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任公安局长谭正文，史称接管北平第一人，可佩枪出入中南海

　　1948年12月14日，在西柏坡准备接管大中城市干部培训的谭政文突然接到主席指派，让他马上带领已经挑选好的108名干部（被戏称为108位好汉）前往北平监管国民党北平市的警察局，为进一步接管北平市做准备。
　　12月17日，一行人走到河北保定时，中央和主席直接下发命令，让谭正文担任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特别强调：要将北平当成接管大城市警察局的一个样板！
　　3月25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离开居住已久的延安，直接入住到中南海。在这短暂的4个多月时间里，北平之所以稳定下来，与谭政文的紧密工作有莫大的关系。
　　当时的北平还存留大量的特务，一切工作都是慎之又慎，危险依然笼罩着北平周围。
　　在这样的情况下，组织对枪支的管理相当严格，党中央和主席进入中南海之初就明确规定初入中南海者不允许佩戴枪支。
　　不过，已经是北平公安局局长的谭政文例外，可以带枪进入中南海，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持有中南海佩枪证的公安局长。
　　对北平社会稳定和为开国大典社会治安做出重要贡献后，谭政文后来怎么样了？
　　谭政文
　　同父亲一起投奔革命
　　1910年4月26日，谭政文在湖南资兴县的一个贫困家庭中出生，父亲谭聿怀是早期的革命者，有文化、通中医，于民国初期在乡里创办一所小学，土地革命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当地的农会。
　　湘南起义后，谭聿怀加入工农红军，不幸的是，在1932年的一次反围剿中英勇牺牲，长子谭正达也早年去世，只留下妻子何美姣和儿子谭政文、谭正山、谭正士等孤儿寡母。
　　作为次子的谭政文比较坚强，9岁时就受到父亲的启蒙，以15岁的年龄于1925年从县乐成高小毕业。虽然学历不高，但比较喜欢看《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还喜欢听父亲讲《聊斋》、《包公案》等故事。
　　谭政文之父谭聿怀
　　1926年，谭政文报考并成功就读于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团。不久后，返回家乡组织农民运动，曾在苏维埃政府成立期间担任区土地委员。
　　1927年7月，经李汉庭和李玉屏的介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28年，湘南起义爆发，谭政文随着父亲一起加入红军，后进入井冈山。
　　在军队中，他曾担任连长兼党代表、师政治部秘书长、组织科长和宣传科长等重要职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随着军队一起长征。
　　早些时候，谭政文已经开始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在井冈山期间，他分别担任侦查科科长、执行部长、闽赣军区保卫局长、闽赣省保卫局长等。
　　在陕北，他被任命为西北保卫局执行部长。参加东征以后，主动给主席写信，表示想要深造，得到批准而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抗大于1937年成立后又成为第2期学员。
　　一毕业，他就留在抗大中担任训练部教育干事和教员。1938年，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兼部长，1940年成为社会部地方部长。
　　成功与暗恋对象走到一起
　　1941年，地方部被撤销，谭政文被调到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协助教学。这一期间，遇上了来自四川岳池的姜鹏（19182010年，原名张志莲），并对才华横溢的她印象深刻。
　　1938年4月，姜鹏留在西北公学任职，开始同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有工作上的联系，同作为副处长、地方部长和政治处主任的谭政文密切接触。后她被调到保卫处工作，被谭政文直接领导。
　　有一天，受到特训2班同学吕璜（后同布鲁结婚）邀请，姜鹏随她一起看望同班同学卓琳（邓小平夫人）。卓琳突然向姜鹏表示，谭政文一直对她印象不错，询问她对谭政文的感觉。姜鹏这才知道，从进入特训班学习起，作为老师的谭政文已经暗恋她许久，自己不好意思开口，让吕璜和卓琳等做媒人。
　　在姜鹏印象中，谭政文从给她们上第一课起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身材中等、瘦削精干、乌发重须和浓眉大眼，样子很英俊。此外，他的学历虽然不高，但讲话风趣，善于旁征博引，有很高深的学识，能令听课者印象深刻。
