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哪些人是萧太后的后代

　　繁衍，是世上最顽强的力量，它让每一个民族都可以顽强地延续下来，只不过是或隐或现罢了。绝对灭绝的现象，事实上并不多见。通常所说的灭绝，顶多也就是个性化的东西消失了，被同化了。但同化并不是灭绝。
　　人们都知道契丹被蒙古彻底灭掉了，但说的则是作为一国家形式而已。作为一个民族，契丹还是有大量后裔存在的。这一点早就听说过，周峰先生集名家研究成果公布出来，让我们探寻的目光更集中了。
　　刚读周峰先生的《曾经威震东北亚统治北中国的契丹遗民今何在？》，觉得很有趣。这篇文章这样说
　　首先，整个的达斡尔族是契丹的后裔。
　　达斡尔人传说其祖先几百年前在首领萨吉尔迪汗的率领下，从原来散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地方也就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迁居到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一带修边堡，从此便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一传说有其历史背景。金朝为了防备北方诸多蒙古部族的侵扰，曾大规模地修筑界壕，界壕是包括城墙、壕沟以及边堡在内的立体防御体系，也就是金代的长城。由于界壕的修筑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萨吉尔迪汗率领的契丹人可能就是被金朝强迫征发而来的。另有文献记载，辽亡后，曾有一部分契丹遗民在库烈儿的率领下向北迁徙，今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山，直到明末清初，根河一带的达斡尔族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而达斡尔族一直供奉的本族菩萨也名为库烈佛。
　　刘凤翥先生《从契丹小字解读达斡尔为东胡之裔》（《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1期）一文认为，达斡尔语中长（首长的长）一词是因袭契丹语，兔、乌鸦与契丹语相同，马、山羊、蛇、狗等词源于契丹语，仲、冬、族等词的发音达斡尔语与契丹语相同或相近。他据此得出结论：像‘马’、‘山羊’、‘狗’、‘兔’等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最常用的语词，很难用借词来解释，它必然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达斡尔族是元灭金之后，由留居当地的契丹人逐步发展起来的。
　　其次，是云南部分地区的本人群体。
　　云南的契丹后裔分布在保山、临沧两市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自治州，他们自称为本人，共约15万人，其中保山市的施甸县是契丹后裔的集中居住地，以阿、莽、蒋三姓居多。据《元史耶律秃花附忙古带传》记载，耶律忙古带在元世祖时受命征讨云南，后遥授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卒于军。耶律忙古带死在云南，其亲戚、部属也大都留在云南，一般认为云南契丹后裔就是这支契丹军队定居云南的结果。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榔村建有一座蒋氏宗祠，祠堂的正门朝东，这与辽代建筑都为东向相一致，保留着契丹族朝日的习俗。正门的两边有一副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说明阿、莽、蒋三姓都是耶律氏的后裔。这一事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DNA检测得到了证实。
　　再其次，在天津仍有在大量的契丹后裔。
　　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从辽朝以来，耶律译刘。那么耶律各庄刘姓旧户的先世，很清楚地是契丹人。（见《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另外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在西安市长安区有一个耶柿村，400多户村民中有270户、1000余人姓耶。据说，其耶姓来自耶律中的一个字，而该村村民所藏一块民国24年的牌匾上，村民署名的姓氏也确实都是耶律。据其世代相传，其祖先是辽代的一位耶律天庆王，而辽代也确实有天庆年号。至今这些人家仍保留着同姓不婚的习俗。在河北省丰南市稻地镇有一些肖姓人家，据其先辈传说，该肖姓是萧太后的后代，而稻地是萧太后种稻米的地方。现在稻地镇附近还有两个村子分别叫做大长春与小长春，据《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滦州石城县有长春行宫。长春淀旧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同书卷十一《章宗纪三》载，泰和元年（1201年）正月庚午，如长春宫春水。可见，大、小长春两村的得名确实来自金代此地的行宫长春宫或长春淀。长春淀在大定二十年之前名为大定淀，此名是否延续自辽代，至少目前还没有确切史料可证。因为金代的很多行宫都延续自辽代，因此很可能辽代此地也是一处行宫所在，而为金代所沿用。
　　在现实社会中，找到曾在历史的沙漠中迷失的其他民族兄弟，是一个大家庭兴旺的征兆，是值得庆幸的事。断掉的历史连上了，失联的兄弟找到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力挺广大科学家文、史工作者继续寻找那些所谓灭绝的民族，并取得重大进展。
　　心动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