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天下无敌的府兵制，因何退出了历史舞台？

　　说起府兵制，相信了解唐朝历史的朋友并不陌生。
　　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古代军事制度，具体表现出的特征，可分成两种状态：
　　一是日常情况下作为农民，耕沃土地，种植作物，趁农闲时训练或生息。
　　二是一旦有军情发生，则立即转化成作战单位，能以最快速度，集体动员出一支战力不容小觑的正规军。
　　另外，与传统部队相比，府兵制还有一个极其与众不同的特点，正是参战所需的武器与马匹，均应自备。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都会很惊讶，可能会问：打仗时的武器不都是官家配发吗？怎么还有让士兵自备武器与马匹的道理？
　　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要从府兵制的诞生说起了。
　　首先咱们来明确一个时间线，即府兵制的发展脉络：
　　府兵制始于北魏立于北周固于隋朝兴于大唐。
　　一、始于北魏
　　由于北魏时期的募兵政策，是以鲜卑人为主导，即鲜卑人当兵，全家可免除赋役，因此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从军一度成为鲜卑人的主要职业，每户鲜卑人但凡有男丁者，皆会选择去当兵，一是能减轻家中赋税，二是通过从戎来实现个人价值。
　　原本军队中的汉人数量，也随之急剧减少，北魏军队制度逐渐由三国时期沿袭的耕战一体，向鲜卑为兵，汉人为农的体制过渡。
　　于此，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主要是以鲜卑人构成。
　　到了北魏后期，由于时局动荡等复杂因素，爆发了著名的六镇起义，在此过程中，一位关键人物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正是西魏时期的真正掌权者：
　　宇文泰。
　　为了能够团结国内力量，同时扩充兵员，宇文泰效仿北魏时期的鲜卑八部落，重新建立起八柱国，并以此为核心，形成由上到下的完整军事体系。
　　这种军事体系，即是最早的府兵制，也可看作是府兵制的起源，主要的权力架构为金字塔式军事系统：
　　最高一级军事领导层，为八大柱国：
　　宇文泰，元欣、于谨、赵贵、李弼、李虎、独孤信、侯莫陈崇。
　　在这八柱国之中，宇文泰则被尊为领袖，大权独揽，直接领导其他七位柱国。
　　另外还要特别补充一点，八柱国之一的元欣，是宇文泰所扶植的西魏傀儡皇族的宗亲，因此他只有名义上的柱国头衔，手中却并无实权，所以狭义上所称的柱国，实际真正领兵掌权者，只有另外的六大柱国，以及不论权力还是地位，皆高于六大柱国之上的宇文泰。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宇文泰独自一人，虽名为柱国，实际地位已超然于六大柱国之上，统率全部六军，因此真正的柱国只有六位，拜柱国大将军。
　　此乃最高军事领导层，再往下则是十二将军，因为有六位柱国大将军，每位柱国大将军麾下各设有两位大将军，所以相加在一起便是十二将军。
　　此乃第二层，再往下第三层，便是二十四开府。
　　二十四开府再往下，每一个开府，设立两个仪同，因此共四十八仪同，而每个仪同领兵人数有明确标准，即一千人。
　　（注：开府与仪同内，均设立有大都督、帅都督等军职，分别督率麾下府兵。）
　　以此类推，咱们反过来说，既然一个仪同是一千人，那也就等于一个开府，是两千人，然后是大将军，一个大将军管两个开府，即统兵四千人，那么再看掌管两位大将军的柱国大将军，则统兵八千人。
　　一个柱国大将军统兵八千，再如上文所说，八大柱国中真正统兵者只有六人，如此算下来，六大柱国所统辖的总兵力，则在四万八千人左右。
　　而这四万八千人，正是以六大柱国为核心，以宇文泰为核心中的核心，组成了西魏后期的主要军事体系，统称为：
　　府兵。
　　《后魏书》：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统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大将军统二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军，凡柱国六员，复加持节都督以统之。十六年籍民之有才力者，为府兵。
　　但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宇文泰效仿鲜卑八部落的军事体系，以此为基础，创建府兵体系，具体措施为：
　　采用鲜卑族原有部落的八部之制，作为新军编制蓝本。
　　保持鲜卑旧日氏族关系，来维持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
