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中国在媒体公布了一条新闻,新闻的内容是在11月23日,在首都北京的一家法院开庭审理了两起美国间谍案。 这则消息一公布,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美国政府的表现,既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又像道貌岸然的绅士被扯下了遮羞布。 法庭上,十几名案犯站成一排,面向审判席。大厅内是参加旁听的几百名北京市民。在证物陈列桌上摆放有冲锋枪、手枪、照相机、密码簿、收发报机、空取器、美元、求救器等大量证物。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所有案犯均承认了对他们的指控。 那间谍案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放线钓鱼、将计就计 这是美国政府又重新策划的一个第三势力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全是由美国中情局培训的中国人,这类人的立场是不支持蒋介石,而又仇视共产党。美中情局意欲将这类人组织起来,向他们提供经费和培训,在中国内地打游击、搞破坏,以图发展壮大。 1952年,有两批第三势力成员被先后派遣到中国东北吉林,隐藏在茫茫群山之中。中情局为监督这两批人的情况,同时取走他们搜集的情报,又向中国内地派遣了一名骨干分子,名叫李军英。 李军英被培训了数月,基本掌握了从事间谍所需的格斗、通信、偷窃、隐藏等技能。被推荐返回国内执行任务。 与吉林省安图县山区的两批成员联系上后,李军英按中情局的指示进行了相应的工作考察和情报汇总。任务接近完成时,他给中情局发电报,要求返回中情局驻日本的间谍机关。 中情局指示他按照原路返回,即从深圳罗湖偷渡出去。但李军英却提出由飞机接应返回。 他这段时间在大陆行动,每次出山都会受到层层盘问,步步查验,使他感到仿佛时时刻刻都有人在盯着他、监视他,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从东北到广东数千公里,说不定刚登上火车就会落入网中。 由于在朝鲜战场上陷入胶着,美国急欲在其它方面有所突破。再加上需对游击队成员进行空投食物和弹药补给,所以中情局就答应了李军英的要求,同意对其进行空取。 那时尚无直升飞机,所谓空取是美军研制出的一种设施,可以通过固定翼飞机在不降落的情况下将地面上的人接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防空雷达数量很少,美国军机经常偷越国境进入中国领空。 但空取却比空投的难度高多了。11月的吉林,早已降下大雪。渺无人迹的丛林中积雪过膝,这伙游击队员首先得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去找到一片稍微开阔的雪原做为空取地点。 翻过两个山头,他们终于发现一处相对平旷的开阔地。他们正想欢呼胜利时,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两个人正端着枪注视着他们。这可把十几个游击队员吓坏了,立即摘枪准备作战。 可看仔细看后发现,那原来是两个打猎的山民。想起自己身穿志愿军军服,这些游击队员便装做若无其事地向着远处的猎人招招手,赶紧向另一方向走去。 奔走了一天,终于将空取地点选定,时间定在了1952年11月29日夜。 中情局在日本的间谍机构为这次行动也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 原计划由两名中国人随飞机前去空取,由于特殊情况,机构临时指定由唐奈和费克图亲自去执行这次任务。他俩的任务是,当地面人员被钩起之后,在飞机上操作绞盘,将人员拉回机舱内。 执行任务的飞机是c47运输机,飞机的军用标志被全部清除,化妆成了一架民用飞机。 那天夜里23点57分,空取地点的上空由远而近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 随即雪地上燃起了三堆篝火,飞行员看到有几个人在地上走动,其余情况一切正常,便开始俯冲将几个包裹投了下去。包裹内有一封信,向下面的人说明空取要进行两次,第一次是试飞,第二次正式行动。 20分钟后,飞机又返了回来。俯冲的同时投放了照明弹,将雪原照得如同白昼一样。 