　　在保卫部工作期间，她对谭政文的了解更加深入，知道他是一个忠贞尚武、机敏好学、上进心极强、富有责任感和比较正派的一个人。经过卓琳的点拨，谭政文的一举一动都在姜鹏的脑海中浮现，让她倍感羞涩。
　　1939年9月1日，在党组织的撮合下，众人帮助谭政文和姜鹏借公款在延安南门外的一家饭馆设一桌菜，一场简单的婚礼就此完成。
　　张志莲和谭政文一家人
　　在总局中作出重要贡献，于整风运动中获得主席表扬
　　1942年6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副书记林枫抵达延安，请求延安向晋绥派遣得力干将，以加强公安工作。中央对此予以批准，让谭政文前往担任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和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
　　当时，边区的形势相当严峻，一是日军加强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二是国军阴晴不定，将消极抗日转为积极防共，让边区的日子相当艰难。
　　公安总局设在新县城关，干部们使用的脸盆其实是日军丢弃的破钢盔；吃的也没有，只是一些萝卜、土豆和黑豆，每周才有两三顿小米饭。
　　因此，谭政文一上任就迫切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吃饭问题，主要是向敌人要钱和物资；同时，他还组织民众与军队进行生产，力求质量力求自力更生中改善生活质量。
　　二是解决队伍问题，一边向分局调遣得力干部，另一边加强干部的培养。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总局的机关系统逐步完善，人员得到充实，各地区和县委的公安领导也得到一定调整。
　　在几任副局长的配合下，谭政文带领公安干部解决来自日伪特务、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和地方亲日派等问题，为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整风运动兴起后，谭政文于1943年7月初被要求回延安参加学习。
　　由于没有规范，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很混乱，运动根据康生提出的拯救失足者报道而进行，揭发、批斗和逼供等此起彼伏，人人自危。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席及时提出九条方针和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政策，让运动趋于稳定。
　　总局搬迁到河西神府王家庄后，日常工作依然由谭政文主持。当时的整风已经趋向于极端，很多干部在被揭发的过程中深受委屈。
　　为解决这一问题，他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召开民主大会，让大家彼此交流，干部们的压抑才得以发泄，工作也变得顺畅。
　　解放形势大好，康生主持土改试点，面对右倾思想，他推行了一系列极左的土改政策和干部政策，对晋绥边区造成很深刻的影响。
　　康生
　　1947年，土改工作全面进行，谭政文被任命为崞县、代县的县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团长
　　代县主要由侯维煜（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郝德青（后成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曾担任荷兰、伊朗和挪威的驻外大使）负责。
　　到达崞县后，谭政文让地主家庭出身的原市委书记刘任为副书记，在各项工作中予以照顾。
　　同时，他还把辖区内的公安人员及治安人员调遣到工作团中，让他们配合土改工作和充分发挥知情权。
　　不过一些同志想不通，不愿意调离原工作领地。崞县原先土改的时候，深受极左思想影响，许多配合工作的批斗对象对工作团并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反抗的趋势。
　　谭政文实事求是解决问题，采取针对极左思想的斗争，不过这些方式都属于当时的另类，许多工作报告都得不到分局的认可。
　　1948年3月12日，主席到晋绥视察工作期间，意外发现谭政文的工作报告，对此进行高度评价。
　　此后不久，主席加上自己的批文，在《新华日报》以报告的全篇文章刊登，呼吁土改工作要向崞县学习。
　　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主席对崞县的土改进一步表扬，并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谭政文正在批阅文件