　　公元554年，即西魏恭帝元年，推行鲜卑氏族政策，以有功的鲜卑诸将或汉族诸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原本就用鲜卑复姓的继续沿用，改为单姓的将领则改回复姓，而改成汉姓或一直是汉姓的汉族将领，则赐其鲜卑姓。
　　我们可将这一举措，理解成为推行鲜卑氏族文化，即宇文泰认为，这样便能最大程度巩固府兵的内部体系，从上到下皆是鲜卑姓氏，甚至是血缘纽带，能更加使府兵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作战时的默契更高，且战斗力更强。
　　鲜卑拓跋部
　　实际上这种做法有利有弊：
　　利在于，战斗力的确能够提高。
　　弊则在于，间接促成了民族隔离现象的出现。
　　所谓民族隔离，说好听点儿是民族隔离，说难听点儿，就是种族隔离，无论合法与不合法，均是一种民族歧视行为，因涉及问题较为敏感，故不再展开深入叙述，望谅解，谢谢。
　　二、立于北周。
　　虽然宇文泰一手打造出府兵的军事体系，但毕竟只是一个基础，而并未实际明确府兵的具体职能，比如有外敌入侵，府兵可参战反抗，国内有起兵反叛，府兵亦可发兵平复，于是府兵常年居无定所，战乱时期频显混乱，总结来说就是，府兵虽然作为职业军人，但任务比较庞杂，无法做到明确，致使创立初期的府兵，常常无法发挥出最大效能。
　　通俗的说就是：业务虽然很广，但无法做到专精哪一行，有的时候再大的本事也显得浪费。
　　然而随着宇文泰长达二十二年的统治，在此过程中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使得府兵的地位与作用更加明确，再到他的儿子宇文觉，凭借侄子宇文护的拥戴，建立起北周，明确府兵主要职能一事被再次提上议程，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即公元574年，府兵的地位得以明确：
　　改府兵军士为侍官。
　　此举的意义在于，明确府兵作为皇帝的亲军，而不隶属于国家的军事体系。
　　皇帝对府兵，有直接的统率权，府兵直接听命于天子，做皇帝的侍从。
　　《周书武帝纪上》：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西魏也好，还是北周也罢，均受到当时最大的两个国家势力的威胁，一是西魏时期与西魏分庭抗礼的东魏，二是北周时期强大的北齐，这两个时期的两个割据势力，均对西魏与北周造成了不小的军事压力。
　　于是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战乱频发，兵员却得不到有效补充，于是受到东魏威胁的西魏，就不得已发展出府兵的体系。
　　再到北周，府兵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之前西魏的募兵方式较为繁杂，兵员素质也不统一，然而到北周，对于招募有了明确规定，即府兵的兵员主要来源于富农阶层，士兵的作战装备如弓、刀等随身武器，均需富农自备，而铠甲、槊等防具或重型武器则由官府提供。
　　《花木兰》中关于自备武器的描述
　　从这点上来看，北周时期的财政，仍旧略显紧张，不然也不会主要针对富农招兵，同时武器装备还要富农自己出资准备，这就相当于，国家没那么多钱给士兵买装备，让有钱的人来当士兵，再让他们自己买装备，如此就能为国家节省一大笔军需开支。
　　而这种情况直到北周中后期才有所改观，并与均田制相结合，逐渐出现了兵农合一的军制，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战时随军作战，常时种田耕作，且府兵不列入州县户籍，全家随同一起编入军籍。
　　这是在北周初期还没能实施的政策，而在开始实施时，也只是小范围，并未实施于全部府兵。
　　《读通鉴论卷十七》：农出粟以养兵，兵用命以卫农，固分途而各靖。
　　（注：可联系上文第一点，西魏时期的府兵，只是建立起基础体系，而并未将兵农合一的政策纳入其中，北周时期的府兵所确立的具体模式，正是兵农合一。）
　　如此可理解为，家里有一人当兵，全家都能纳入军籍吃军饷，且不再列入州县户籍，自然也就不用再交纳所属州县的赋税，而我前文所说的鲜卑人一人当兵，全家免税所造成的民族隔离现象，也凭此得以消除。
　　试想之前汉人们都在家种田，军队里的汉族士兵越来越少，鲜卑人都想着给家里免税，于是都跑去参军，这就导致军队里的汉族士兵越来越少，鲜卑士兵越来越多，但退一万步讲，鲜卑族人口数量即使再多，也不会超过汉族人口的上限，因此放宽征兵政策，不再只是鲜卑人当兵，全家跟着免除赋税，而是改成只要富农参军，全家便可免除赋税，且还是三丁取一，即每三户中选择一户各方面更为符合者参军，所以在短时间内，很多富农，不论是鲜卑富农，还是汉族富农，也都跑去争相参军，使兵员得以迅速补充，士兵的素质也进一步提高，同时让有资金基础的富农自备武器等装备，更减轻了一部分国家的经济压力。
　　但此时的府兵制度仍不稳定，虽然整体看似系统齐备，从上到下也管理明确，但大家不要忘了我刚才所说的东魏与北齐的压力，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府兵的诞生，是在特殊的动荡背景下不得已而催生的特殊军事体系。
