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战略家毛泽东预判引领和掌控时局的能力无人能及

　　1936年7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初次见面，毛泽东留给斯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位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无独有偶，同时代的许多日本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不久就爆发了西安事变，也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展现出了无人能及的预判、引领和掌控时局的能力，而这正是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伟大之处。
　　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1、预判时局：毛泽东最早提出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说来的确是匪夷所思，毛泽东这种天才战略家的禀赋，其实早在1917年，他还只有24岁时就已经展露出来了。
　　当时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即将改组的消息传到中国，很多人幼稚地寄希望于他下台后日本会改善对华政策，而毛泽东却在7月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敏锐地断言：中日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并提出要国人自强以警惕日本。
　　19年后，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谈及当时中国人民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及这样的观点：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取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因此，抗日战争的前途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获取胜利的战略方针是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再辅以局部的阵地战。
　　要知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每战必败，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为保住上海而进行的淞沪会战投入70余万兵力，最终还是全线溃败。从此亡国论长时间笼罩着全国。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竟然能对时局作出如此超前而又精准的预判，毛泽东这种超越同时代所有杰出人物的战略眼光是非常了不起的。
　　西安事变前后的蒋介石2、引领时局：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毛泽东在准确预判时局的情况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引领时局向好的方向发展。要知道，时局要向好的方向发展，等是等不来的，靠也靠不了谁，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时局从严重恶化向好的方向引领。毛泽东在这方面又展现了他天才战略家的一面。
　　蒋介石从五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开始，就铁了心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逼迫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数万里长征，把红军赶到了西北，还不甘心，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疯狂围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及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其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重点就是想办法联合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而这项工作就是由毛泽东本人亲自领导的。
　　毛泽东经过数月工作，比如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就此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并开始形成了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以及互派代表的崭新格局。
　　毛泽东通过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既让他们慢慢理解、接受和支持了中共的主张，又从大局和私人感情上给他们极好的建议和关心，让他们深受感动，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为红军的友军，并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3、掌控时局：毛泽东用软的和硬的两手实现了逼蒋抗日的目标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在通电中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并把对蒋介石的称呼从蒋贼改为蒋氏，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6月20日，中共中央同国民党直接对话，发布《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我们愿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8月，毛泽东又提出现在不适合提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而是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
　　毛泽东及时把抗日反蒋的政策调整为逼蒋抗日，提出，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的国民党各派，作为统一战线的主要争取对象，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我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的路上，如果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直接和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又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钦佩和赞扬；还努力联系各地实力派，如李宗仁、白崇禧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和支持。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工作。
　　两广事变后，蒋介石把毛泽东的争取和忠告视为软弱可欺，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向西北大举进攻，围剿红军，想给红军以重创后再到谈判桌上来和中共谈条件。彭德怀和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夺取了山城堡战役大捷，粉碎了蒋介石进攻，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嚣张气焰，把他们乖乖打回谈判桌上，有力促成了逼蒋抗日目标的实现。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变本加厉地调集30万大军准备加大力度围剿红军，带着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蒋鼎文、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卫立煌和军政部次长陈诚，以及其他军政要员十多名飞抵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队开到陕甘前线围剿红军。
　　张学良和杨虎城无法接受蒋介石的逼迫，痛哭流涕向蒋介石苦谏，反遭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张杨二人被逼入绝境。与此同时，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终于迫使张杨二人下定决心，于12月12日凌晨对蒋介石采取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可以说，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促成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转变，结束了十年内战的错误政策，转而达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因而，西安事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全民抗战的真正开始。而这一切，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战略家毛泽东运筹帷幄而争取来的美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