　　接管北平国民党警察局，成为接管北平第一人
　　1947年底，石家庄成功解放后，全国解放的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
　　中央进一步部署，让中社部为接管大中城市做准备，部长李克农作出指示，由谭政文（副部长）、罗青长、甘露、刘涌负责具体工作，组织培训班。
　　经过挑选，各县团级以上的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保卫干部成为培训对象，共有108人。他们分别是来自华北局的50人、华东局28人、绥分局12人和西北局10人共100人，加上北平的党员大学生8人。由于数据特殊，所以培训班也被称为108好汉。
　　原计划是进行一年的培训期，不过解放形势发展迅速，不到三个月就提前结束。
　　党中央确定以北平为国家首都后，主席亲自点名谭政文负责首都的公安工作。因此，培训学员随着他一同进京开展新任务。
　　1948年12月，北平市委作出决定，让谭正文担任北平公安局局长，接手旧警察局，负责北平的治安工作。
　　为加强公安局的保卫力量，中央将警备团三营和四营（共有700多人）改编为公安大队，列入市公安局的编制，由张廷桢担任大队长。
　　虽然有公安大队，但谭政文依然感觉任务繁重、干部很少，很难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因此向彭真请求添加干部，彭真从别处掉级100多名来自华社部保满情报站等地的干部，工作才顺利进行。
　　1949年2月2日上午，谭政文带赵苍璧、曲日新、张廷桢和冯基平等召开一次会议，对国民党旧警察人员宣布接管北平警察局。
　　2月28日，北平公安局实现在北平市警察局的办公，接管工作顺利完成。
　　北平市警察局
　　严厉打击特务分子的破坏行动
　　平津战役后，解放全国的战争局势基本上已经确定。北平虽然没有国军，但依然遗留有大量的特务。
　　这些人中，有的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不过有的想弃暗投明，但担忧受到惩罚。
　　谭政文冷静分析情况，成功地对特务进行清理、管训和自首等工作。这一过程中，采用的是公开登记和秘密记录两种方法。对秘密自首者保密，当时的国民党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弃暗投明。
　　徐宗尧对谭政文的一心为公魅力所倾倒，表示积极立功赎罪，主动交出特务站的花名册、25本密码书和动员312名特务前往公安局登记，将2000多条枪支和7部电台都上交给公安局。
　　在公开登记的前4个月里，就有3500多名特务进行登记。此外，谭政文还特别设立管训队，对登记的特务进行审查、清理和改造。
　　徐宗尧
　　1949年底，共有6900人被处理和离职，大部分被遣返回乡，少部分留用，管训工作取得重大胜利。
　　除了和平改造以外，对特务的打击也在进行。张荫梧曾经在河北深县制造残杀八路军将士400余人的血案，令我方咬牙切齿，但国军却对其大家表扬，封为上将参谋。
　　解放后，他依然坚持与人民对立，私藏武器，欲要卷土重来。对此，李克农、彭真和叶剑英等重要领导作出批示，必须逮捕张荫梧。
　　1949年2月15日，侦讯处以叶市长约其谈话为名，成功将张荫梧逮捕，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电台。
　　此后不久，曾多次制造国共摩擦和杀害抗日军民的吴雷远也被逮捕。
　　在这一过程中，敌人特务同公安局斗智斗勇，不过最后都被团灭。胜利相当不容易，许多战士为此牺牲。
　　对北平旧警察进行改造和开辟南大门前哨阵地
　　北平公安局设立之初，主要的任职者都是外来干部，对北平的情况并不清楚。因此，针对旧警察的改造、利用他们为人民服务成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长期在北平任职，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能够让公安工作顺利进行。
　　旧警察在旧社会中，大多养成欺压百姓、好逸恶劳的坏习惯，群众并不喜欢旧警，一些接管干部也表现出同样的情绪，认为他们无药可救。
　　谭政文认真落实李克农的交代，对旧警察进行接收、使用和改造，让一些可改造的人员继续工作。
　　李克农
　　公安局积极发动群众对有劣迹的旧警察进行监督，让他们认真正视错误，在接受培训、思想觉悟教育和改造的过程中重新做人。
　　对于这一部分的工作，谭政文非常形象地描述为赶毛驴，强调不能饿死毛驴，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受新时代的好处，诚心为人民和政府工作。
　　原国民党警察局代理局长徐澍是被成功改造的对象之一，在交接工作的过程中，它完好地保存文件档案、枪支弹药和相关财物，让工作顺利完成，得到谭政文的鼓励。