　　西魏更不用多说，从北魏分裂而来，自始至终都跟东魏常年对抗，后来兵员紧张，宇文泰才发展出府兵的方法来扩充兵员。
　　而北周的府兵发展，更是受到北齐的压力，以及自身经济发展状态的影响，尤其从招募富农，并且需要士兵自己提供作战装备上可以看出，在府兵成立之初的北周，国家经济略有紧张，但是要养军队就得花钱，没钱打仗只好采取设立府兵的方式，以此应付兵员紧张的缺口。
　　而等到北周中后期，将府兵发展成为兵农一体，如此一来，打仗的时候不缺兵，不打仗的时候又回归到田里去种地，便可以兵卫农，以农养兵。
　　另外，因为西魏时期的民族隔离现象严重，汉族大多务农，鲜卑人则占据军队主要人数，而这种民族隔离的现象，也在北周时期逐步得到消除，一视同仁，鲜卑人和汉人皆可参军，参军便可免除赋税，不再只让鲜卑人当兵，如此自然就能达到扩充兵员的目的，后来凭借推行兵农一体的政策，北周还果真发展出一小段时期的小康局面，虽然维持很短，但毕竟也算行之有效，而且日后在征讨北齐的战争中，府兵发挥出气吞天下的士气，一举帮助北周灭掉北齐，当得天下无双。
　　然而即使府兵在北周被明确为皇帝的亲军，且听从皇帝直接命令，但要想在紧急战乱时完全动员，也绝非易事，所要面临的困难也不少：
　　一是日常情况下士兵都在劳作，即使训练不间断，可毕竟和每天都在部队中操练的士兵有所不同，从农民转化成能够上阵杀敌的士兵，需要的不仅仅是放下镰刀拿起战刀这么简单。
　　二来要想发挥出府兵作战体系的全部效能，指挥起来也有难度，除皇帝身边围绕的部分亲军外，另有一部分兵马还是需要在各地动员并集中，所以战力集中的这个过程，在当时并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与整体环境中来说，也并不轻松。
　　不过幸好，到了北周后期，开始把部分府兵制与均田制相结合，因为毕竟府兵制的一大好处是全家免除赋税，但反过来说，个人家庭被免除的赋税，又转移到了国家财政身上，那么国家财政又要承担这一部分压力。
　　所以为了能增加税收，减缓国家的财政压力，当朝者便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然而这种结合，并不是全面性的，而只是部分结合，甚至是一小部分。
　　毕竟当时府兵制的基础，还是建立在不列入州县户籍的基础上，一时间如果把所有府兵的户籍都从军籍改成州县户籍，不再把其全家纳入军籍，这种操作实施起来难度非常大，而且很有可能就会引发社会动荡，我举个很粗浅的例子，可能大家就很好理解了：
　　以前西魏的时候，当兵就不用交税，户籍从地方直接纳入军籍，吃喝都归军队管了，自然省心省钱，全家也跟着享福免税，但到了北周，国家突然说，最近国库吃紧，要不你们这些纳入军籍的士兵，还是改回各自老家的户籍吧，这样你们平常不打仗的时候去种地，国家还能增加点税收。
　　那府兵一听，当然不乐意啊，以前天天吃军饷，还不用交税，还是军人户籍，现在你说没钱了，就让我们改回去地方户籍，还得交税，那我们不干。
　　试问那么多人，谁会心甘情愿的改回去？
　　即使是封建专制的时代，皇帝一言九鼎，没人敢不从，但这可是实施一国之策，稍有不慎便会引起民意的强烈反弹，这种反弹更是统治者不愿看到的，很可能因为这一个政策，就会引起举世动荡，何况还是战乱不休，局势常年混乱的南北朝。
　　因此北周时设立的军民异籍的制度，虽然比之西魏时鲜卑为主的府兵制度要进步不少，尤其是广募汉民入伍，免其服役。一人充当府兵，全家即编入军籍，不属州县。，在一定程度上一视同仁，消除了民族隔离现象，但也为后来北周想做出体制转型迟迟转不了，而提前埋下了困难的种子。
　　所以我个人认为，北周时期，尤其是北周后期，统治者有心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相结合，但也只是一小部分的实验性举措，而并未达到全部，自然是因为北周经济陷入紧张地步，而必须要把府兵制与均田制互相结合，以此来增加国家税收，好使经济得到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属于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而非顺势为之。
　　与此同时均田制的设立，原本就是为了让农民能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使朝廷官府能直接控制自耕小农，不必被卡在中间的豪强大族剥削掉一部分赋税，能够保证赋税来源的同时，还增强中央集权。
　　然而北周统治者即使有心，可是碍于府兵制已经发展多年，且西魏后期乃至北周初期的府兵，基本都是军籍，所以一时之间想把庞大的军事体系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即从军籍改回州县户籍，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这么简单。
　　没曾想随着北周宣帝宇文赟（yn）的病死，即位的北周静帝宇文衍尚且年幼，于是在这种复杂时局下，一位在历史上名气更大的人物，登场了。