正式空取开始,飞机一边俯冲降低高度,一边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放慢了飞行速度。 再次投放的照明弹,将天地照得雪亮,飞机的轮廓也在空中清晰地凸显出来。这次,当飞机下降到距地面约有200米高时,突然,从丛林和雪地里同时伸出十几门高射炮及高射机枪。 一声令下,所有的枪炮同时开火,炮弹和子弹在夜空里连成红色的光链,突然和密集的射击瞬间击中俯冲下来的C47运输机,飞机中弹后很快就坠毁在地面上,一声巨响后,机头部分燃起熊熊大火。 原来,中情局这次行动早已被中国公安部门掌握。在公安部的统一协调下,使用放线钓鱼、将计就计的策略导演了后半场的行动。 事情是这样的,李军英慑于内地强大的反特、剿匪压力,整天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中。1952年9月27日主动到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随后,根据李军英的交代,当地军民采取行动,抓获了所有的第三势力成员。 随后,公安机关继续通过电台与中情局保持联系,同时也在空取地点布下了天罗地网。 机头燃起大火后,却只见有两个身影从机舱后部逃出,向远处跑去。围捕战士大声呼喊,很快将二人捕获。原来,两名飞行员坠机身亡,而在机舱后部的唐奈、费克图二人却仅受了轻伤,保住了性命。 经过公审,唐奈、费克图均以间谍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 3封阴谋的电报 信息公开后,美国政府迅速开始施展他们颠倒黑白的伎俩,一方面,在舆论上鼓噪这两个人属于军队文职人员,原本二人是在朝鲜坐飞机回日本基地,不知为什么失踪了,而飞机绝对没有进入中国领空; 还有一个版本是说,二人偷乘了这架运输机,但也是意欲飞往日本但飞机却中途失踪。 大作舆论宣传的同时,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也厚着脸皮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原本美国一直标榜不与中国作任何接触的。 戈温向沈平递交了美国政府的书面声明,其中重复的大部分是媒体的相关叙事,指责中国这样审判是不人道的。威胁中国应尽快释放唐奈和费克图,恢复其人身自由。 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沈平回复说,中国依照本国法律对唐奈二人进行审判,是主权范围内的事,不接受美国的抗议。 以后美国又通过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表达了对中国的抗议,但中国政府依据大量事实以及唐奈等人的交代,对美国的抗议给予了严词驳斥。指出二人的身份并非美国所谓的平民,也不是不明原因的失踪,而是彻头彻尾的美国派遣间谍人员对中国进行的间谍活动。 虽然美国各方气势汹汹对中国进行声讨,但中央情报局却躲在暗处,默不发声,因为事实的真相他们比谁都清楚。 根据解密文件显示,美国政府看到咆哮和指责吓不到中国政府,就想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向中国施压。他们的想法是,联合国是国际平台,若中国不接受联合国的意见,中国的形象就会被进一步抹黑。那么西方对华围堵的战略就会更加巩固。 第一步首先是绑架联合国。美国召集一帮西方盟友共同向联合国发出提案,指责被中国审判的两名美国人属于朝鲜战争的战俘,中国违反了停战协议有关交换战俘的规定。试图模糊和掩盖唐奈等人是间谍,而非战俘的事实。 在美国操纵下,联大以多数成员赞同通过了美国的提案。 为了回击美国的阴谋,中国外交部国际司起草了应对意见,提交给章汉夫和乔冠华。 意见认为,美国在国际上的一系列炒作意在制造亚洲、重点是中国周边局势的紧张,以便针对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其次是混淆是非,逼迫中国放人。 为此,建议应将起诉和审判美国间谍的法律文本传给联合国。要求分发各成员国,一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驳斥美国的阴谋,第三,能够配合我们控诉美国侵占台湾的罪行。 意见十分具有针对性,章汉夫与乔冠华研究后很快报给了周恩来总理。 第二天,周恩来就安排工作人员传达指示,不同意这种应对。 章汉夫与乔冠华开始时感到不解,当工作人员说清原因后,二人才感到周恩来站位更高,更能把握问题的实质。