　　谭政文设立业务研究组后，让他担任组长。十几年后，他对此非常感慨，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是一个对人民有罪的人，党不但没有给我处分，反而给予如此信任和重用，让我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是人民公安战线上少有的事。
　　谭政文
　　1950年春季，公安部长罗瑞卿将谭政文调往广东任职，担任广东公安厅的厅长及广州市公安局长。
　　在这期间，公安局的工作主要还是清除特务和稳定社会秩序。谭政文刚抵达广州，就让何明、汤光礼从广州的各个部队中调集人员，组成公安19师，师下共有两个大团、约9000多人。
　　这支部队对广州的稳定很有效果，当时暂时缺少师长，不过汤光礼担任副市长、何明任政委，工作如常进行。
　　此外，谭政文还兼任广州警备区的政委，负责全区警备工作。1950年3月，中央将19师改为广州公安总队。
　　工作上，谭政文采取的是两手抓。一手抓社会治安，另一手抓肃反。
　　依照工作的不同阶段及其突出的不同特点，两手工作交替进行着。在谭政文看来，各类反革命分子得不到肃清，社会稳定难以实现；反之，治安建设抓不好，肃清工作也难以进行，两者必须交替进行。
　　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防治并重，以防为主；防治并用，以治为先的治理方法，事实证明这一路线是正确的，在实践中取得许多胜利成果。
　　上半年的工作安排中，社会治安以广州为中心向广东全省辐射。4月，华南分局召开治安工作会议，落实第1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精神。
　　在谭政文的领导下，广州公安短期内就成功破获各类大案要案，粉碎敌人特务的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
　　1950年不到一年，广州公安就成功破获敌特案件1200多起，将活动于粤北、广州、韶关及港澳等地区的特务、土匪和黑帮飞轮党带头人抓获，捣毁社会隐患窝点和缴获众多赃物。
　　三三大轰炸给公安留下印象深刻和巨大压力，他们对此进行布局，对敌人来一个釜底抽薪。
　　经过叶帅的批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正式进行，处决伪侦缉处长、军统澳门站站长和港澳穗站站长，让特务机构彻底陷于瘫痪状态。
　　《南方日报》对此进行特别报道，爆料出被处决的三名军统人员都是少将级别特务，给敌人以极大的震慑，同时安抚广东地区人心，让群众从爆炸案中走出来。
　　1954年9月，谭政文被第一届人代选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1961年12月12日，他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51岁。
　　谭政文同志因病去世
　　他在我国的公安系统中地位非常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自然有很大的贡献。
　　2003年8月，由蒋巍编撰的《红色福尔摩斯》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其中特别提及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二陈事件（陈泊和陈坤被冤，陈泊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引来许多讨论。
　　不过，根据姜鹏的回忆，她经历广州初期社会治安的众多大事，对蒋巍提出的二陈事件表示怀疑，认为其中有许多与事实不符。
　　谭政文年少时期就参加革命，父亲在革命运动中意外牺牲，不过他始终跟着组织走，为新中国的到来及建设服务。
　　关于他的评论，许多史学家都认为他处理问题比较理智，坚持实事求是。有的人更是认为，他像是一位儒将，在处理敌对分子的过程中，积极改造和拉拢思想先进者，对顽固的抵抗者进行打压，可谓是两手进行。
　　而这其中，宽仁对待旧社会时期的重要任职人员是他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与土地改革时期的反左倾就可以表现出来。
　　当时他的做法受到左倾支持者的反对，晋绥日报直接将他所获得的成果埋没，没有进行报道。如果主席后来不发现这一件事，很可能反对左倾的运动就不能进行，也更没有后来著名的思想座谈会。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后来的新闻工作者才将态度放正，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去甄别问题，积极报道一些有利于社会和人民的事。二陈事件是谭政文跨不过的坎，二陈于后来被平反，相关世界也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