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隋炀帝对东都的疑惑

　　隋炀帝有没有迁都，东都洛阳是不是陪都，他的地位如何？在《隋书》中已经表明了。让我们翻开史书寻找东都蛛丝马迹。隋书对于洛阳的营建改名有详细的记载：
　　《隋书帝纪卷三》大业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萧氏为皇后。改豫州为溱州，洛州为豫州。
　　隋炀帝在登基之初只是把洛州改为豫州，并没有提到迁都是事宜。
　　《隋书帝纪卷三》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
　　直到三月十七日份才下令宇文恺修建东京，并且迁徙豫州城下的居民来充实那里。也没有提到迁都事宜。
　　《隋书帝纪卷三》戊申，诏曰：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谠言，徒繁词翰，而乡校之内，阙尔无闻。恇然夕惕，用忘兴寝。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
　　十八日隋炀帝下诏书大意是说：官员不称职，如为邀功请赏而请求考查，搞个假优秀，并无真实的政绩，纲纪就乱了，冤屈就无法伸了。关河阻隔，真实情况无法传到京师，所以我建立东京，以便亲自处理。这里的京师是大兴城，东京就是洛阳。这段话也说明了修建东京的目的，是为了处理政事。也没有说迁都，只是说修建东京的目的。
　　《隋书帝纪卷三》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赐监督者各有差。
　　大业二年（606）春正月初六，东京建成，按等级赏赐监督营建的官员。没有提到迁都事宜。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五年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癸未，诏天下均田。戊子，上自东都还京师。
　　大业五年（609）正月初八，改东京为东都。二十日，皇上从东都回京城。这里用了还字。说白了就是皇帝回家了。说明在大业五年的时候，京城还是大兴城。
　　十一月丙子，车驾幸东都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
　　十一月十五日，皇上车驾莅临东都。这里用了幸字。后续涿郡也是一个幸字。而不是还。从侧面也反映了此时的东都只是东都。
　　冬十月丁卯，上至东都。己丑，还京师。
　　冬十月初三，皇上到了东都。二十五日，返回京城。大业十年时候京师还是大兴城。
　　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
　　大业十三年，李渊到了京师大兴城。遥尊皇上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年号为义宁。此时的京师还是大兴城。
　　而《明史》关于迁都北京有详细的记载。
　　《明史本纪卷七》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奉安五庙神主于太庙。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明史地理志》永乐元年正月建北京於顺天府，称为行在。二月罢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行部；罢北平都指挥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十九年正月改北京为京师。
　　明史中明确记载明成祖永乐十九年在北京奉安太庙祭祀天地。改北京为京师。这是明确记载了明成祖是迁都北京，明成祖之后的皇帝陵墓也都修建在北京。北京为成祖之后大明王朝的都城。
　　两者相对比一下，明确看出明成祖迁都北京。隋炀帝只是修建东都，整个隋朝的都城一直是大兴城，并没有迁都。
　　那么隋炀帝是不是虽然没有迁都洛阳，但是在洛阳处理政事，也就是说洛阳是不是陪都存在。我们看一下隋炀帝的轨迹。
　　大业元年八月壬寅，上御龙舟，幸江都。
　　大业二年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
　　大业三年三月辛亥，车驾还京师。丙申，车驾北巡狩。六月辛巳，猎于连谷。戊子，次榆林郡。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
　　壬寅，次太原。诏营晋阳宫。九月己未，次济源。幸御史大夫张衡宅，宴享极欢。己巳，至于东都。
　　大业四年二月乙丑车驾幸五原，夏四月丙午，以离石之汾源、临泉、雁门之秀容为楼烦郡。起汾阳宫。八月辛酉，亲祠恆岳，河北道郡守毕集。
　　大业五年戊子，上自东都还京师。戊申，车驾至京师。三月己巳，车驾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风旧宅。夏四月己亥，大猎于陇西。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长围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长宁谷。壬午，度星岭。甲申，宴群臣于金山之上丙午，次张掖。丙辰，上御观风行殿，。九月癸未，车驾入长安。十一月丙子，车驾幸东都。
　　大业六年三月癸亥，幸江都宫。
　　大业七年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
　　大业八年三月甲午，车驾渡辽。六月己未，幸辽东。九月庚辰，上至东都。
　　大业九年三月，戊寅，幸辽东。夏四月庚午，车驾渡辽。庚午，上班师。九月甲午，车驾次上谷。丁酉，东阳人李三兒、向但子举兵作乱，众至万余。闰月己巳，幸博陵。
　　大业十年夏四月辛未，甲午，车驾次北平。秋七月癸丑，车驾次怀远镇。八月己巳，班师。庚午，右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郑荣卒。冬十月丁卯，上至东都。己丑，还京师。十一月丙申，支解斛斯政于金光门外。乙巳，有事于南郊。十二月壬申，上如东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东都。
　　大业十一年春二月己酉，幸太原，避暑汾阳宫。八月乙丑，巡北塞。壬申，车驾驰幸雁门。冬十月壬戌，上至于东都。
　　大业十二年五月壬午，上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秋七月甲子，幸江都宫
　　义宁二年三月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
　　从《隋书》记载来看隋炀帝在位期间四处巡游，直至死于江都。并没有在东都常驻，只是在洛阳停留过。不能说皇帝在洛阳停留洛阳就是隋朝的京师。古代皇帝迁都，都是要发文昭告天下，签署行政命令，而不是皇帝在这个地方住着，这个地方就成首都了，《明史》中就记载很详细。真是荒缪至极。那洛阳的地位怎么样呢？
　　大业十二年七月：江都新作龙舟成，送东都；守文述劝幸江都，帝从之。右候卫大将军酒泉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属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
　　这段话的大意是：江都新制造的龙舟完工，送到东都。宇文述劝炀帝巡游江都，右候卫大将军酒泉人赵才劝阻说：如今百姓疲惫劳苦，国库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返回京师，安抚天下百姓。炀帝勃然大怒，把赵才交司吏处治，过了十天，炀帝才平息了怒气，将赵才放出。朝中的大臣都不想让炀帝出行，但炀帝去江都之意非常坚决，没有敢于进谏的人。建节尉任宗上书极力劝谏，当天就在朝堂上被用杖打死。可见当时已经大乱，朝臣希望隋炀帝回到京师。可是隋炀帝不听劝阻执意巡幸江都。
　　帝以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
　　炀帝以诗向宫人留别：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上表劝阻江都之行，炀帝勃然大怒，先摘掉崔民象的下巴，然后将他处死。可见在隋炀帝的心里，江都的地位要高于东都。
　　所以洛阳既不是隋朝的京师，也不是陪都。洛阳的地位和江都，晋阳宫，汾阳宫等都是一样的。甚至在隋炀帝心里不如江都。不要拿一首唐诗，或者一本书上的一句话，就可以随便改历史，断章取义，随意改古代王朝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