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依法审判美国间谍是中国内政,没必要去联合国评理。联合国或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去联合国说理,反倒给了别人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的机会。至于美国纠集一部分国家在联合国叫骂,由他们骂去,我们不怕骂。 美国这个提案通过后,球踢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脚下。为表示忠于职守或是其它原因,该秘书长竟在提案通过后一个小时,分别在下午5点07分、5点12分和5点19分,接连给周恩来发去三封电报。这种情况在联合国历史上相当罕见。 周总理的高明 三份电报其实却指向同一件事,并且均使用了非常礼貌的外交辞令。 第一封电报的大意是,联合国确认了中国审判美国战俘一事。作为秘书长,责无旁贷要履行职责。希望能去北京与你见面商议。这封信毫无疑义是表达了想与周恩来面谈的愿望,并同时为美国进行发声,将美国间谍混同为美国战俘。 第二封信建议如果总理同意他访问北京,那么他在12月19日、20日两天,身在斯德哥尔摩。中国的大使可与其见面,商议具体行程安排。这是假定中国同意他访问后,进一步确定沟通的渠道。 但其实他完全不必这么着急,若中国对第一封电报进行答复,自然会商议下一步如何沟通事宜。所以,这份电报更多地是包含试探的成分。 第三封电报声明,他的赴京计划尚未公布,愿意等待24小时与北京同时发布。这既是一种礼节与尊重,同时,也有督促周恩来尽快答复的意思。 周恩来看过电报后,指示乔冠华去草拟一份电报回复搞。并且口述了电报的三个主要内容。第一,联合国不该帮美国来向中国索要间谍,而应去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向中国派遣间谍,颠覆合法政府。 中国依法公审美国间谍与战俘无关,不能因为他们被空投到中国,身穿联合国军军服,就把他们说成是战俘。 联合国是主持正义的机构,相信你能够理解我们的愤慨,你若为此事来与中国谈判是不适当的,若是因为其它原因来华访问,我们非常欢迎。 起草好的电报稿交到周恩来手里,看过后,周恩来却轻轻放在桌子上,反复斟酌后,电报并未马上发出。 中国迟迟未予回复,引起美国等国的各种猜测。 而周恩来却在思考,简单挡驾哈马舍尔德,确实可以表示中国的强硬态度。但这也是一个争取哈马舍尔德的机会,若能以此为机会,也许可谋求在外交领域取得更大突破。 12月16日,周恩来要求乔冠华重新起草两份发给哈马舍尔德的电报。一份要针对间谍案表明中方立场,这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要求分发给除台湾外的所有联合国成员。 另一份要写的简短,写三个意思。一,为了缓和国际关系,我们愿意在首都北京接待你,与你谈中国的和平问题;第二,关于你来电提到的间谍案,中国的立场详见另电。第三,你何时来北京访问?我们欢迎你。 1954年的中国刚结束抗美援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以及受其宣传蛊惑的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抱有敌视或疑虑态度。中国为融入国际社会,正努力打破外交困局,使更多国家了解新中国,揭穿美国的恶意抹黑。 周恩来在邀哈马舍尔德来华一事,不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利用国际平台发出中国声音,宣传中国主张,维护中国主权。 所以他决定摒弃仅仅在电报里驳斥美国故意炒作间谍案一事。而是欢迎哈马舍尔德到北京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向国际社会传递新中国爱好和平,反对霸权,反对侵略,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立场。 两封电报于第二天发出。哈马舍尔德立即回复:期待尽快与您见面。 1955年1月5日,哈马舍尔德到达北京。当天下午,周恩来就在西华厅接见了他,周恩来称其为中国人民的新朋友,这让哈马舍尔德非常高兴。 当晚,周恩来设私人宴会招待了他。在非正式会谈中,气氛非常轻松和谐。他们谈的话题很广泛,从联合国的作用到美国的侵略政策,再到贫穷落后国家的发展,周恩来都广泛介绍了中国的立场,与哈马舍尔德进行了坦诚地沟通和交流。 