　　他正是北周时期著名的左丞相，同时也是日后结束南北朝混乱局面，再次统一中华南北的隋朝开国皇帝：
　　隋文帝杨坚。
　　三、固于隋朝。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改国号为隋，仅有二十四年国祚的北周，正式宣告灭亡。
　　众所周知，杨坚即位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正是将北周时期起到重大作用的府兵制，与均田制完整结合。
　　两种体制结合的具体措施，大概可分为两点：
　　第一，杨坚将被改成鲜卑姓的汉族府兵将领，以及其麾下所统府兵，皆恢复原本汉姓，以此来结束宇文泰在西魏时施行的汉人鲜卑化民族政策。
　　此举使府兵完全脱离了以鲜卑人为主体参军的体系，从而彻底消除了民族隔离现象，并以此为基础，大力推进多民族融合的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讲，杨坚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公元590年，即开皇十年，杨坚下诏，命府兵全部改回州县户籍，兵农从此合一。
　　《隋书高祖纪》：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
　　这也就意味着，此前将府兵纳入军籍的政策，一去不复返，府兵非战时务农，照样也作为所属州县的户籍，而上缴州县赋税，此举带来的好处，使隋朝开国时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由此，从西魏最初的府兵是职业军人，兵农分籍，再到北周的招募富农，然后是隋朝的和平时期，杨坚杨坚把府兵制和均田制完整结合，从此垦田籍帐，一与民同。
　　府兵制彻底结束了数十年居无定所的状态，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兵，与之前的皇帝亲军的地位，乃至军农异籍，全家免除赋税的政策，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但也无法否认，杨坚大力推行的改革举措，不仅在隋朝初期使农业户口大增，大力促进农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顺应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使国家和民族更加统一。
　　帮助西魏宇文泰保家卫国的府兵，发展到这一阶段，算是完成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转变，并未日后李唐的崛起，打下了当时任谁也难以预料的坚实基础。
　　四、兴于大唐。
　　唐朝初期，乃至隋末，所实行的府兵制，大抵相差不大，皆是在中央设置军府，府中士官由民间乡里选拔而出，非战时日常耕种，战时则动员召集，目的自然是为了节省国家军费开支，同时还不耽误农业生产。
　　之后在李唐争夺天下时，李世民率领的府兵便立下汗马之功，所以等到贞观时期，对府兵尤为重视的李世民，再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求将府兵的效能与职能发挥到最大。
　　李世民
　　针对这一目的，所实施的具体举措，分别为：
　　第一，改军府为折冲府。
　　鼎盛时期，贞观年间的折冲府曾多达634座。
　　而每个折冲府内，设立折冲都尉一名，左右果毅各一名，另有长史，兵曹、别将等军官职务。
　　由此可见贞观时期对于府兵的重视。
　　第二，据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于关中设立大量府兵。
　　在全大唐范围内的634座折冲府，其中有270座设立于关中地区，除去沿用北周时期所确定的皇帝亲军宿卫京城和边防府兵较为集中外，其余的府兵则分散于全国各地。
　　通过在关中地区设立多达270座折冲府，就可看出李世民对于府兵的信赖。
　　第三，征募富农未改，但调兵则需要皇帝敕书与兵部虎符。
　　前者仍旧是出于减轻国家军需开支的考虑，而后者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中央集权，即使职位再高的将领，要想调兵，若没有李世民亲手所写的敕书和兵部虎符，根本不可能。
　　而征募富农的政策虽然沿用，但却对具体细则做出了明确规定：
　　《唐律疏议擅兴》：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材力又均，先取多丁。
　　第四，等到战争结束后，所有府兵一律回到各自所在折冲府。
　　比方说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需要动员多地府兵前来作战，为了防止战争胜利后，将领握兵不还，拥兵自重的情况发生，李世民实施兵散于府，将归于朝的政策。
