈夫与儿子的谈话，犹如万箭穿心，由于裘慧英已经说不出来话，敌人很快将她赶了出来。
　　在解放战争的尾声，国民党在三大战场的相继失利，企图通过和谈以达到南北分治的局面，特务们对于李白等同志的态度趋于缓和。
　　在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押到蓬莱路警察局，在这里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
　　裘慧英收信后，5月7日上午，裘慧英最后一次到监狱去看望李白，当时的李白已经脸色苍白，由两名难友搀扶着，他对妻子说道：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全国快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们无论生死，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
　　然而裘慧英不知道的是，当天夜里李白就被特务秘密杀害了
　　裘慧英在解放后一直在寻找李白的下落，然而与裘慧英一同寻找的还有党中央。
　　鉴于李白在中共地下情报史上的卓越贡献，李克农已向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推荐李白担任新中国第一任邮电部部长。
　　因此密电上海市首任市长陈毅，让其速查李白的下落，经过公安局的努力查找，很快在浦东杨思地区找到了李白的遗体。
　　当时李白等烈士被特务秘密杀害的消息登上报纸后，群众纷纷向公安局提供杀害烈士的线索。
　　1949年8月27日，上海市卢湾公安分局局长吴萍从警察局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邀功报告，同时根据公安局的奖惩评改会通报中发现史致礼和强元贵两名警员参与抓捕行动而立功，很快被公安局抓捕，然而追查杀害李白的凶手一直没有停止。
　　1950年3月30日，上海虹口公安分局得到报警电话，有一名中年男子携带一批军用通讯器材前来纳税，感觉可疑，后经公安局人员盘查，发现此人曾参加军统达10年，主要负责电台工作，经过对他的审讯，上海公安局抓捕当时1948年4月，国民党设立的电讯监察科的唐跨凤、林杰，以及混入到人民军队中的侦测员徐鸣秋。
　　经过对徐鸣秋的审讯，才知破坏李白秘密电台的主要凶犯为叶丹秋，叶丹秋是国民党军统的大特务，曾有着16年的军统特务身份，经过一番缜密的部署，终于在1950年9月18日将其逮捕归案。
　　根据更多的资料显示，在国民党即将溃败之时，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森于1949年5月7日根据蒋介石的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示，将李白等烈士押运到浦东杨思地区秘密杀害。
　　为了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1951年1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叶丹秋死刑，立即执行，其他相关罪犯，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进行量罪受罚。
　　对于李白的死，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感觉十分可惜，隐蔽战线是见不得光的，革命一天不成功，就要在黑暗中一直潜伏，可是李白距离革命胜利就差了20多天。
　　每次想到李白，李克农就十分伤痛，在1957年时，李克农向中央提议：要拍部电影，表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李白的事迹。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李克农提供的材料，以李白为主要原型，参考了其他烈士的事迹，拍摄了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影片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该影片讲述了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李侠潜伏在汪伪特工总部76号，用高超的间谍手法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故事。
　　在影片的结尾，李侠的电台暴露，敌人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他依然镇定地通过电码向延安的战友告别：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