哈马舍尔德以前对中国知之甚少,通过与周恩来的交谈,使他对中国的总理、对新中国的政权一反过去刻板的印象,而是有了全新的认识。 第二天正式会谈开始。会议室里在坐的还有章汉夫、乔冠华,以及法律专家周鲠生。 针对审判美国间谍案,周恩来郑重重申中国立场,首先不接受联合国在该问题上的决议,表明这是中国内政。 周恩来指出,这次会谈双方应从政治的角度来探讨缓和由间谍案引发的紧张关系。指出炒作该案件本身才是美国的目的,美国是想达到诋毁中国、煽动国际反华、排华的效果。 周恩来还指出,联合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很不公允。 但哈马舍尔德却避重就轻,转弯抹角的将间谍与战俘的概念进行转换和捏合,基本上重复了美国的说法。 双方你来我往,从事件的细节梳理到法律上的认定,都各自阐明了立场和观点。 但结果确是在大部分问题上都很难取得一致,周恩来遗憾地说,我们一致的见解竟这么少,不同的看法却比较多。 为展示中国的善意及缓和会议气氛,在最后一次会谈时,周恩来主动提出,可以让罪犯的家属来中国探监,中国政府会提供必要的帮助。 哈马舍尔德希望能得到几张美国间谍在狱中服刑的生活照。周恩来答应下来。 从哈马舍尔德的角度来看,他此行的收获就是最后一次会谈的成果。而站在中国的角度,中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传递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让国际社会听到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和声音。 哈马舍尔德离开中国时,外交部交际司将周恩来送给他的礼物送了过去。包括一个珐琅烟具、一套福建漆盘,还有四斤茶叶。 哈马舍尔德返回后,很快公布了中国政府允许犯人家属探望的消息。很多家属感到非常高兴,便欲启程前往中国。但美国政府却担心他们编造的中国监狱虐囚的谎言被揭穿。 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便写信给15个美国间谍家属,阻止他们到中国去。同时,鼓励他们向中国写信,哄骗他们这样可以尽早使亲人获释。美国政府表面上是为自己的国民着想,可骨子里却全部都是政治上的算计。 事情并没有结束,中美在日内瓦的两个领事每隔一段时候就要约见并争吵一次,美国千方百计想逼迫中国释放美方间谍,中国却要求美国不得为留学生回国设置障碍。 1955年7月13日,美国通过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向周恩来转达口信。建议双方谈判从领事级别升为大使级别。周恩来综合考虑后,同意了美方的建议,决定由驻波兰大使王炳楠担任谈判代表。 中国对大使级谈判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安排了谈判的方案和策略。并做了大使级谈判之后开启外长级谈判的准备。 谈判策略之一,是在谈判之前,中国主动宣布释放另一起间谍案中的11名美国间谍。中国这一举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但这里面却不包括唐奈和费克图。 然而人们对大使级谈判期望值过高了,双方断断续续一谈就是九年,却没有达成任何成果。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机。基辛格提出释放关押的唐奈和费克图。考虑到二人在服刑期间表现较好,中国方面宣布对二人进行减刑,费克图即时释放,当时已服刑19年14天。唐奈由无期徒刑改判有期徒刑,需继续服刑五年。 关于唐奈,尼克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公开承认,唐奈是中情局间谍。他在1972年访华时,曾要求中方予以释放。 1973年春天,唐奈的母亲中风瘫痪,尼克松在公开场合呼吁中方出于人道主义,对唐奈实行赦免。中方做出了积极回应,在1973年3月14日提前释放了唐奈。 至此,数度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这一间谍案彻底落下了帷幕。它既是特殊时期中美博弈的产物,也是中美外交史上的一条显豁脉络。 2021年11月17日,84岁的唐奈在美国去世。但他的离去并不意味着那段历史会被永远地湮没和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