　　即等到战争结束，府兵则各回各府，而领兵将领也要回到朝中，如此一来便最大程度避免了将领权力过大的现象发生。
　　于是在众多大刀阔斧的改革过后，府兵的社会地位与待遇，均达到自北周创建以来的最高峰，当时的府兵在社会上享有声誉，同时贞观年间国家强盛，又恢复了可免除赋役的优厚待遇，作战有功者甚至可获封勋级，而不幸战死者的家属，更可领抚恤。
　　这种军事制度，在古代已经相当开明，而且对于士兵个人来说，从军已然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除了感叹一句府兵强盛如斯外，也足以可见李世民对于府兵制这一军事体系的厚爱与信任。
　　《新唐书兵志》：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畜材、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好像在华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总是充满了未知的变数，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说句调侃的话，因为国家太安定了，对外战争越来越少，导致府兵的作用越来越小，于是乎很多地区的军府为了能节省开支，干脆舍弃原本应给予府兵的优厚待遇，致使府兵的招募出现阻碍，而等到武则天执政后期，战事又频发，这就导致原本就出现兵员不足的府兵，又因为兵士死伤与逃亡现象的日益增多，而使得缺额难以补充，最终导致府兵的缺额达到唐朝开国以来的历史之最。
　　再加上睿宗时期腐败严重，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自贞观时期以来最为严重，进一步摧残了均田制的经济体系，而本就依附于均田制的府兵制，结果就更可想而知了
　　再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遍及大唐的折冲府，竟然已经成了一具空壳，乃至于《新唐书兵志》中如此哀叹：
　　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
　　大意就是说，要打仗的时候，朝廷找折冲府要兵，结果折冲府回话说：
　　早没兵了
　　于是宰相李林甫上书，禀奏皇帝废除折冲府，请停上下鱼书（指敕书、木契、铜鱼，系征发兵马的征物），很快，盛极一时的府兵制，只剩官吏在府，却无兵在内，彻底宣告名存实亡。
　　李林甫
　　到这一刻，存在了将近两百年，帮助西魏，北周，隋唐开疆扩土，保家卫国的府兵制，正式宣告土崩瓦解，它曾经见证了古代军事体系的巅峰，也曾经作为军事力量强大的保证，而在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怎奈时代复杂等一系列因素的团团围困，将在大唐兴盛一时的府兵制彻底摧毁，甚至就连府兵两个字，一度由兴盛的象征，而最终演变成贫贱者的代名词。
　　《新唐书兵志》：自天宝以后，彍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
　　此后，府兵制完全被募兵制所取代。
　　一个新的时代，徐徐拉开了历史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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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后魏书》：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统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大将军统二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军，凡柱国六员，复加持节都督以统之。十六年籍民之有才力者，为府兵。
　　《周书武帝纪上》：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
　　《读通鉴论卷十七》：农出粟以养兵，兵用命以卫农，固分途而各靖。
　　《隋书高祖纪》：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
　　《唐律疏议擅兴》：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材力又均，先取多丁。
　　《新唐书兵志》：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畜材、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新唐书兵志》：自天宝以后，彍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